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因水而兴、得水独厚的城市。
这座城，四周全被大大小小的湖泊环绕，即使在市中心，也有很多湖泊犹如明珠镶嵌其中，天赐之神奇，让她形成了城中有湖、湖中有城的独特地貌。
然而这还不够。长江东去，汉水西来，两江交汇把这座城市巧妙地分割为汉口、汉阳与武昌三镇，40多条纵横交错的河流与众多湖泊、沟渠串联，构成众水归一的向心状水系。
这就是武汉。她是江城，更是一个巨大的水城。武汉是水做的骨肉，城市从无到有，因水成陆；从小到大，因水而盛；以河口般开放的姿态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气魄，迎来送往，吐故纳新。是水，孕育了这座城市灵秀动人的气质，浸润出她雄浑大气的城市品格。
因水而兴
水勾勒出武汉的生命线，是这座城市文明的摇篮。
在“万类霜天竞自由”天地初辟的时代，武汉这片土地在数亿年漫长的地质变迁中，经历过无数次的海进海退，最终从古云梦泽的一部分上升成陆，演化出今天的地形地貌，继而开始有人类在此傍水而居，繁衍生息。
1954年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一座长埋地下的古城，在武汉市北郊涢水和滠水的交汇处被人们意外发现。这座名为“盘龙城”的商代古城，距今已有3500多年，也是武汉城市之端始。
直到明代，“武汉”之名才开始为人所知，那时还仅指武昌、汉阳二府城。今天，武汉的晴川阁内还保有明代文人姚宏谟写的《重修晴川阁记》，其中提及，“武汉之胜迹，莫得而其观游焉。”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知关于“武汉”一词最早的记载。
而汉口的形成，则要归因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从此，汉水从不稳定的多口入江，归一为龟山之北入江，汹涌奔腾的汉水如同一把剪刀，结束了汉阳与汉口浑然一体的旧貌，重绘了武汉的地图。汉口从芦苇丛生的港汊低地变成了“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得以与武昌、汉阳三足鼎立。
与水斗争
武汉三镇历史上曾是3座独立的城市，三城合而为一，让她成为上海以外又一个能冠以“大”的城市，特快列车在一市之中要停两次，全国也仅武汉一例。这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各具特色而又互相依存。汉口在北岸，它是著名的商业大镇，大的商场都在汉口；武昌是文化镇，几乎所有的大学都集中在武昌；汉阳则是工业镇，武汉最古老的工厂都在汉阳。这样的功能区划已经延续百余年，体现了武汉老一辈城市建设者的生态智慧。
在长江、汉江上的桥梁还未建成的时候，轮渡是武汉人必备的交通工具。直到现在，虽然长江上已经有了众多风格各异的大桥，过江隧道也早已贯通，轮渡仍然是武汉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种与水最为亲近的交通方式，颇有一种怀旧的情调，令人难以忘怀。轮船靠岸时的汽笛鸣响、争先恐后登船的船客、摇摆不定的栈桥以及码头上相偎而坐的情侣，依然奏响着江城人与老轮渡间的和谐乐章。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主席的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如果把我国的版图看做是一张棋盘，武汉从地理文化意义上正好占据“天元”之位。
在建城之初，武汉就因水而得运输之便，展现了其作为商贸中心、交通枢纽的风貌，并逐步发展为因水而兴、因商而兴的码头城市。在1861年汉口开埠前，武汉木船航运上通巴蜀、下达吴会，南经洞庭湖入湘、沅而至云贵、两广，西北经汉水而入陕西，已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而至开埠后，汉口“二传手”的功能立现，成为中国内陆通过上海进行对外贸易的最大中转中心，市区迅速扩展了一倍，到民国时期，从武汉关到丹水池、谌家矶，汉口长江边的洋码头已达74个之多，武汉航运由内河而远达外洋至日本、欧美。
20世纪初叶，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敏锐地发现了汉口的发展潜力，派荣德生的长婿李国伟等人在这里开办了福新面粉五厂和申新纺纱四厂(简称“申四福五”)。申四福五全盛时期，解决了半个中国的吃穿问题。近代工业的大发展加之“货到汉口活”的声誉，使汉口在辛亥革命前的10年里，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到全国的10％，“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与景德镇、佛山镇、朱仙镇并称“中国四大名镇”。那时候，汉口是洋人眼中的“东方芝加哥”，成为比肩上海的大都会。
武汉三镇皆由水自然流转而形成。江水、湖水养育了武汉人，与长江的深厚渊源，孕育了雄霸八百年的楚文化，更为武汉的发展注入勃勃生机。
武汉“百湖之市”美誉并非浪得虚名，武汉市区内比西湖大的湖泊有十来个，而我国最大的城中湖——武汉东湖，其水域面积是西湖的6倍。而武汉的水域面积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1/4。正因如此，武汉人生来不觉得水有什么可怕。著名作家方方说，江河湖泊对武汉人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武汉人的性格也有点像水流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而散漫。
武汉人对水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这仿佛根本不需要说。武汉得水独优，令世人称羡。但是祸福相依，武汉最大的创痛也来自水。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历来饱受水患之苦。在洪水季节，三镇恰似一座汪洋中的孤岛，全赖四周大堤的屏障护卫，因此，武汉人乃以“命堤”相称。明代270多年中，武汉地区大小水灾83起，清代260多年也发生水灾107起。每次大水入城，“水及门楣，舟触市瓦”。而生活在这样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形成了达观乐天的人生观。
武汉人的苦中作乐，缘于经年已久的外战江洪、内战湖涝的斗争经验。武汉的历史就是人与水斗争的历史，是人进水退的历史。这场斗争到现在仍没有结束。与水争地，在水中筑土为墩，遇水架桥，因洪筑堤，于是，武汉以“墩”、“桥”、“堤”命名的街道和地名比比皆是。在世世代代与洪水搏斗的艰辛历程中，武汉三镇修筑了一道道堤防。但是再坚固的堤防，似乎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抵挡住洪水的进攻。
武汉人爱水，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武汉更是离不开水。武汉的水资源十分丰沛，但在“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心态下，在无节制地索取、不心疼地浪费下，“拥江抱湖”的武汉居然开始喊“渴”。这个武汉发展的生命本源——水，开始在武汉人自己手中衰减。
“一面湖泊是城市的一双秀目，一窝笑靥，一只美脐。”武汉籍作家刘醒龙曾如此抒发对湖的眷顾。现实却是，曾经碧波荡漾的水面一片一片遭到蚕食，变成繁华的街市、宽阔的马路和成群的楼宇，这些湖泊的命运就像一面面镜子，映射出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后生态“天平”开始倾斜。
武汉的水资源虽然丰富，但主客水相差悬殊，过境水量占水资源总量的99.5％。几十年来，长江上游大大小小的水坝，使武汉的来水量持续减少。而上世纪50年代的围湖造田、筑坝拦汊，及近10年来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开发，城区湖面在推土机和建筑打夯机的轰鸣中消亡，市郊湖泊历经填湖造田后又被垃圾包围。
解放初期就被称为“特大城市”的武汉，人口已突破千万，并至今还在不断扩张她的版图。《武汉地理信息蓝皮书》披露，截至2006年年底，武汉市城市建设总面积从1986年的220余平方公里增加到455平方公里，整整扩大了一倍有余。此涨彼消之下，近10年来，武汉市中心城区湖泊面积就由原来的9万余亩减为目前的8万余亩。这其中经合法审批填湖占53.3％，非法填湖占46.7％。武汉人为之自豪的东湖，20年减少了1094亩；武昌区的晒湖，现在已变成了干涸的小泥塘，水面面积只剩0.128平方公里，而“杨汊湖”、“范湖”只留下一个抽象的名字、一个空洞的地名，更多的大小湖泊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就永远消失在岁月的河流中。《武汉通史》中提到，武汉市境内原有大小湖泊1400多个，而据最新的水资源普查统计，现在仅有大小湖泊166个，水面面积与解放初期相比减少了一半以上。人们不禁担心，长此下去，百湖之市有朝一日是否真的要成“梦里水乡”？
比之湖泊的消失，湖泊的污染更令人触目惊心。以水资源丰富闻名的武汉，竟也曾面临水质性缺水的尴尬局面。
2001年，电视上一则新闻令武汉人唏嘘不已:武汉市的主要供水源地Ⅱ类水质所占比例从1999年的89％迅速下降为2000年的60％，年下降幅度高达29％。长江、汉江武汉段各类排污口达63处，年废污水排放总量达8亿余吨。而1993年之前，偌大的武汉没有一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几百万人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全部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大量的污水排入，已远远超越了江河的自净能力。这时，武汉人终于明白，为什么每逢冬春季节汉江就会变成褐红色，为什么过去水清洌甘甜、捧之即饮的湖泊，现在却没几个能辟为天然泳池。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的这句名言用以总结武汉人与水的战争恰如其分。
人水和谐
武汉的特色在水，武汉的未来也在水。上世纪初，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任内曾下令:“严禁滨湖居民侵占销纳城中积水的官湖在沿湖地段填土造屋，命令派人丈量湖面，钉桩立碑明定界址，对任意填占的勒令拆让挖浚，还湖旧观”。
湖泊与武汉，历来休戚相关。武汉降雨量大，但在空间、时间上分配不均，80％左右都集中在夏季，这一气候特点使得洪灾、旱灾成为江城常客。此时，武汉的湖泊就如同长江、汉水的延伸:大水时，相邻的湖泊常常连成一片，大湖套小湖，母湖造子湖；枯水时则各自独立。湖泊的调蓄功能正在于此。
多年来，屡屡遭受伤害的江河湖泊从未间断示警，所幸的是，走过弯路、得到教训的“百湖之市”，早已卸去过去的莽撞，多了深思熟虑的规划。可以说，武汉水域面积之大，城市发展之快令人瞩目，然而却从没出现过类似巢湖、太湖、滇池的污染现象，武汉环保人为之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
东湖的变化印证了武汉人护水意识的觉醒。
老人说，东湖，是大自然馈赠给武汉的瑰宝。他们说:当年，湖中游鱼可数。东湖曾地处武汉的东郊，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城中湖”。城市化的发展自有代价，环湖一度出现100多个排污口，污水日夜不停地流向东湖。
上世纪50年代东湖水质为贫营养，60年代为中营养，80年代为富营养，90年代为极富营养。武汉投入巨资治污，只是治污追不上“制污”，东湖水质令人痛心地从Ⅲ类下降为劣Ⅴ类。
70年代后期，由于东湖水质恶化，死鱼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影响湖滨两个水厂的供水。1980年，武汉市政府颁发《武汉市东湖水源保护规划》，限期治理沿湖工业污水和医疗废水，严禁围湖养殖、分期建设截污工程和污水处理厂。1984年，组建治理东湖工程指挥部，开始正式向东湖的污染宣战。截至2007年，东湖边已建成3个污水处理厂，成功截走排入东湖污水的80％。
东湖水质的根本性反转，发生在近年。
2009年，人们发现东湖主湖郭郑湖出现荇菜。“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这种古已有之的水生植物，以小小的黄花和摇曳身姿，结束了东湖因污染不长水草的历史。当年，东湖整体告别劣Ⅴ类水质，最大子湖更是上升到Ⅳ类。
2009年5月4日，国家发改委批复大东湖生态水网实施方案:在4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2年内投资158.72亿元，以江、湖、港、渠组成庞大水网，将东湖、沙湖、杨春湖、严西湖、严东湖、北湖6个主要湖泊连接，通过水体生态保护与修复，改善水生态环境，构建国内独具特色的大东湖生态水网。通江连湖后，从长江引来的活水将进入水网，在循环中逐渐转化湖泊的水质，再辅以水体生态修复，整个大东湖水网的水质将得到改善。专家说，未来的大东湖，水质基本能达到Ⅲ类水平。随着“大东湖水系”、“大东湖湿地公园”工程的相继实施，东湖地区将再现南宋诗人笔下“一围烟浪六十里，几队寒鸥千百雏。野木迢迢遮去雁，渔舟点点映飞乌”的美丽画卷。
自1984年以来，东湖截污、清淤持续进行，26年来，总投入数十亿元。如今，大东湖水网，12年将投入100多亿元，其治污与生态修复的投资力度前所未有。这种力度，源自前所未有的理念:从点上治污向区域综合治理跃进，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
“挤占水的生存空间，水就会将你逼进尴尬的境地。”对于武汉人来说，认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幸而不晚。
武汉这座城市如同一本摊开着的书，长江是它的书脊，南北两岸是它的扉页，行走于纵横流动的河流湖汊间，就仿佛走在它的字里行间。一路走来，水给武汉带来兴盛、繁荣，也伴随痛苦、屈辱。骄傲又尴尬的历史、美好又苦涩的记忆，武汉人与水的关系说不清也道不明。毋庸质疑的是，今天的武汉人对水环境表露出从来没有过的重视、关注、珍惜，与水的感情得到从未有过的升华。
让江河湖泊自由地呼吸，江城之幸、百姓可期。
问道
武汉人的水天平
李松
武汉人有点不忿杭州人，杭州有西湖，武汉有东湖，东湖比西湖大得多，况且武汉还不止有一个东湖，到处是湖，湖中有城，城中有湖，湖与城连成一体，俨然是一个超级水城。西湖哪有如此气势，讨巧罢了。
武汉得过水的利，也吃过水的亏。自古人们都知道择水而居。还有一句话，人们知道却老是忘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们总是想着利用水，向水要这要那，却忽视了水也有原则，也有脾气，惹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水淹七军，水漫金山，一切回零。
武汉历朝历代屡遭水灾，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围湖造田，围湖造堰，排放污水，完全没把水当回事，任意侵占，任意欺凌。水怎会听之任之，报复自在情理之中。
自然的法则不可侵犯。人与水有着一个天平，平衡了，相安无事，你好我也好；天平倾斜了，失衡了，人与水的关系就会恶化，人得到的也会失去。这个道理原来武汉人不知道，以为人定胜天，以为靠斗什么都可以得到。越斗天平越倾斜，越斗人与水的关系越失衡，越斗水的报复就越强烈。
随着科学发展观逐渐深入人心，武汉人已经认识到了人与水的平衡关系，他们意识到对水不应只是索取和侵占，不应是对立的关系，不应是斗争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相处，应该是平衡，应该是科学合理利用。这下好了，人与水的天平又在趋向平衡。
有了水才有了武汉，武汉人的幸福生活，武汉人的未来都与水密切相连。在乎水，关切水，爱护水，武汉人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