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毛笔字《侯马盟书》 2006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再版了一本名叫《侯马盟书》的书，作者署名张颔。此书第一次出版的时间是1976年，那时署的是山西考古研究所。时隔30年以后，这部著作才物归原主，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因为张颔先生为《侯马盟书》的研究倾尽了大半生的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张颔先生，就没有《侯马盟书》的今天。翻着这本还散发着墨香的书，又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30年前晋东南那座小城——侯马。 别看这座小城不大，却历史的积淀十分雄厚。侯马古称“新田”，是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晋国都城。公元前585年，晋景公以“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将都城迁至新田，称为新绛。传位13世，历时216年。其间，晋国曾保持了100多年的“中原盟主”地位，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这里曾是宫殿林立、商贾云集的都会和政治文化中心，成为当时北方各诸侯国最为繁华的都城之一。明洪武8年（1375）在此设驿站，北接平阳府，直达幽燕，南出铁岭关，通往秦、豫、蜀、楚，为北方最大的驿站之一。因配备马匹多，过往的朝政要员多在此食宿等候，换乘马匹，故称侯马。 时间又回到1965年12月，在侯马市东郊浍河北岸的台地上，距秦村约0.5公里的侯马发电厂基建工地，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盟书，出土盟书的这片遗址被称为“盟誓遗址”，面积约3800余平方米。 考古工作者将盟誓遗址分为甲区和乙区两个部分。甲区集中在遗址西北部，分布的竖坑一般都较小，而且密集，盟书都是在这个区域里出土的。在面积约132平方米范围内，共有39个坑出土了盟书。在和盟书相伴出土埋牺牲的坑里有羊、牛、马等，只有盟书没有牺牲的坑6个。这片出土盟书的区域称为“埋书区”。乙区坑位比较分散，面积稍大，重叠情况少，埋葬的牺牲不仅有羊，还有牛、马等，唯独不见有盟书，但发现3个坑的玉币上有卜筮辞文，这个区域称为“坎牲区”。盟誓遗址已发掘的326个坑中所埋牺牲有羊177头，牛63头，马19头。所埋牺牲葬姿不一，有俯身、仰身、侧身或左右前后脚分别捆绑在一起的侧身葬，也有部分是活埋的。 出生于1920年的张颔先生，父母早逝，家境寒素，虽命运乖舛，百事艰辛，却嗜文史成癖好，苦读书为瘾性。上世纪30年代张颔在杜任之身边做干事时，开始接触社科书籍，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引用的彝器铭文引起了他的兴趣，此为他从事古文字、考古学研究的开始。 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批官方文书实物标本，也是最早使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实物证明，史料及书法价值皆高。为此，张颔先生很快写出了名曰《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的文章，此文与郭沫若的《侯马盟书试探》一文同时在1966年《文物》第二期上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之后，唐兰、陈梦家等也先后发表了探讨性文章。此项研究尚待深入，“文革”便开始了，张颔先生也受到了批判。由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干预，张颔先生于1973年又投入到了对这批盟书的查考研究中来。值得庆幸的是，当年那批盟书被装在纸箱，放在一个破庙里，躲过了文革的劫难，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张颔先生废寝忘食从事侯马盟书的研究，最终把几千件盟书残片全部辨认了出来，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的巨制——《侯马盟书》于1976年12月随之诞生。此书不仅是侯马盟书资料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盟书研究中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三者相结合的学术专著。它对盟书性质、内容及各方面的论证，成为春秋史乃至先秦研究的必读书之一。此书出版时的署名是张颔先生单位的名字，不过2006年再版时，终于物归原主，算是求得了真实，也弥补了缺憾。1979年，张颔先生又发表了《侯马盟书丛考续》一文，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这些盟书，是我国春秋晚期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时间为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共5000余件，用毛笔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一般为朱红色，也有黑色的，字体接近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内容分作5类：①宗盟类。要求与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是主盟人团结宗族内部的盟誓；②委质类。与盟人表示与旧主断绝关系，逃离他的统治，并制止其重返晋国；③纳室类。与盟人表示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④诅咒类。对某些罪行加以诅咒；⑤卜筮类。为盟誓占卜文辞的记载，不属于正式盟书。侯马盟书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及晋国历史有重要意义，在书法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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