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里头，本是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和中国千千万万个村落名一样，她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但就在她的身后，在绿油油的麦田下，却隐藏着3000多年前华夏民族的一段辉煌的历史，这段历史也被其后人遗忘了3000多年，直到50年前她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才从此跻身于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我们也由此知道，在数千年华夏史前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这里产生了最早的“中国”。 什么是“中国”？
做学问最讲究概念的准确。要讲清楚最早的“中国”是怎么来的，先要与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中国”一词的来龙去脉。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陆、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英文为CHINA；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从这个意义讲，“中国”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应当指出的是，早期国家在空间上是由若干“点”组成的，这些不同等级的聚居点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形成统治网络，现代观念中划定边境线的国界的概念，那时还不存在。最早的“中国”也仅是指在群雄竞起的过程中兴起的王国都城，以及以都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实体所处的地域，尤其是它的中心区域。其后，随着东亚大陆由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随着历代王朝政治版图的扩大，“中国”一词作为地域、文化和政治疆域概念，它的内涵也经历了不断扩大和变化的过程。同时，它的由来也逐渐不为人知，人们往往知“中国”而不知最早的“中国”在何处，它是如何崛起的，又有过怎样的辉煌。 由上述分析可知，最早的“中国”应当就是最早的王朝都城和它附近的京畿地区。在古典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尚书·梓材》是周公教导他的弟弟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的训告之词。其中“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即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的先王治理。这里的“中国”应指关中至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而《诗·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中国”则与“京师”同意。殷墟甲骨文中也有“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等带有文化本位色彩的、对本朝王都的自称，其含义应与西周时代的“中国”相当。
西周金文把最早的“中国”指向洛阳盆地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级的重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到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就有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曾祭告上天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欲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这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望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史记·周本纪》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也引用周公的话，认为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为西周王朝所青睐，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司马迁的《史记》中即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史记·封禅书》）；其后，又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代在此营建都邑。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其中，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的“中国”区域内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 开创纪元——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时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著名的“二里头文化”即由此而得名。 如果我们把视野在时空两个方面放得更远的话，就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二里头在华夏文明史上的位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满天星斗”的英雄时代
在东亚大陆，从大体平等的史前社会到阶层分化、国家形成的文明社会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被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在广袤的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跨地域的共性。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它称为“龙山时代”（约相当于公元前3000～2000年左右）。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这些小的社会组织在古文献中被称为“万邦”（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或“万国”（如《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现在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应当就是早期国家，也有的学者称其为族邦，或认为它们相当于西方学术界所指的“酋邦”（Chiefdom），换言之还到不了国家的水平。这些名实之辩作为学术问题还会持续下去，但它们已属于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却是大家都同意的。那时还没有出现跨越广大地域的强势核心文化，天下形势可以用“群雄竞起”或“满天星斗”来形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把这一风起云涌的时代形容为中国的英雄时代，那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文明时代的三大台阶：邦国、王国与帝国 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众多小的政治实体并存竞争的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也有人称为“古国时代”、“万邦”时期等等，意思大致相近，指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这一邦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实体因兼并而从多到少乃至归一，而中心王朝的统治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史载禹时万国，周初三千，春秋八百，战国七雄，至秦汉一统为帝国。与社会组织--国家的由多变少相对应，其权力中心--都邑则由小变大，有一个从中心聚落到小国之都、王国之都直至膨胀为帝国之都的过程。 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王国即早期王朝的诞生。这时的社会多个层次并存，既有地处中原的王国，也有周边的邦国（它们与王国有从属、半从属或同盟的关系，有的时服时叛。相对于中央王国，它们或可称为“方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酋邦一类“复杂社会”，甚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较邦国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王国中可能还包含着方国等政治实体，因此也可以通俗地被形容为“国上之国”。因此，包含“中央”、“中心”、“王都”、“京畿”等含意在内的“中国”的概念，也就不可能上溯到小国寡民的“邦国时代”，它应当是与最早的王朝，也即“中央王国”同时出现的。 最近，瑞典东方古物博物馆推出的以中国史前彩陶为中心的展览，名为《中国之前的中国》（China before China）。这一展名的含义是“借以展示生活在今日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远古人们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力，这是发生在中国这个国家成立或说定了名称数千年之前的事”。这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一致的。 从考古发现看，属于“邦国时代”的龙山时代，城址林立。据初步统计，在后来二里头文化兴起的黄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即达10余座，面积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随着面积逾3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都邑--二里头的崛起，各地的城址相继废毁，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应是中原地区从邦国时代迈入王国时代的真实写照。
“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时代
随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时期进入了“一体的王朝”时期。龙山时代并存共立、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断裂”现象在中原腹地的嵩山周围虽然也存在但却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王朝文化。这匹一鸣惊人的黑马的出现，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文化格局。
当然，这并不是说“满天星斗”般的多中心状况就此宣告终结，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态势。但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由于二里头文化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我们称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为“二里头时代”（目前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这里仍暂时依照考古学的惯例，用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这一时代）。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 作为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东亚大陆，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正式拥有了可以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因此可以说，二里头时代的出现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一点一面：最早“中国”的两大特质 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这一文明实体，显现出东亚大陆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两大特质。这两大特质，可以用一“点”一“面”来概括。一“点”，是指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堪称“华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形成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
“华夏第一王都”的中国之最 我们不妨先列举二里头遗址的若干重要发现，从中可以窥知它作为王朝都邑的高度发达与复杂程度，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里发现了——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 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 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 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 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 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 东亚最早的“核心文化” 与早于它的众多的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豫鲁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详后）。 鉴于上述，我们可以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而在当时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二里头文化，则成为东亚地区各族团在走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第一支遥遥领先的核心文化。 从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上看，量变的积蓄是绝对的，质变不过是人们从哲学或史学的高度进行的宏观而抽象的概括定性。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文明的演进是一段路途而不是一道门坎，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但这一演进过程也不是匀速的，还真的有一些跳跃性的节点，可以称为“突变”或“巨变”，让考古学家们精神为之一振。譬如上面谈及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众多的中国之最，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考古学家还没有在早于它的龙山时代中找到其直接的、顺畅的源头。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也给人以腾空出世、异军突起的感觉。也许，这样的关键性节点就可以叫做开创历史的新纪元吧。
由已知推未知的探索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三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丁礼，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一民族的久远记忆，却因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模糊，人们甚至怀疑这一段辉煌是否曾经有过，夏王朝与夏文化成为国人心中一个拂不去的梦。
20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这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丰富的文献典籍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开展最初的田野工作的问路石。 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最早的田野考古活动，是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其契机是循着文献记载寻找夏王朝的遗迹。由中国政府出资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始于1928年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其目的是循着文献记载与甲骨文确认商王朝的遗迹。 殷墟发掘的主持人、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即指出：“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即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学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这一预言在20年后果真应验了。 以商王朝都城殷墟为基点，循着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考古学家又继续探索商王朝前期乃至夏王朝的遗迹。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郑州发现了早于殷墟文化又与其一脉相承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即二里冈文化。至此，考古学上的商文化被上推至二里冈期。受到这一发现与研究进展的鼓舞，中国学者又制订了一项矢志追求的重要学术目标，即结合古代文献，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
徐旭生寻“夏墟”找到二里头
说来有趣，中国考古学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出于偶然的机遇，而不是按着既定的学术目的探查所得。然而，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却恰恰属于后者，它是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在踏查传说中的“夏墟”时发现的。
徐旭生先生是20世纪前半叶活跃于学界的著名古史学家，国学功底深厚，又兼有留学法国的背景，学术视野开阔。他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初版于1943年，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书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多次重印。进入50年代，为从考古学上探索夏王朝，身为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生，先把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中关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动地域的记载加以排比梳理，指出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有两个区域：“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以此为线索，1959年夏，他以70多岁的高龄率队寻找“夏墟”，踏查了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的数处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 鉴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物丰富、面积广大，且位于史籍记载的商王朝的第一座都城“西亳”所在地，徐旭生认为该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于是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年秋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进驻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其后发掘工作由后者独立承担。
徐旭生凭传世文献“摸”到二里头，其中一个最大的启示是：文献中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经过系统梳理考证的文献，可以作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益线索。
半个世纪的巨大收获
自1959年秋季以来的50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在30多个年份中进行了60余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1处以及其外围的围垣设施，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多座，其中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贵族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遗迹，获取了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遗物。
作为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学者们在夏文化的探索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也有人认为其主要遗存应属商王朝前期。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至今应是一个待解之谜。 东方“大两河流域”：农业起源的温床
东亚大陆这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又可以再划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域，即青藏高寒区、西北干旱区和东方季风区。前两区的自然环境较差，人口稀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后者又可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四个地区，其中东北地区纬度较高，气候寒冷，不可能成为农业起源的地区，文化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阻碍；华南地区气候炎热多雨，食物资源非常丰富，在史前时期没有发展农业的迫切需要，从而也影响到史前文化的发展。
在东方季风区中，华北和华中的自然条件最好。华北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多在400～500毫米左右，为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华中基本上属于长江流域，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达1000～1500毫米左右，而且水热同步，四季分明，是全球同纬度地区气候条件最好的地方。这两个地区都有漫长的冬季，食物比较匮乏，需要寻找能够长期储藏的食物资源以弥补冬季的不足。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某些可以栽培的野生谷物，华北有狗尾草和野生黍，可以培植为粟和黍；华中有普通野生稻，可以培植为栽培稻。因而这两个地区便成为旱地粟作农业和水田稻作农业起源的大温床。这两大农耕区的分界，大致在秦岭与淮河一线，延续至今。在新石器时代，这里逐步形成两大农业体系，聚落众多，人口稠密，这就为日后中国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此，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把孕育出中国文明的这两大流域称为东方的“大两河流域”；而中国古代文明，实际上是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是一个比美索不达米亚要大得多的两河流域文明。
中原：重瓣花朵中的花心
由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优越，地理位置适中，又是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所以在往后的发展中总是处在领先的地位，成为东亚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而在这个核心地区之中的中原地区，又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能够博采周围各区域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从而在一定时期形成为核心之中的核心，自二里头文化开始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中心。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发生，以后又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各地史前文化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和长江这“大两河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的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
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既是一种超稳定性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就是与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
四方辐辏的交通战略要地
从水系上看，处于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有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而临近黄河主干道的洛阳至郑州一带当然属于黄河流域。这些中原城市，给人的印象都是与黄河邻近的城市，但其以南直接就是南方的大水系。指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它是连接中原与南方各地的交通孔道，中原在南北交通上处于极为重要的枢纽地位；其二，是与南方水系相关联的生态环境，和与黄土地带所代表的黄河水系的生态环境，在嵩山南北一带相交错。
再看看洛阳至郑州一带与黄河以北地域的关系。即使在整个黄河流域，洛阳至郑州一带也是屈指可数的可以安全地渡过黄河，维持安定的南北间交通的适宜之地。而且，在黄河以北，连绵的太行山脉由南至北纵向隔断华北地区，就中原与黄河以北的交通而言，有沿太行山脉东侧连接燕山南北一带的通道、沿其西侧的晋中盆地连接鄂尔多斯和内蒙古中南部的通道。中原恰好位于这两大通道的南端，是两者的交汇之地。 以黄河冲积平原相隔，中原也正位于以西的关中平原和以东的海岱地区之间，是与东西双方保持紧密的交通联系的重要孔道。向东由黄河、古济水、淮河可达黄河下游；向西由黄河、涧河河谷过三门峡、函谷关可达关中甚至更西的地区。 可知，中原正处于东亚大陆东西、南北间交通中枢的位置上。如后所述，在二里头时代，带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物，在燕山南北、鄂尔多斯、甘青一带、四川成都盆地、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以及华南等地，即上述交通要道终点所在的远方都有发现。二里头文化横跨嵩山北侧的洛阳盆地与嵩山南侧的颍河、汝河流域，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社会，也整合为跨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政治实体，更将其势力扩展至黄河以北，形成东亚大陆前所未有的地域关系的中心点。
两大农业区的交汇带
另一方面，中原又是东亚大陆东西、南北生态地理条件各异的诸地域的交叉区。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是粟作农业区和稻作农业区的交汇地带。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即建立在以粟作农耕和稻作农耕为主的多元农业的基础上。
史前时期多数地域性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往往因适应单一的环境而建立在单一的农业基础之上。如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建基于稻作农业之上。有学者研究指出，这类文化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和进化的程度越深，就越容易走进进化的“死胡同”。假如环境变迁或其他原因导致其基础发生动摇，这种社会就难以找到新的发展方向，也就极有可能因其脆弱性而走向衰退甚至崩溃。二里头的崛起与飞速发展，与这种模式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旱地作物与水田作物的互补，可以使其更大程度地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因具有相对稳定的生业基础而大大增强了生命力。 两大自然和文化板块的结合部 如果您面前有一张彩色的中国地形图（参见图3-4），您会很自然地发现前述中国三个自然地理区域基本上是由三个大的色调来表现的，即青藏高寒区大体呈褐色、西北干旱区大体呈黄色，而东方季风区则大体呈绿色。其中，后二者的交界线由东北绵延斜下而至西南，划分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地理板块。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教授指出：东亚大陆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笔者在早年梳理中国史前时期瓮棺葬的材料时，也发现面向内陆的部分，瓮棺葬较多见；而面向海洋的部分瓮棺葬则极罕见。 美国学者吉德炜教授也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两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即中国西北部和中原地区的西部为一个共同体；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东部为另一个共同体。他把这两个文化共同体称为西北部文化圈和东部沿海（或东部）文化圈，认为两大文化圈之间在技术和审美的若干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并指出两个大文化共同体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从地理和文化上看，中原都处于两大板块的交汇地带。 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大陆广大地域，曾普遍使用过两种三足炊器，即实足的鼎和空足的鬲。因而曾有学者把中国古文化称为“鼎鬲文化”。鼎分布于海岱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中原地区的东部和南部；鬲则分布于整个华北西北部、中原地区的北部和西部。从宏观上看，两者的交错区域正好位于洛阳至郑州一带，这也正是东亚大陆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地。二里头文化先盛行用鼎，后亦用鬲，鼎鬲共存，暗寓着面向内陆的鬲文化和面向海洋的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高度兴盛的王朝文明正是这种碰撞和融合的产物。苏秉琦教授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 作为王朝文化之先导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地带。其后的商、周王朝时期，伴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圈的扩大，属于华北系统的鬲扩散到了长江流域和海岱地区。同时，东南系统的鼎在早期王朝时代的中原，作为陶器器类之一种走向衰退，但却作为中原王朝青铜礼器的代表性器物而得到重用，成为商、周王朝礼仪用器的核心。兴起于中原王朝的、作为青铜礼器之制造基础的陶范制作技术，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兴盛于华北文化系统的制模技术，与东南文化系统中发达的快轮技术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窥见中国文明形成的文化史的源流。
洛阳盆地：形胜甲天下的“地理王国”
洛阳盆地地处黄河中游的河南省西部，属中原腹地。从东西方向看，这里正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缘，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
该区域的地貌大体可分为山地、丘陵、平原三大类型。盆地内南北高，中间低，略呈槽形。北部为邙山黄土丘陵，中部是呈三级阶地的伊、洛河冲积平原，南部为万安山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冲积坡地。盆地呈东西狭长的椭圆形，地势自东向西倾斜，盆地内西部海拔150米左右，向东逐渐降至110余米。整个盆地的总面积逾1000平方公里。 盆地内是广袤的平原，地势平坦开阔，交通便利；气候温暖，物产丰茂。肥沃的冲积平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使之能够养活密集的人口。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显然也有利于军事防卫，盆地周围山峦相交处的交通孔道上，历代设有多处关隘要塞，号称“东有成皋轩辕之险，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因此，洛阳盆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 有学者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论述了洛阳盆地所具有的多重过渡性特征：气候方面，这里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地形方面，这里处于二级阶梯向三级阶梯的过渡带；纬度方面，这里处于中纬度向高纬度的过渡带；经济文化类型方面，这里处于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过渡带；文化传统方面，这里则是四方文化的辐辏之地。这些过渡性特征及其所具有的多重边缘效应（edge Effect），使洛阳盆地不仅具有多重的生态适宜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环境承载力，从而成为早期王朝建国立都的理想生境。 建于盆地内的都邑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周王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都分布在盆地北侧宽广的二级阶地上，显现出以盆地周边山脉为屏障，以整个盆地为“大郭”的气势。中国古代以水之北、山之南为“阳”。上述几大都邑，都位于古洛河的北岸（隋唐洛阳城虽跨河而建，但其重心仍在洛北），是为“洛阳”。而二里头遗址是其中最早的一处，因此可说是最早的洛阳。
二里头：“文化杂交”的硕果
有学者引进生态学上交会区（ecotone）和边缘效应的概念原理，指出在这样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下，中原文化区系才能从四面八方吸收各地优良文化因子与本身文化融合为一，从而产生了杂种优势文化。而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就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与四周文化所产生的杂种优势文化。这一概念颇具启发性。
读世界文明史，常常会感觉良渚文明与埃及文明何其相似：单一的经济，基本封闭的地理环境，极少的对外交往，内部封闭而高度发达的祭祀政治。有学者认为，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缺乏“文化杂交”，它很早就成为了文明进化道路上的“木乃伊”。从这一点上看，二里头文明则颇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文明，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涅槃”升华；同时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发展和政治（处理共同体内外人与人间的关系）的成熟。只有具备了这种“杂交”之利，经历冲突、磨合和阵痛，才容易达致文明的高度。 二里头的这种“杂交”融合的特征，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农耕社会与畜牧型农耕（游牧）社会的交流融合，粟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融合，建基于两大农业体系的不同信仰祭祀系统的融合，以及鼎文化与鬲文化的融合，青铜文化与玉文化的融合，等等。这些内容都将在下文中逐步展开。
绝妙的都邑选址
就都邑的选址而言，二里头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其地处洛阳盆地东部，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坐落于古伊洛河（古代伊河和洛河在二里头上游即已汇合，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应称为古伊洛河而非古洛河）北岸的微高地上。
二里头都邑创建之初，洛阳平原一带的风光也远不是今人站在当地能想象得出来的。那是一片被绿色覆盖着的大地。从那个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植物花粉和动植物遗存看，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平原上的湿地随处可见。 现在流经二里头遗址北部的洛河河段，是始于汉魏时期“堰洛通槽”的水利工程使洛河故道逐渐淤塞而改道的。遗址现存范围的东缘、南缘、西缘大体接近于原始边缘，仅其北部遭到洛河河床的切割破坏。据现有资料分析，其北缘最大可能位于现洛河河床内，估计原聚落面积应在400万平方米左右。 从微地貌上看，二里头遗址似乎地处地势低下的河流下游近旁。查《偃师县志》，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河间的“夹河”地区，历朝历代，洪涝灾害不断，按说并非理想的建都之地。到过二里头遗址的人，如果仅是参观了位于二里头村南的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驻地和宫殿区一带，也都认为它不过是坐落于平展的洛阳平原之上而已。但如果你站在遗址南面的伊洛河故道内眺望紧临河道的遗址，是可以用“仰望”来形容的。遗址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在119米左右，形成凸起的台地，以东南部和东部最高。遗址外围的海拔高度则为117～118米。据了解，整个遗址中心区的高地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年平整土地的过程中，至少被削掉1米以上，说明以前遗址的海拔高度应当更高。 前些年，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发掘时，又曾听当地的村民讲：1982年夏伊洛河流域大水，整个“夹河”地区全部被淹（据《偃师市志》记载，此次洪灾中伊、洛河出现特大洪峰，多处决堤，受灾严重），唯有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北许这四村间这片高地在水面之上。这片高地，正是考古工作者探明的二里头都邑所在地！经核实，当时的水位线在海拔118米左右，与我们确认的遗址现存边缘线基本吻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里头遗址微地貌的优越性，颇合于“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管子》）的择都原则。
二里头的今昔：聚落演变大势扫描
近年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勘查与发掘，使我们对遗址空间布局及其演变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
最早出现于二里头的，是仰韶文化晚期和随后的龙山文化早期的几个小聚落，它们仅沿古伊洛河北岸零星分布。在龙山文化聚落废毁后数百年，才有新的人群即二里头文化的秉持者（也可以把他们称为二里头人），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来此安营扎寨。在考古学家称为二里头一期的初期阶段，聚落面积就超过了100万平方米，似乎已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的出土遗物包括不少贵族用器，如白陶、象牙和绿松石制品，以及青铜工具，但由于晚期遗存对该期堆积的严重破坏，聚落的布局尚不清楚。 从第二期开始，聚落的面积已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宫殿区（约12万平方米）出现纵横交错的大路，兴建起了大型宫室建筑。宫殿区以南有围垣手工业作坊区，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可能都已开始生产贵族用奢侈品。这表明二里头都邑从二期开始进入全盛期，其城市规划的大的格局已基本完成。 至考古学家称之为第三期的二里头文化晚期，这处都邑持续兴盛，由宫殿区、铸铜作坊及围垣作坊区等构成的总体城市布局一仍其旧。同时，也有若干新的变化。首先，沿四条大路内侧修筑起了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其次，宫城内新建起了两组带有明确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殿建筑群。这一布局昭示了更为严整的宫室制度的形成。此外，铸铜作坊开始生产作为礼器的青铜容器。 所有建于第三期的宫室建筑与宫城，绿松石器作坊、铸铜作坊及其外的围垣设施，以及四条垂直相交的大路都沿用到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而且这一时期还在兴建新的大型建筑物。出土于第四期墓葬中的铜礼器在数量、种类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往。 没有证据表明二里头都邑毁于火灾或战争，但其具体的衰败原因与过程尚不得而知。这一庞大的中心城市最终在二里冈文化晚期沦为一般聚落，遗存仅见小型房址、灰坑、墓葬等，它们叠压或打破了二里头文化的宫殿基址。此后，聚落彻底废毁。 据花粉分析的结果，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的环境经历了由森林与湿地较多向干燥的草原变化的过程。这应当与伴随王都建设、人口激增而带来的人为的环境破坏有一定的关联。 至东汉时期，这里是京郊的墓地（当时的都城在二里头遗址以西的汉魏洛阳城）与居住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墓葬和其他遗迹给二里头时期的遗存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现在耸立在二里头考古队门前的高大的坟丘，就是东汉时期的一座高级贵族墓，地下尚保存有陵园建筑的基础。二里头到圪垱头村之间几个稍小的坟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平毁而彻底消失。此后，这里成了周围几个村庄的耕地。 如前所述，遗址的中心区地势最高，在一般情况下，这里也应是后代村落选址的理想地点。但在二里冈文化时期之后，这里一直未有大的聚落叠压于二里头都邑之上，直至现代。目前遗址边缘地带的三、四个村落的地势都较宫殿区低，80年代以前的二里头村和北许村都在遗址中心区所处高地的北侧，以东的圪垱头村宁可填平低地也基本上未向宫殿区发展。圪垱头村村民中流传着村西高地一带是神鬼的居处，不能侵入的说法。究其原因，应与这里在东汉一带成为大型墓地有关。后代村落因忌讳而避开了古代墓地，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得以较完整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不禁感叹二里头遗址能较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实属万幸。
人口高度集中的超大型都邑
已有学者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繁盛时期的人口进行了估算。有的学者推测当时人口有6200户以上，总人数当在3.1万人以上；也有学者推测当时人口为22500～28000人；还有学者估算二里头时代人均占地面积为148平方米/人，可推算二里头遗址当时人口约20300人。
古代人口问题极为复杂，每人所持推算标准也不尽相同，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学者以不同的方法对二里头遗址当时人口数所作推算，并无太大的差异。如是，则二里头都邑当时的人口至少应在20000人以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学者的研究成果，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人口如此高度集中于中心聚落（都邑）及近畿地区，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复杂化与国家出现的重要契机，而人口集中的程度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社会的成熟度。
都邑的复杂化与功能分区
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材料粗略地勾画出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和总体结构。
整个遗址可以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 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 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 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这一带还曾发现与制做骨器的作坊有关的遗存。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 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其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 一般居住活动区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
中心区的路网系统
无论古今中外，道路都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且常常具有区划的功能。鉴于此，考古学家往往以道路为切入点来探究古代城市遗址的布局框架。在对二里头都邑布局的探索中，我们也深切地意识到中心区主干道的意义，因此对主干道的探寻就成为田野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我们通过勘探发掘，在位于中心区的宫殿区的外围，找到了纵横交错的二里头都邑的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整洁。其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围墙的方向基本一致，东西向者约东偏北6度，南北向者约南偏东6度。这种方向定位在二里头遗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发掘的同仁们将其概括为“二里头方向”。四条大路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参加工作的同仁戏称其已达到现代公路四车道的标准。由发掘可知，这几条大道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这一道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如宫殿区与其南侧的官营作坊区即以东西向大路相隔。 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
大“十字路口”的发现
二里头都邑中心区路网的发现，说起来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
大家都知道，考古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发掘。发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野外工作中对古代遗存的直接发掘；一种则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再“发掘”，发现那些对今后的工作有益的线索。宫殿区的大路就是我们在二里头工作队以往的勘察记录中“发掘”出来的。 根据勘探记录，我队在上世纪70年代勘探发现2号宫殿基址的同时，就在其东侧探明了一条南北向大路，当时已追探出200余米，因麦田浇水而中止。20余年后，当笔者在已经发黄的记录和图纸中找到这一线索时，兴奋之情难以抑止，预感到这条大路是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 新世纪之初，我们循此线索继续追探，短短的几天里不断向南北推进，最终确认这条大路的长度接近700米，路的北端被晚期堆积打断，向南伸进村庄，实际长度要更大。这一纵贯遗址中心区的大路给宫殿区布局的探索带来了曙光。在我们钻探的过程中，有老乡告知他家的地里小麦长得不好。根据田野考古的常识，这最有可能是因为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基址，导致土壤结构异常所致。钻探结果又令我们大喜过望。阻碍地下水下渗的遗迹不是夯土建筑，而是坚实的路土，顺藤摸瓜地追探，居然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向东延伸，与宫殿区东侧的南北向大路垂直交叉，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找到了！最后，确认这条位于宫殿区北侧的大路长度达300余米。 这两条大路把早年发掘的1号、2号两座大型宫殿基址，以及钻探发现的几处规模较大的夯土建筑都围于其内，显然具有区划的作用。此后，我们乘胜追击，把探索宫殿区南侧大路的目光移到了1号宫殿基址以南，又找到了围绕宫殿区的第三条大路，以及宫殿区东南部的大“十字路口”。最后，在1号宫殿基址西墙外，确认了宫殿区西侧大路的存在。 至此，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纵横交错的井字形道路网重见天日。同时，它的初步探明也为进一步探寻宫殿区的防御设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
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都拱卫在其周围。上述种种，无处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由上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已有的研究表明，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国早期都城属于政治性城市，可以没有城墙（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城墙，城墙的有无应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但绝不能没有规划性。规划性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二里头遗址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因此可以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对二里头都邑的进一步探索中，确认了二里头遗址宫城城墙的存在。至此，一座总面积近11万平方米的宫城重见天日，这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都城中最早的宫城遗存。这一重要发现也因而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宫城围墙系用夯土版筑而成。宫城东北角保存完好，东、北城墙呈直角相交。宫城东墙上已发现门道2处。跨建于宫城南墙上的7号建筑（详后）可能是宫城正门的门塾遗迹。宫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早晚期之交，一直延用至二里头文化最末期。 此前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见于二里头遗址以东约6公里的偃师商城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宫城，则较其又提早了一个阶段。这座始建于距今约3700年以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它和它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整个都邑的核心。 有位德国学者指出，中国都城绝对理性的平面布局，与古罗马城在七座山头上延展的平面形成强烈的对比。即使在今天，来到北京的游客无论身处城中何地，总能辨明方位，分清南北，因而不难领会都城规划者的意图，那便是使生活显得稳定有序。而就目前所知，这种理念是奠基于二里头都邑的。
“想”出来的宫城
统观中国早期城市的考古学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其外围城垣的有无在东周时期以前尚未形成定制，除二里头外，晚商都城安阳殷墟、西周都城沣镐遗址都没有发现城墙。但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却不应是开放的，一般都带有防御设施，形成封闭的空间。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我们也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正是在这样的信念和工作思路下，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查发掘，我们最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
著名的二里头1号、2号基址，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位于宫殿区东部的2号宫殿一带最有可能搞清防御设施的有无。勘探结果表明，2号宫殿东墙外侧紧临大路，大路以外只见有中小型建筑基址，因此可以肯定2号东墙及其外的大路即是宫殿区的东部边界。而二者之间已不可能有墙、壕之类防御设施存在。鉴于此，当时笔者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如果宫殿区围以垣墙，那么早已发现的2号宫殿基址的东墙有可能就是宫城城墙。 在二里头遗址这样持续兴盛数百年且遭后世严重破坏的大聚落上，用洛阳铲进行的钻孔勘探仅能提供些微线索，而无法摸清地下遗存的详细情况。对上述推断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先揭开2号基址东北角，看看2米宽的宫殿东墙夯土是否继续向北延伸。 2003年春季，正当肆虐全国的“非典”来临之际，发掘工作按这一思路开始实施。当在新揭露的探方中，与2号宫殿东墙完全一致的条状夯土果真象上述推想那样向北笔直地延伸时，你可以想见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暗喜。为什么只能暗喜呢？因为这还不能排除它是2号基址以北又一处院落的围墙。那就要看它在2号宫殿东南角以外是否也向南延伸。于是笔者又安排揭开2号基址东南角及其以南区域。当得知同样是2米宽的夯土墙继续向南延伸的时候，欣喜之情才溢于言表。于是我们又向北向南一路追探，并开探沟解剖加以确认。 此后，我们又乘胜追击，一举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至此，这座中国最早的宫城被揭露了出来。 由是想起早年苏秉琦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谈到的一句话。记得苏先生话的大意是：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这让专攻考古学的笔者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的想法是这好像有点“唯心”，在以实证为特征的考古学研究中尤其讲不通。在经历了多年的考古实践后，笔者逐渐意识到了这句话的份量和真谛之所在。机遇属于有准备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宫城，不是我们幸运地碰上的，而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
中轴线规划的宫室建筑群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探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存在着数十座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其中，在晚期宫城内已确认了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纵向分布，都有明确的中轴线。这里，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为西路建筑群和东路建筑群。坐落于宫城西南部的1号宫殿基址，与位于其南大门正前方的7号建筑（可能为宫城正门门塾），共享同一中轴线，构成宫城西路建筑群。坐落于宫城东部的2号宫殿基址，与位于其南大门正前方的4号基址，以及增筑于二里头文化末期、位于其北的6号基址，构成宫城东路建筑群。这两组南北有序排列的宫殿建筑群的绵延长度都近200米。
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吕氏春秋·慎势篇》中有古代国家“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说法。看来，这一理念，伴随着最早的“中国”王朝的崛起，在二里头时代已经出现。 在已发掘的10座大中型建筑中，1号宫殿基址是面积最大的一座。 它是宫城西路建筑群的核心建筑，使用时间基本和宫城相始终，也是二里头文化晚期。这是一座建立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复合建筑。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和围墙、宽阔的庭院和正门门塾等单元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谨严，主次分明。 如果你对10000平方米这个数据还没有一个形象的概念，那么可以把它和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比较一下。国际标准足球场地的长度是105米，宽度为68米，总面积才7140平方米！当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凸现于东亚大陆的地平线上，它的出现背景和象征意义，是可以想见的。 1号宫殿基址主体殿堂位于台基北部正中，凸出于台基面之上，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900平方米。殿堂坐北朝南，这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惯常的格局。它应当出于实际功用和象征意义两方面的原因。这样可以使建筑物最大程度地暴露在北半球明亮、温暖的阳光下。统治者面朝南方接受臣民的觐见，正符合孔子把有道之君比作北极星的政治理念（《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主殿南距大门约70米，堂前是平整宽阔的庭院，面积约5000平方米左右，可以容纳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从院内向矗立在高高的台基上的主殿望去，想必会生发出一种敬畏的感觉。这样的设计，让人想到萧何为汉高祖刘邦建造未央宫时的思路，其理念是“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 1号宫殿正门在南庑的中部，对应主体殿堂。门址上残存的建筑遗迹有柱础和墙基，纵贯建筑有3条门道，宽约2.5～3米，门道上发现有安门的遗迹。门道外的路面向南倾斜延伸。3条门道将该建筑分为4部分，每部分各应有房间，古代称“塾”，即现在所谓“门房”。 宫殿外围是廊庑与围墙。其中北、东、南三面廊庑都有内、外廊，中间以木骨墙相隔，墙内外各有成排的廊柱，形成宽约3米的廊道。西庑则只有内廊而无外廊，廊道宽约6米。廊柱间距均为3米余。四周廊庑都可复原为两面坡的带顶回廊。 一般认为，1号宫殿应是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发布政令的礼仪性建筑，但究竟属宗庙还是“朝堂”，抑或别的重要建筑，则众说纷纭。用主殿、门塾和廊庑构成一个封闭的四合院，主体殿堂坐北朝南，前临广庭的格局，为此后中国历代宫室建筑所承继。其建筑规制在中国文明史和中国建筑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规模浩大的“凝聚力工程”
整个1号宫殿台基夯筑质量极佳，用工量巨大。其建造程序是：先整治地基，挖掉台基下面的灰土和虚土，直至原生土，等于是挖了一个10000多平方米的大坑，有的地方深度达3米以上；然后将所有低洼地块用成捆的木棍逐层（每层仅厚约5～8厘米）填土夯实，平整地面；最后夯筑出高出地面的台基。
有学者推测，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1号宫殿基址，其夯土的土方总量达2万立方米以上。仅就夯筑这一项计算，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的话，就需要20万个劳动日。也就是说，如果每天安排1000个劳力，也要200天才能完成。它的建筑工程应包括从设计、测量到下挖基槽、取土、运土、人工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再加上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其所需劳动日当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这标志着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复杂化，是构成国家的重要条件。 1号宫殿的基础处理工程规模如此浩大、如此注重建筑质量，令人叹为观止。那么，如从建筑力学的角度考虑，花费这样的工夫，是否有其实际的需要呢？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一位建筑考古学家，他的回答是：1号宫殿的主体殿堂不过是“茅茨土阶”，用句通俗点的话讲就是几间木骨泥墙加茅草顶的大屋，大部分是露天的庭院，如果仅为保证建筑的稳固，是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如此气力来处理地基的。这样一个兴师动众的大工程居然没有其实际上的必要性，那么，它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机制如何就是颇为发人深省的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它应当是一个国家级的“形象工程”和“凝聚力工程”。
宏伟的宫城南大门
前已述及，在1号宫殿和2号宫殿南大门的正前方，各有一座同时期的建筑，组成两组拥有共同中轴线的建筑群。
其中7号基址位于宫城南墙之上，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正前方，二者相距30余米。它与1号宫殿的主殿、南大门共享同一中轴线，构成宫城西路建筑群。有的学者推测它应是宫城南门的门塾遗迹，而且最有可能是宫城正门，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
东路建筑群：宗庙与祭祖场所？
东路建筑群的核心建筑2号宫殿，位于宫城东部偏北，它依托宫城东墙而建。使用时间与宫城和1号宫殿大体同时。
主体殿堂位于2号宫殿庭院的北部正中，殿堂基址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3米，较当时庭院地面略高。其上残留有木骨墙和廊柱柱础遗迹，可复原为面阔3间、四周有回廊的木构建筑。殿堂前有供上下出入用的台阶或坡道。殿旁有两个较大的烧土坑，可能与“燎祭”（用火烧燎牺牲、贡品的祭祀行为）或“庭燎”（燃柴照明）有关。主殿前庭院的面积近2000平方米。 庭院内发现有两处地下排水设施。一处位于庭院东北部，由11节陶水管连接而成，安装在预先挖好的沟槽内。另一处位于庭院的东南部，是一条用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沟。 宫殿正门在南庑偏东处。根据其遗迹现象可复原为面阔3间、带有回廊、四坡屋顶的建筑。门道从中间穿堂而过，发现有用于安门的柱坑和柱础石。两侧的房间大概为门卫的值班室。 东、西墙内均有成排的廊柱，形成面向庭院的内廊。南庑则由中间木骨墙及内、外廊组成，可复原为中间起脊的两面坡式的屋顶。廊道宽3米左右。 2号宫殿规模虽不足1号宫殿的一半，但布局方正规整，注重对称，功能上或与1号宫殿有所不同，学者一般认为它应属宗庙建筑。它与1号宫殿同为二里头都邑宫室建筑的典型代表。 4号基址位于宫城东部、2号宫殿正前方。该基址可复原为一座由主殿、东西庑及庭院组成、宽逾50米的大型建筑。主殿建在夯土台基上面，东西长36米余，南北宽约12～13米，面积达460多平方米。台基南北两侧边缘各发现一排共13个柱础，基本上南北对应。其中南排为单柱，北排为双柱，后者可能是夯土木骨墙的墙柱。在台基北侧中部还发现有向北倾斜的土筑踏步遗迹。东庑建于主殿台基和宫城东墙之间。已知长度20余米，仍向南延伸。已发现呈曲尺状的木骨墙墙槽和其内的若干柱础，可复原为北面和东面筑墙、带有内廊的有顶建筑。 4号基址，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专为举行某些特殊祭祖典礼的场所。 最近，我们又在2号宫殿以北，发现了布局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另一座大型庭院式建筑--6号基址。这座建筑由北殿、西庑和东、南围墙及庭院组成。它增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与２号宫殿一样，它也是依托宫城东墙建成的。
宫室建筑的“营造法式”
当我们比较上述5个大的夯土建筑台基即1号基址主殿和南门，2号、4号基址主殿，以及7号基址的尺寸，就会发现它们有大体相近的长宽比例，柱子的间距也都在3～4米之间。这是否暗示着当时的宫室建筑工程，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国现存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建筑学著作）中所描述的、明确的营造规制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二里头文化晚期大型建筑基本数据比较（长度单位：米） 建筑编号 长×宽 面积 单排柱础数 1号基址主殿 30.4×11.4 358平方米 9 1号基址南门 28×13 364平方米 8 7号基址（宫城南门？） 31.5×(10.5～11) 339平方米 8（？） 2号基址主殿 (32.6～32.75)×(12.4～12.75) 412平方米 10 4号基址主殿 36.4×(12.6～13.1) 468平方米 13 其中，4号宫殿主殿台基的面积和柱础数均大于或多于其他建筑，建筑气势恢宏，暗示着该建筑的重要性。 ６号宫殿与２号宫殿东西跨度相近，方向相同，二者西庑柱础成南北一线，同属东路建筑群。但它的结构不具有中轴对称的特征，是二里头遗址宫室建筑的又一类型。
早期宫室的冰山一角
上面我们介绍的，都是和宫城大体同时，兴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宫室建筑。那么，它们是二里头遗址最早的宫室建筑吗？不是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2号宫殿基址的发掘中，就发现了压在它下面的更早的大面积的夯土遗存。近年，我们循着这一线索又加以勘查，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存在。
现已查明，在宫殿区东部，宫城城墙兴建之前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就已存在大规模的建筑群。已进行了考古工作的3号基址长150米以上，宽50米左右，该宫殿至少由3进院落组成，已发掘的各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中院和南院内发现有成组的贵族墓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 贵族墓呈东西向成排分布。墓室均为南北向竖穴，多数铺撒朱砂，使用木棺，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瓷器、绿松石器、陶器和成组蚌饰、海贝等。成组高规格贵族墓埋葬于宫殿院内的现象，对究明这一建筑的性质和二里头文化的葬俗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该基址被2号、4号基址所叠压，不能全面揭露发掘，因此难以知其全貌。它早于1号、2号宫殿，但结构却相对复杂，规模庞大，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大型建筑。这座基址可能也属于宗庙类建筑。 在3号基址以西，还有一座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建筑。目前已在其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基础槽遗迹，但其主体部分尚未全面揭露。3号和5号基址之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东西并列。通道的路土下发现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
“朝廷”与“礼制”的形成
如前所述，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古代中国，“祭”、“政”不分，或者可以说是祭政一体。这样的王权体制在古代东亚是长期存在的。它的规范就是“礼”。“礼”字本来写作“禮”，表示用“醴（酒）”来举行仪式。依《周礼·大宗伯》的记载，礼仪分为吉礼（与祭祀有关之礼）、凶礼（与丧葬有关的礼）、宾礼（与王和贵族会面有关的礼）、军（与军旅有关的礼）、嘉（与婚冠、宴会等有关的礼）五种。礼是各个族团以血缘秩序为基础，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整合出的社会规范。这种礼当然不会把庶民包括在内，也就是说，礼与贵族的社会生活相关连，用礼来建立并维系贵族社会的秩序。 从事这种礼仪的场所就是宫室。前已述及，关于二里头遗址大型宫室建筑的性质问题，众说不一。中国古代的宫室，由王侯贵族等进行日常生活的居室、从事政务和礼仪的宫殿，以及祭祀祖先的宗庙三部分组成。但由于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的出土，它们是否存在具体的功能或空间的明确划分，其布局结构的发达程度如何，目前还无法搞清楚。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是“事死如事生”，祖先亡灵所处宗庙与在世王者所处宫殿的建筑规制在早期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表明，先秦时期的宫室建筑基本上是宫庙一体，以庙为主的。宫室之前殿、朝堂也称为庙，“庙”、“宫”通用之例屡见于先秦文献。后世以“庙堂”、“廊庙”指代王臣议政的朝廷，也是宫庙一体这一先秦古制的遗痕。这时的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且也是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无论如何，二里头都邑大型宫室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是君王召集下属从事各种政务、举行各种宫廷礼仪的“朝廷”之所在。 由考古发现与礼书记载的相似性，可知西周时代成熟的礼仪制度应即起源于此。而这套在象征君王无上权威的雄伟的宫殿中，定期召集臣下以强化从属关系的仪式，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叶，正如我们在充斥于荧屏的清宫戏中所看到的那样。 要之，中国传统的宫廷礼仪，最早是显现于二里头的宫殿建筑和礼仪用器（详后）的，它的出现昭示着中国王朝的开端。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之规范的“礼制”，萌芽于龙山时代，肇始于二里头时代，在其后的商周时代得到整备，战国至西汉时期又作为儒家经典而被集成于礼书。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国教”，这套礼制也被历代王朝所继承。 http://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09_10/13/292291_1.shtml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