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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图新辩》中谈到：“河图数阵方位同'五星出没时节’有关系。古天文学家发现五星的出没大体上有如下规律：水星行至天之北，每年在十一月六月之夕，每月逢历一、六会日、月，每日在第一时（子时）、第六时（巳时可见；火星行至天之南，每年在二月七月之夕，每月逢二、七会日、月，每日第二时（丑时），第七时（午时）可见；木星行至天之东，每年在三月、八月之夕，每月逢三、八会日、月，每日在第三时（寅时）、第八时（未时）可见；金星行至天之酉，每年四月、九月之夕，每月逢四、九会日月，每日第四时（卯时）、第九时（申时）可见；土星行至中天位，每年在五月、十月之夕，每月逢五、十会日、月，每日第五时（辰时）、第十时（酉时）可见。若以周岁为期观五星，五星一般按木、火、土、金、水之顺次（五行此序为相生顺次），相继出现于北极天空，每星各行72天，五星行而合周天360度。” “立足于古天文观，五星经天、五星定名、地理物候、季节气象，均与十数五方位数阵相吻合。”作者同时引用了《中国医易学》中的洛书九星图。（如图）也因此有了“洛书九星方位”说。 对“洛书九方阵来源于天上'太乙下九宫’的星象”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根据。”并对古代明堂九制与洛书九宫的具体联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客观的分析。“古代明堂九室之制，不过是一种仿效'太乙下九宫’天象的宫室礼制。在春秋战国成书的《管子·幼宫》《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礼记·月令》，都明确地记载了明堂九室之制，其实质是一种天子四季轮流居住九室的礼制。 仅以明堂九室而论—先秦两汉人用其图而不明其理，就可以断定：易图绝非东周后期以下的人所制。两汉间的王莽新朝（公元9—22年），在长安（今西安）已有建成'九宫’形制的宫室。而且，据有关专家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浙江余姚）建筑遗址中就有相类似的九格形式的礼制。与同期的半坡图阵相合。因为，从以'地’法'天’来看，洛书正好是外圆内方模式。 河洛图阵历古存在，为不争事实，后学'辨伪’，轻下断语，今辨伪者早去，而图自存。” 在论述的过程中，作者发启了清代万年淳的河洛思想：“清代万年淳本来可以解开河洛数阵之迷，可惜失之交臂。万氏在蔡氏河洛图的样式上进行了改造，实现了方圆并举：河图外方内圆，洛书外圆内方（如图）。万氏之图通过互涵形式使河洛之图达到了'圆中藏方，方中藏圆’的涵境界，万氏之说显然受了历代天圆地方说和易天人地共通观的影响，从思维结果来看，事实上已经达到一种数与理相通的境界。然而，万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故未能把河洛图阵竖立成为一个天体阵—一个容纳天、地、人的天体阵。”此章作者未对这种所谓“天体阵”的思想形式和具体形态予以详细说明。 依据上面的论述，作者指出：“河洛是数八卦，是古者通过数理精心组织的八卦阵：河洛既是空间立体方位，又是平面方位；既是古者世界观认识论的浓缩反映，又是其留给后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的钥匙；从整个古易图体系来看，河洛数阵还是先天、中天、后天八卦与太极图的本源之图。” 在第二章“卦阵系统论”第二节“空前绝后的易数魔方”一文中讲道：“河图、洛书以数点排列成卦阵，犹如数之魔方，竟至几千年无人拆解得开，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历代企图破解图书者始终未能跳出《易传·说卦》提供的八卦方位，总是以此为线索，用先天方位、后天方位去套河、洛数阵，而不是立足于数阵本身的数理去穷究其根底。”这段论述带有很强的思想性，从《系辞》等古代著述中可知，河洛与八卦方位的出现并不同时，这种后天方位与河洛要表达的观点是否一致，河洛是否具有方向性等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的去探研，把前者与后者生般硬套在一起，极易使易学研究误入歧途。 作者主动摆脱了后天八卦方位对河洛的影响，创立了其河图动静立体阵说。作者认为：“河出马图，马为立姿，或四蹄踏地为静姿，或高扬前蹄为动态，故用相对静与绝对动的观点看河图，其构阵机理可识。”作者从河图的传说，提出了河图机理的猜测，以此建立了一种使河图具有动态与静态趋势的立体学说。作者在数理上对这种思考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奇数为阳（白数点），偶数为阴（黑数点），从一至十以两两差五，分成四向与居中的五方位排列数阵，即：五、十两数相差5，居中；四方八数（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两两相合相差5，再成双相对地分居四方。以数理论河图数，可图四向可以有两种定位（定上下位）之法。数一至十，两两以差数为5相合而居同一方；五、十居中位其余八数正合八卦之数，分四方而居。八卦之数，以数之序次论，一为长；以数之绝对值论，必为最。古爻卦图即先天、后天方位，均以序数之一、二定下上之位，以大数（自然数）之九，八定下之位。” 作者依据自己的理论对河图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如图原书P176）“河图八卦以序数论，取数一数二定下上之位，即数一、六居下方位而数二、七居上方位，此阵称河图下一方位数阵，这就是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河图下一数阵方位，同古代河图'五星说’'五行生成数说’ 相吻合。 河图八卦阵以大小数（自然数）论，取数九数定上下之位，即数四、九居上方位，数三、八居下方位，此阵称河图上九方位数阵。” 在此基础上把河图置入立体空间内来研究，同时把河图在立体空间的这种表现形式分为“河图乾九方位”和“河图乾一方位”并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联。 “河图上九方位以数值大小论，即按正数、负数为正，阴数、偶数为负）的数值排序分析，九、八、七、六、四、三、二、一（五、十居中不在其列）与八卦一一构成对应关系：乾九、坤八、兑七、艮六、坎四、离三、巽二、震一。这种数八卦阵的特点是：乾坤（天地）定位，乾九居上，坤八居下。河图上九方位以其数九即九阳点为乾居上方位，我们称河图乾九居上方位。（如图原书P181）”“河图下一方位以数顺序论，即按阴数、阳数的序数顺次分析，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与八卦一一构成对应关系；乾一，坤二，兑三，艮四，坎六，离七，巽八，震九。这一方位以其中数一即一阳点为乾居下，我们称河图乾一居下方位。（如图原书P182）” 在这里作者把河图在空间的存在形式看作是与八卦相匹配的两种空间布局方法，并称为“河图数示卦”讲道：“河图数示卦有两种方位：乾九方位，乾一方位。这两种卦阵，是河图空间天体方位的一'体’两'用’。乾九方位是'静’体方位—相对静止态的本体方位，即变动为静；一是在动体中视本体，如在地球上看地球，坐地日行八万里而不觉地动；二是视动体为静体，如视天体为天球。乾一方位是'动’体方位—运动态的被视体方位。第一，是从不同角度视动体，如：在火星上或在月球上看地球；第二，是从不同角度界出一定空间作为相对天体，如俯视或仰视太阳系。”（如图原书P183、184） 作者洛书流转立体阵说： “洛出龟图，龟为伏象，其象之喻意，也自有一番道理。” 言称：“洛书八方八数八卦阵，有两种卦序四种方位。洛书载于龟甲之上。以龟图论视向，有俯、仰两视，即正视与反视两种。（见图原书P185）居龟之上俯视龟甲数阵，为洛书正视方位，因俯视龟在地，故称洛书首坤卦序；居龟之下仰视龟甲数阵—举龟于上而仰视其图，为洛书反视方位，因仰视龟朝天，故称洛书首乾卦序。” “在首坤、首乾两种卦序，即龟书俯、仰视的基础上，再以数理论洛书九数八卦，可构成四种方位：首坤卦序有坤九位，坤一方位（如图原书P185）。首乾卦序有乾九方位、乾一方位（如图原书P185）” 作者对其“首坤方位”的论述是这样的：“俯视龟书图，为洛书首坤卦序。根据易卦数理论，洛书首坤卦序可以产生两种方位，即坤九方位和坤一方位（如图原书P186）。洛书数阵依阴阳序数排卦，阳数四正位卦乾一、离三、坎七、坤九，阴数四隅位卦位卦兑八、震六、巽四、艮二，形成洛书坤九方位。依阴阳大小数排卦，阳数四位卦乾九、离七、坎三、坤一、阴数四隅位卦兑二、震四、巽六、艮八，形成洛书坤一方位。”对其首乾方位的论述如下：“洛书首乾卦序同样可以产生两种方位，即乾九方位和乾一方位（如图原书P187）。因此，洛书首乾卦序同样有两种卦图：依阴阳序数排八卦，阳数四正位卦为乾一、离三、坎七、坤九，阴数四隅位卦为兑八、震六、巽四、艮二、是乾一方位。依阴阳大小数排八卦，阳数四正位卦为乾九、离七、坎三、坤一；阴数四隅位卦为兑二、震四、巽六、艮八，是乾九方位。” 作者从他个人对河图洛书的立体理解的基础上，把八卦按照数的正负，奇偶，大小等不同的数学概念同河洛的数字关系，布置在立体球面上，产生了几种卦序。从而得出：“河图、洛书数阵既是空间立体方位阵，又是物象事理画阵。这就是河洛阵用数不用卦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结论。 作者对“五星出没时节”和“明堂九制”与河洛关系说法的论述颇有见的，尤其明堂九制，出现了在哲学上“后此谬误”的错误，从一九七七年考古学对河洛数出现年代的进一步证实来看，“明堂九制”的确立很可能源于河、洛的思想体系，那么与之关联所发现的神秘现象，都属于河图和洛书思想派生出来的应用于各学科的一种普遍方式，因此用后者来证明前者的存在显然是不合适的。“五星出没时节”中对五星的命名，确认等古代论述极有可能也是遵循河、洛思想而臆造得来，从现代天文学很难证实古代这种星体的移化的说法。但我们从中可以领悟到这样一种观点：即河图和洛书来自于自然科学，而后期对自然天体的命名和推理的思想也有可能来自于人们早期对河洛认识的盲目迷信。对于来自自然科学与河洛的联系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研究，而对于早期人们认识上的盲目性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去看待，而不能盲目继承。 深研 《系辞》中有：“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句话告诉我们，在研究易学的时候形而上的被称为道，只是易学沿有的方法。形而下者被称为器，是人类运用其思想服务于实践的具体产物，在此基础上要化而裁之，使之有无穷变化，举一反三地去分析理解运用。推而行之，使这种理论在人类的实践当中能够真正经得起推敲。“道”是理论，是思路和方法。“器”是实践，是具体的操作。“变”是触类旁通的推演。“通”是我们验证真理的有效途径。只有具备了这四个方面的条件，才能符合易学的“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思想。 作者的这些研究在现代河洛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方向性，这种把河图和洛书置于立体思想中来研究，是当今易学发展的一个主流思想。这种立体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科学的，但关键是怎样“立”才是科学，才是寻求河洛之迷的最终归宿呢？正如 其他资料: 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 金景芳《易通》（1941）; 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弘扬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 胡朴安《周易古中观》（1942）; 徐世大《周易阑微》（1947）; 力图从《周易》卦爻辞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证明〈周易〉卦爻辞的文化内涵，思路开阔，引人入胜，但不乏牵附之处。 于省吾《周易新证》（1937）;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1994）; 高亨《周易古经通说》（1943）; 对《周易》的名称，性质，生产时代，卦爻辞所反映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古代风俗习惯，—一根据古文字、古文献作了考证、注释。他们既不重象数，亦不专谈义理，只在训诂释名、钩沉史事上下功夫，为后学者铺平前进道路。 ...........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 ，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 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 除一些科学家外， 已有学者专门从事。 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等，刘大约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 对象数易学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 ，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 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辩》（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图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一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 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 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 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评析，予人以深刻房启迪。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民评传》（1998）， 唐明邦《邵雍证传》（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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