强秦短论与败秦之战 主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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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里就《战国策》的史籍资料略作评析,顺便激活一下从不被世人关注的“强秦”印象的另一面,从如何看待和校准该国在历史上的“强、弱”变化的视角方向,来一次传统观念的调整,以便更准确地揭示对“秦统一中国”这段史学记载的深层矛盾的本质。
秦国虽然强大,但并非没有被别人打败过,这是事实。《战国策》(卷四)《义渠君之魏》是一则故事,表面上看好象是在记述一段有关贤臣向诸侯国君讲说“国”与“币”的轻重关系,实际上它为读者带出了一段深刻的哲学道理,就象当代物理学上提到的“电核力”内部可能以“强弱”互体的变易形式反映最切近宇宙真理的“惟一性”。从时代背景方面来看,公元前319年,张仪被迫离开魏国,公孙衍一举(魏国-今陕西华阴东人)代替张仪为魏相。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合纵,拉开“五国攻秦”之战。没想到军至临近秦国的函谷关,不利而还。这次有名的对秦战争没有取得胜利。由此也可以看出“商鞅变法”中所实施的“外易”之策影响亦颇深远。这次对于秦国而言的“外易”之战是上规模的,军事上着重占了“守土有责”的先机,所以以少胜多,又加上“外易”方针就其思想本质而言,它包括“象数二进制”里的“用数思维”技术,为国防兵法领域的取胜之法,一直延用到惠公时代。事实也说明,复古派对变法的破坏,并没能对军队国防领域构成更大影响。所以,使这个国小而民齐、粮丰、兵强的诸侯国家,至此经过二十余年的“战略平划”,非内陆其它等闲之国可比。这是秦国在面临“五国并伐”之际,能够转危为安的深层本质部分。 但是,“ 强秦”并非处处都比别人强,它也有被打败的时候。 秦国历史上从西戎兴起,到赢政统一全中国之前,经常面临“山东六国”的边扰和联合攻伐。所以商鞅变法把奖励耕战列入强图方略的第一方针,现在来看也是合理的。就在公元前318年的那场诸侯之战前后,也很可能与这次“五国攻秦”失败有决定关系。当时的“西戎义渠”与内陆魏国经常来往。有一次,义渠君带着礼品到魏国来朝。公孙衍就趁这个机会,劝告义渠君,要他对秦国严加防范。这时的公孙衍已是“五国约长”,要不然他可能不会这样告知西戎义渠的国君说,如中原内陆诸侯国之间太平无事,秦国就要对你们烧杀掠夺,否则,秦国将另换一副面孔,他们要趁着太平时机,派人慷慨地携带“重币”去同你们交好,这只不仅是形式上的欺诈行为,还带有腐蚀性。义渠君回答说:“知道了,你是要我看轻个人利益,以国家事业为重,不要受秦国的收买,我怎么不听从?”没过几天,义渠君便联合“五国伐秦”。这时候又出来个陈轸,他是秦国新来的谋臣。陈轸对秦王说:“义渠者,蛮夷之贤君,王不如赂之以抚其心。”秦王答道:“善”。因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乃公孙衍之所谓也。因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 (三) 张仪与公孙衍同为战国时代的高级游说之士,这些人在世事中有联合,有斗争。孙、张双方就是这样,各自站在所在国立场,一旦责任在肩,便展开激烈的“殊死竞争”。张仪被迫离魏赴任秦相之后,人们发现,秦果然以“文绣美女”贿赂义渠国君。这时候,义渠君只好集合群臣,廷议对策。义渠君说,当初公孙衍对我说的那番话兑现了,秦国对我们义渠的态度,实与中原内陆五国与秦国之间关系相处的难易好坏成反比。 wrzhwj@163.com 2006.5.29. (四) 于是,这个地处西戎之地的义渠国,他的君主站到“山东五国”一边,与秦国的友好睦邻关系日益生疏。这时候,他把秦王的贿赂当做客观上是对公孙衍提醒和警示的一种真实验证,深恨“虎狼之秦”对义渠国欲取先予,欲擒故纵,认为这是被公孙衍从魏国挤到秦国的张仪存心不良。就是这个似乎象觉醒者似的义渠君,一气之下,决定要把点颜色给威胁天下各国安全的秦王瞧瞧。于是做了一些准备之后,便选准吉日,出其不意,起兵袭秦,大败秦国劲旅锐师“于李帛之下”。《史记》记载 公孙衍于张仪死后,“入相秦”。此话在人本心理学上的含意非比一般。之前,此人身佩“五国相印”,能利用周边“蛮”、“戎”民族的国家势力,对义渠君的胜利也曾起到过重要作用。当然,这里讲的败秦之战与特定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时代环境条件有密切关联。离开特定历史背景,如果给义渠君破坏大一统的帽子,也未尝不可。因为秦统一中国乃大势所趋。要不然,你义渠君为什么没有统一中国呢?你不统一中国,那些兵荒马乱的战火硝烟,究竟要闹到哪一年呢?越闹不是越给民生添加痛苦么?这就要从具体历史的时空关系来考察事实所具有的内在本质。义渠君联合山东五国大败虎狼之秦,取得一时的相对安心。但这时的秦国尚且还是个小诸侯国,虽然进入改革图强的轨道,但统一中国的战争还没有拉开。历史和上天也并没有事先通知说,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必须要有哪一国来扛大梁,与其它国家的帮助一点关系也没有。或者说,其它国家只有束手待毙,跪在那里当好统一的奴隶,待秦始皇一到场,大家山呼万岁就行了。规律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明确昭示。所以说,义渠君联合山东五国伐秦,在受到“虎狼”威胁的情形下,那也是“六国”民心所向,还有公孙衍这样曾经身佩五国相印的诸侯国上层政治家指导帮忙,这场对秦之战的胜利,同样属于正义战争的胜利,并不构成破坏统一中国大业的先天罪错。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角度看问题的。更何况,即使是在大战之中,谁胜谁败,还不一定。那么在国力和智慧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当中到底有谁来扛大一统的旌旄?这就要看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两者的结合度。能结合得好的国家,都有责任践履天之大任。结合得不理想的国家,甚至连其码用以真正变法图强的战略准备与科学措施都没有,“三风”败坏,上下趋弱,那就很难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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