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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总第2022期 作者：杨博 ■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 青铜器是商周贵族墓葬中最普遍和主要的随葬器物，成为判定墓葬等级和墓主身份族群的重要标准。墓葬情境以外，王朝边域地区地方族群与华夏族群的交融互动中，铜礼器的组合、特色等器用情况不仅会反映出特定族群文化之特性，对于中原王朝势力的进退盈缩亦能起到“晴雨表”的作用。 在商周青铜文明发展进程中，学界早已明确殷、周族群在器用组合上的差异，如克商后的周人用爵、觯组合替代爵、觚组合。具体到两周青铜器，也注意到以西周中期和春秋中期为节点的两次较大变化，即列鼎制度的成形与流布等方面。而对周人青铜礼器器用的大致明晰，却有赖于42年曾国考古写就的一部“曾世家”。 墓葬是曾国考古发现的主体，由擂鼓墩曾侯乙墓上溯，义地岗—文峰塔、苏家垅、枣树林、郭家庙—曹门湾以至叶家山，墓葬及其出土的青铜器不仅为今人构建了两周700余年曾侯—曾国的时空框架，也使得我们第一次多层面地明晰了以曾国为代表的姬姓周人的青铜礼器器用制度。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墓葬随葬铜礼器按食、酒、水大类分类分置的器用区位特色，与西周早期叶家山曾侯墓地随葬铜器器用区位一脉相承。无论是叶家山M65、M2、M27、M28、M111，还是曹门湾2014ZGCM22，苏家垅M79、M88，随州汉东东路M81、M110，均可见器用区位明显按大类分置的特色。 随州枣树林墓地出土的曾侯宝夫人随仲嬭加编钟铭文、曾公 同样食、酒、水大类分置的墓葬还多见于竹园沟、琉璃河等多座西周初期典型周人墓葬。平顶山滍阳岭同样可见食、酒器大类分置的形式。叶家山曾侯与琉璃河匽侯、平顶山应侯均为姬姓周人，此种置器区位与组合方式应该说是可以代表西周初期姬姓周人贵族的器用模式的。 伴随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贵族墓葬逐渐体现出食、酒、水器分置的一致特征，如北赵晋侯墓地M93。这种发祥于姬姓周人的器用方式在西周中晚期伴随列鼎制一道，也被接受周人族群文化的其他相关族群所使用，如南阳夏晌铺姞姓噩侯墓地M16，是食器一侧、酒、水器一侧的形式，从而凝练成为区分周人与其他族群的器用标志。 周人器用方式的明晰，亦有助于对殷遗民等东方族群器用方式的判断。西周早期，这类多带有腰坑殉狗的墓葬，一般呈现出食器聚置、酒器分置的特征，若随葬有甗、罍，则常见二者相邻置用。如周原庄李村M9食器分置酒水器两端，酒器聚置，“甗罍相邻”的形式。这种器用模式是可以上溯到殷墟时期的，如“甗罍相邻”的有殷墟花园庄M54、大司空村M539、刘家庄北地M33、戚家庄东M269等。 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殷遗民特别是山东半岛到黄淮、江淮流域诸东方族群与周人列鼎的器用方式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偶数用鼎”。如三门峡虢国墓地、天马—曲村晋国墓地所见，在西周晚期周人列鼎制度明确的同时，偶数用鼎也在皖南、皖北乃至江淮到山东沿海地区的东夷、淮夷族群中得到较大范围的普及。 山东地区的偶数同形鼎主要见于东夷族群的郳国、邿国、莱国、鄅国等。山东枣庄东江郳国墓葬所出器物以同形为最常见现象，如M2同形四鼎四鬲四簠的组合。皖南地区的繁昌县城关汤家山山顶墓，六件鼎两两各为偶数用鼎。河南桐柏县月河镇左庄村羕国墓葬，特别是春秋初期的M4与M22，亦均以偶数同形鼎随葬。 据考古发现揭示的情形，两周时期以殷遗民为代表的东方族群与以姬姓周人为核心的西土集团，在青铜礼器器用上是存在一定区别的。两周时期殷、周族群对鼎、簋食器的共同重视，在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与更高层面上成为华夏族群共同体在“禹迹”地域范围内区别自身—他者的重要标准，反映华夏族群交流融合与动态发展历程。 “华夏族群”是一个大的族属或古代民族概念，由若干族群因处于邻近或共同的地域中，逐渐形成有一定共同性的文化，并在血缘上亦相互融合而形成。在这个共同体内，各族群应该仍在一定时段和地域内保存有某些自己独立的文化因素。墓葬考古发现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华大地上各族群繁衍演化、文明滋长繁荣、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进程，以及以殷、周族群为核心的古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提供了丰富翔实、无可争辩的实物证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周诸侯墓葬青铜器用与族群认同研究”（17CZS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青铜时代王朝文明的初霁2020-0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总第2022期 作者：许宏
■二里头遗址出土嵌绿松石铜牌饰 21世纪以来，我们在二里头遗址中先后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宫城、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官营围垣手工业作坊区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这些集中出现的大宗“不动产”规划有序，见证了中国青铜时代王朝文明的初现，以及绵亘近3000年的中原中心的形成。 道路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且常常具有区划功能。在对二里头都邑布局探索中，我们对主干道的探寻就成为世纪之交开始的田野工作的重中之重。 根据以往勘探发掘记录，曾在宫殿区东部发现一条南北向大道。循此线索进行勘探，确认这条大道长度接近700米，最新勘探结果表明，其长度已逾千米。宽一般为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我们又在宫殿区北部发现一条东西向大道，长度达300余米，其向东延伸，与宫殿区东侧南北向大道垂直相交。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 这两条大道，成为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它们把2号宫殿基址，以及之前发现的30余处夯土遗存中规模较大的5处围于其内，显然这两条大道具有区划作用。规模最大的1号宫殿基址也应在宫殿区范围内。于是，我们把探索宫殿区南侧大道的目光移到1号宫殿基址以南，又找到围绕宫殿区的第三条大道，以及宫殿区东南部的大十字路口。又在1号宫殿基址西墙外，确认了宫殿区西侧大道的存在。至此，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重见天日，其布局具有极强的规划性。 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应有圈围设施存在。已发掘的2号宫殿基址东墙外侧紧临大道，大道以外只见有中小型夯土基址，可以肯定这一带是宫殿区的东部边界。而二者之间已不可能有墙、壕之类圈围防御设施存在。合理推测是，如宫殿区围以垣墙，那么2号宫殿基址东墙有可能就是宫城城墙。 循此线索，我们确认了2号宫殿基址东墙夯土继续向北、南笔直延伸，最终确认这道夯土墙长300余米，可以肯定属宫城城垣，而2号宫殿基址依托宫城东墙建成。我们又发现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确认宫城东墙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至此，一座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被揭示出来。这座呈纵长方形、始建于距今约3600年以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方向接近磁北，形制布局与后世宫城最为接近，面积虽仅是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却是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它和圈围起的大型宫室建筑，构成都邑的核心。 我们对宫殿区范围内大型宫室建筑布局做了系统勘探和重点发掘。最终确认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宫城内存在东西并列的两组呈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建筑基址群，绵延近200米。 宫城东部 2号宫殿基址是一座方正规矩的大四合院。2号宫殿基址正前方又发现一座殿堂基址，可推断属同一建筑组群。2号宫殿基址以北发现另一座增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大型庭院式建筑，基址总面积达2500多平方米。三座建筑基址拥有统一的建筑中轴线，应同属一个建筑群。这些建筑遗存保持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布局上讲究章法。宫城西南部发现一座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依据柱础残迹，推断其上曾有宏伟建筑。它跨建于宫城南墙之上，与1号宫殿南大门南北呼应，应为宫城南门塾遗迹。这座门塾相当于紫禁城正门——午门。这两组建筑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 此外，我们确认了这一区域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存在。已发掘的两座宫室建筑都是连体多进院落布局，与上述单体大四合院纵向排列的建筑格局迥异，其建筑结构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晚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群。 中国古代宫室建筑源头可上推到二里头大型宫室建筑群。就早期宫室建筑特征而言，密闭式院落布局反映了政治决策的隐秘和排他性，以及宗教祭祀的垄断性；中轴对称格局反映了权力中心的秩序性和威仪感，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建筑共存，反映了统治机构和管理流程的复杂化。 铸铜作坊发现于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南部、临近古伊洛河北岸高地上，目前确认的范围在1.5万平方米以上。这是中国最早的铸造青铜礼容器作坊。在二里头时代，铸铜作坊仅见于二里头都邑，青铜礼容器的生产、分配都由最高统治阶层掌管，它是王权的象征。宫城以南大路南侧先后发现了两道夯土墙，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这是围垣作坊区的北墙，其中一道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连接东墙，另一道则是二里头文化末期增筑。墙内还发现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这是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这一围垣设施为探索二里头遗址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及其社会生产结构和城市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有学者将其称为与宫城并列的“工城”，着实不为过。这一与宫城等宽的庞大作坊区，已不是一个大院落。它作为官营经济区，与居中作为政治区的宫城，以及更北的作为宗教区的祭祀遗存区，构成纵贯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大中轴线。 总之，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中国古代都城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王朝都邑，其布局开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和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考古学证实五千年文明史2020-0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总第2022期 作者：李新伟 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论述。以国家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也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识。对于“国家”的考古学标准，维尔·戈登·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影响深远。但是，中美地区诸文明没有金属，南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这提示我们，各文明应有自己的形成标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一直致力于苏秉琦倡导的“中国学派”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构建；张光直也指出，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既要关注“文明”，又要关注“中国”。因此，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符合中国考古资料特征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形成标准，二是追寻历史时期和现代多民族统一中国的雏形。 与此对应，目前达成共识的中华文明形成标准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包括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社会分层的制度化，王权、神权和军权的形成，复杂礼制的形成和高级手工业的发展等。相关考古发现主要为区域聚落等级化，出现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都邑、大型宫殿性建筑、大型仪式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墓葬和水利设施，以及玉器、精致陶器、漆器、象牙器和丝绸等表达身份和具有宗教内涵的特殊物品等。另一方面为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的形成。 距今6000—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同步进入跨越式发展的灿烂转折期。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随葬品超过百件的大型墓葬。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和随葬大量玉器的大型墓葬，其中M23号墓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所见崧泽文化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号墓随葬大量陶器和14件玉器。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也出现随葬大量陶器和猪下颌骨的高等级墓葬。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核心的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出现1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是专门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圣地”，在方圆5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高等级墓随葬玉猪龙等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各地区已经出现苏秉琦定义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这些“古国”在地域范围、聚落结构、社会组织和治理方式等方面，已具备夏商周时期“国”的基本内涵：控制了特定的自然和政治地理空间；社会上层以经济、等级化礼制、武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领导策略实施管理；社会成员形成对本区域文化、亲缘和政治管理的认同，并因此而生成归属感，家国体系初步确立。 “古国”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各类型政治构想得以广泛实践，各地区的“撞击”不断迸发新的火花，造就出更具雄心的领导者。在此形势之下，距今约5300年前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 浙江良渚遗址群为良渚政体的核心区，其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有郭城，总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内城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方量228万立方米，上有35处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国史前最早的宫殿区。遗址群中的反山和瑶山墓地发现高等级墓葬，随葬品中包括精美玉器、象牙器、精致陶器、漆木器和丝绸。其中，反山M12号墓出土600余件（套）精美玉器，包括被称作“琮王”和“钺王”的大型玉琮和玉钺。琮和璧等玉器上有达到微雕水平的神人兽面和神鸟等精细刻划图像，蕴含宇宙观和宗教信仰，表明神权的突出地位；大量随葬的玉钺和石钺反映了王权和军权的形成；陶器上出现被认为与文字起源密切相关的、复杂的刻划符号系统。 古城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整个古城系统的土石方工程总量多达1005万立方米，当时位居世界前列。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195吨，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被称作“国营”农场，反映了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和国家对农产品的掌控。古城周围玉器作坊的发现，则表明国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业的发展。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和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中国考古学界对“文明”社会发展程度的上述定义，形成了比一般“古国”更加成熟、可以称作“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表明国际学术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 中国史前社会在上述多元发展的同时，各地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踊跃参与区域间交流的社会上层应该采取了亲身远距离旅行的方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上层交流的内容包括密不示人的神秘知识，例如怎样在特定的地点观测特殊天象，如何食用特殊药品、配合特殊的肢体动作和意念导引进入萨满通神状态等，这些都需要面传身授。第二，对于社会上层来说，跋山涉水、经历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长距离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本地一般民众难以完成的英雄壮举，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我们不能低估这些社会精英们的能力和智慧，相信他们在每一次远游后，都会以某种方式记录见闻，勾画最初的“山海经”和“九州图”，展示给本地民众。“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山川形势和物产人文，必然成为高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上层的必修课，代代相传。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授，各地区自然会逐渐形成对彼此共同拥有的、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已经出现，费孝通论述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 综上所述，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充分揭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并持续发展。各地区相互交流碰撞，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从起源看中华文明的“三对特征”2020-10-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0月19日第2028期 作者：高江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相关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完全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各类专项研究也层出不穷。适时地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出发，总结、概括、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以管窥中国古史发展与演进的基因，显得愈加必要。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三对特征”值得注意。 多元与一体 在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史前时期每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区都有着各自区域内文明的演进，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呈现多样性特点。严文明先生曾提出“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同时又是一体的。随着各个区域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多元”与“一体”并不完全同时存在。关于“多元一体”，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既是“多源”的又是“一源”的。“多源”易于理解，主要指中国史前几个区域文化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各有特色，都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文化似乎分别在红山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相继衰落，其文明化的进程或夭折或中断，只有中原地区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尽管各区域先进文化因素汇集中原，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原文化这一主体。从发展脉络上看，始终有着中原地区这样一条主脉或主根，华夏文明的主体一直是在中原地区文化的基础上连续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源”中的“一源”。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多源”与“一源”是从广义和狭义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结果。 第二，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看，“多元”与“一体”是文明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是一个多元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文化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阶段，龙山时代早中期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阶段。在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中原地区的文化实力逐渐强大。龙山文化末期，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相继衰落，其文明化进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区的文明脱颖而出。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中原地区作为中国文明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二里头文明向周围地区广泛辐射。周围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从原来以自己独立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多元”走向了“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体”开始初步形成。再经商周时期，各地逐渐融入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之中。 从整体上看，中华文明形成的总体趋势是从“多元”走向“一体”。需要强调的是，“多元”与“一体”并非同时。中华文明在史前时期是无中心的多种区域文化的多元并存，各区域文化均有自己的文化特点，似乎不易断定哪个区域文化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而大约至二里头文化尤其是该文化二期时，中原地区成为当时的文明中心，“一体”真正形成，但同时又存在着文化的多元。所以，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 国家与王朝 一般而言，国家与王朝关系十分密切，在长期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人们往往将国家等同于王朝，如认为夏代国家也即夏代这个王朝。然而，就今天中国史前考古的实际情况来看，笔者以为国家与王朝是有区别的。国家是政治组织形态，而王朝是政治权力统治模式，出现王朝肯定是国家形态，但国家形成不一定出现王朝。王朝的控制地域较广并且跨地区，而最初的国家控制地域相对单一且有限。王朝的核心是王权，国家还有可能是以神权为核心的神权国家。 在社会长时期复杂化的基础上，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社会出现了国家形态，进入了文明社会。良渚社会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这基本上已成学界共识，除去这一表面现象的外衣，我们就可以看清其社会核心权力的实质。良渚大型墓葬虽有零星世俗王权标志物如玉钺等，但在满目祭祀神器玉璧、玉琮的笼罩下显得相对少见与渺小。文化统一到对神的认同上，信仰与神性是统一的，而主要源于军权的王权明显处于从属地位，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组织机构并不复杂有序。良渚国家虽也是初期的国家，但神权是国家统治的核心。 陶寺早期五座规格最高的大型墓规划有序地集中于一个区域，墓主均为男性，随葬品十分丰富。这表明这一地位最显贵家族中的男性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显然已不是部落的首领，也非酋邦之长，而是早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或言王者。最近，在陶寺宫殿区外围又发现了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垣，宫城的出现从空间上凸显着最高统治者与普通居民甚至一般统治者的区别，意味着王权的形成。陶寺社会基本上以维护王权垄断为核心，甚至其“观象台”和圭表系统作为天文观测仪器也被国王所垄断，标志着王权专制、君临天下的意识形态。可见，王权是这类国家统治的核心。需要强调的是，王权出现不一定意味着此“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之天下共主之“王”。换言之，陶寺国家之后发展成“家天下”的夏商周时代天下共主的王朝国家形态。 与之后的二里头国家形态相比，陶寺国家形态显然具有更多的原始性。从文化分布区域看，陶寺早期国家原始性还表现在其实际控制地域不是很广阔，基本仅限于临汾盆地这一自然地理格局形成的区域范围之内，还没有出现对多个地理单元或者跨多个考古学文化区的地域或疆土控制。二里头则突破了自然地理单元的制约，出现了跨地域范围的、更广大区域的控制，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所谓“广域王权国家”也就是最初的“王朝”。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良渚还是陶寺，最初的国家过于重视都城的地位，都城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历时长，且往往与国家社会兴衰同步，即此都城衰败，其所代表的国家及文化亦衰落。都城更是长期固定，不像之后王朝国家，如夏、商、周等都城多有变动迁徙。 继承与发展 史前时期中国各个不同区域在各自文化或连续、或间隔、或中断的演进变化的同时，文化之间互动交流。对于某一考古学文化而言，文化互动的直接结果一般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但这同时又对该文化构成挑战，刺激其不断发展。文明演进的动力正是在于挑战与应战之间矛盾运动。在贸易、交换、战争、技术性传播等不同形式或手段的文化互动中，有些族群复制性效仿，使得原有文化扩张壮大；有些族群，扬弃性地创新象征物，形成新的文化以凝聚族群。 庙底沟文化时期，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为仰韶文化对周围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的主动影响。同时，也有红山文化玉器精神内涵的南下。进入龙山时代，文化互动似乎达到了一个浪潮的顶峰，典型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石峁一类遗存都能见到对周边区域先进文化因素的吸收。尤其陶寺文化，更能见到西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因素的汇聚。这种以高等级物品或奢侈品为主的汇聚，恰恰不是周边而是远距离的兼收并蓄。与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诸龙山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尤其是远距离传播的文化因素相对匮乏相比，这一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外，大体相当于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之时，以良渚文化为代表，包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在内的低地文化，在技术和财富上远远超越高地文化。而之后的公元前两千三四百年至公元前一千九百年，以陶寺、石峁和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高地文化，在吸收和继承的基础上壮大崛起。东与西、低地与高地在文化发展高度上，各领风骚五百年。而且，陶寺、石峁兴建高大复杂、防御性强的城池以卫民，陶寺还创建了用于指导农业经济生产的观象台，表现出更多的“务实”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对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大多不是简单“拿来”或模仿，而是表现出更大程度的改造或创新。除了日常用具经过改造的情形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也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例如，陶寺文化彩绘陶和玉器等，更多地表现出重世俗的装饰和有序的礼制内涵。无论如何，对一个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吸收，就是对这种文化先进因素的继承。选择与创新，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 以上几点很可能正是中华文明根源层次上的特质与特点，或言自带的文化基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 中华文明的宏大进程孕育多元一体、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2020-09-2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新伟 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中国考古学就肩负起重建被“古史辨”派打破的中国上古史的重任，百年来初心未改，以丰富的考古资料为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提供实证。中华文明的形成历程在与《禹贡》九州相当的辽阔地理范围内展开，经历了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裂变、撞击和熔合”三个阶段，孕育出多元一体、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为其绵延不断、持续发展壮大奠定了深厚根基。 区域文化“裂变”催生多元传统 万年之前，中国先民即开启了南稻北粟的农作物驯化进程。距今8500至7000年之间，随着农业经济形态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各地史前社会普遍发生“裂变”，基于本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迈出了文明化进程的第一步。 这主要表现为数万平方米的聚落、大型房屋、精美器物、随葬品较丰富的墓葬出现，以及原始宗教的初步发展等。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中，河北磁山遗址发现80个有小米遗存的储藏坑，估计可以容纳小米5万公斤。河南贾湖遗址墓葬中随葬音律精准的骨笛、绿松石器和有刻画符号的龟甲等。在长江流域，浙江上山文化的桥头遗址发现了类似八卦图像的精致陶器；湖南高庙文化遗址的精美白陶器有繁缛的戳印图案，如代表天极的獠牙神兽和维护天极运转的神鸟，具有丰富的宇宙观和宗教内涵，掀起史前时代第一次艺术浪潮，对整个长江流域的宗教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辽河流域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形成3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内有成排的房屋百余间，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屋有人猪合葬墓，玉器成为标志身份的饰品，显现出重视宗教权力的社会发展趋势。 距今7000至6000年，各地史前文化蓬勃发展。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出现风格鲜明的彩陶，陕西姜寨遗址有壕沟围护，中心为广场，五组房屋环绕分布，表明对亲族关系的重视。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表现出更明确的等级差别。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发现稻田遗迹和丰厚的稻壳堆积，各类器物上的刻画图案同样展现天极神兽和神鸟等元素；马家浜文化墓葬随葬玉器。辽河流域的赵宝沟文化尊型器上有猪龙、飞鸟和飞鹿的精细刻画图像。这些各具区域性特征的“裂变”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为下一阶段各地区“满天星斗”般的跨越式发展和区域间密切互动奠定了基础。 “撞击”形成“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 “撞击”阶段始自距今约6000年前，中国史前时代进入转折期，各地区社会复杂化加剧，苏秉琦定义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纷纷涌现；同时，区域互动“撞击”密切，形成“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 在黄河下游，时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大汶口墓地M2005随葬品共有104件。长江下游的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崧泽文化迄今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随葬14件玉器。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晚期墓地中等级差别明显。上述三个文化均重视财富、身份和世俗权力的宣示，缺乏宗教仪式用品。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时期，其核心地带的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密集，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面积40多万平方米的西坡遗址的中心位置为广场，四角有大型公共建筑，最大者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庙底沟社会同样重视世俗威望和权力，但偏重公共设施的建设和集体礼仪活动的组织，并不以奢华墓葬表达个人身份。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和随葬大量玉器、石器的大型墓葬，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在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玉猪龙和勾云形器等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在这两个文化中，宗教权力均明显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红山文化更是形成了牛河梁这样的与世俗居住区隔绝的仪式圣地。 中国史前社会在上述多元发展的同时，各地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考古学家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各地区“古国”是否已经对此“最初的中国”形成了某种“共识”呢？答案是肯定的。 踊跃参与区域间交流的社会上层应该采取了亲身远距离旅行的方式，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上层交流的内容包括密不示人的神秘知识，如怎样在特定的地点观测特殊天象，如何食用特殊药品、配合特殊的肢体动作和意念导引进入萨满通神状态等，这些都需要面传身授；第二，对于社会上层来说，跋山涉水、经历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长距离旅行是本地一般民众难以完成的英雄壮举，也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相信他们在每一次远游后，都会以某种方式记录见闻，勾画最初的“山海经”和“九州图”，展示给本地民众。“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山川形势和物产人文成为高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上层的必修课，代代相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授，各地区自然会逐渐形成对彼此共同拥有的、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已经出现，费孝通论述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时代，“中华文明五千年”绝非虚言。 良渚早期国家的“熔合”式构建 “古国”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各地区的“撞击”不断迸发新的火花，造就更具雄心的领导者。距今约5300年时，中华文明的形成进入“熔合”阶段，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成为“熔合”式发展的第一个典型：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 浙江良渚遗址群为良渚政体的核心区，其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有郭城，总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内城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数十处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国史前最早的宫殿区。王陵区在宫殿区西侧，大型墓葬随葬精美的玉器、石器、漆器和丝织品，以礼仪性玉钺展示王权和军权，以琮、璧展示宗教权力。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整个古城系统土石方工程总量1005万立方米，在当时位居世界前列。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195吨，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被称作“国营”农场，反映了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和国家对农产品的掌控。古城周围玉器作坊的发现则表明国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业的发展。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形成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表明国际学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 良渚文化主体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但反映宇宙观和宗教信仰的玉器明显源自凌家滩文化；玉器上精雕的獠牙兽面又体现出与红山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宗教力量凝聚广大区域内社会集团的实践是红山文化开创的，这无疑对良渚社会以宗教权力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构建产生了示范作用。良渚文化取得的社会发展正是对其前的凌家滩、崧泽和红山社会发展经验充分“熔合”的结果。 “协和万邦”理想的形成和初步实践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解体，如一石入水，激起千重波浪。山东、河南和江汉地区的龙山文化社会吸取良渚社会成败的经验教训，在动荡中高速发展，出现大量城址，形成与古史记载契合的“万邦林立”的政治景观。在文献记载的帝尧活动的核心地带晋南地区，陶寺文化采取更广泛的“熔合”策略，完成又一次早期国家的构建。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考古发现显示，陶寺的领导者很可能已经胸怀“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并付诸实践，其核心内容包括：吸收“万邦”的优秀文明成果，“熔合”为更成熟的礼仪制度；以核心引领者的地位推动“万邦”一体化进程；以“光被四表”式的文化怀柔为一体化的基本方略。 陶寺城址面积近300万平方米，近年确认了外城内的宫城及其中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2002年发现的贵族墓葬面积约20平方米，随葬品超过百件，有漆柄玉钺、漆木杖、玉器等高等级物品，并有1名殉人和猪10头。2003年发现天文观测设施，并出土朱书陶文。陶寺遗址具有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其典型陶器具有山东、河南、江汉、西北和关中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因素；玉琮、玉璧和大型厨刀继承了良渚文化的传统；透雕兽面玉佩受到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鳄鱼皮制作的“鼉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铃和齿轮形器等铜器则受到西北地区的影响。陶寺显贵阶层的特大型墓葬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可见熔合四方礼仪已经成为陶寺社会上层的领导策略。这种超越良渚社会的“熔合”方略和对自己在万邦中核心地位的彰显，表明陶寺王者已心怀苏秉琦所说的广域一统的“理想的中国”的政治蓝图。《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尧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于四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也许不能仅以“传说”视之，而是以天文之名行人文之实的促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政治实践；“协和万邦”和“光被四表”也并非完全是后代的追颂，当时的天下政治态势或为其“真实的素地”。 《禹贡》和第一王朝的建立 距今约3800年，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继续实践“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构建。 在龙山时代，孕育出二里头文化的环嵩山地区没有可与陶寺匹敌的政体，二里头文化大至政治理想蓝图和权力表达方式，小至宫殿建筑技术和绿松石镶嵌技法，都可以在陶寺和其他龙山时代文化中找到可以借鉴的榜样。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的玉器，表明二里头王朝的形成并非“禹生于石”那样的“断裂”式横空出世，而如“伯禹腹鲧”，是环嵩山地区龙山社会与各地区在风云际会中激荡碰撞、熔合互鉴的结果。因此，高居二里头宫殿中的王者才能形成胸怀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在盛产铜矿和食盐的中条山脉及运城盆地、铜矿资源最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发现了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这很可能与二里头获取资源的努力有关。更有资料表明，为了获取铜和铅，二里头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以各种方式获取四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同时，二里头文化也表现出强大的文化扩张力和文化怀柔方略，“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其牙璋等礼器传播四方。 我们今天看到的《禹贡》约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正如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言，“禹迹”和“九州”之说在商周时期已经盛行。《禹贡》应被视为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极具中国政治智慧的宣传方案：禹踏遍九州，开山导川，治平水土，“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产丰富，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禹的英雄功绩和“三过家门而不入”、无私无我、惠民利民的高尚品德，将九州万邦协和为一体；一体的九州由一个像禹一样的圣王统治，四方朝服纳贡也有了充分的理由。文献中关于禹的丰富记载和考古学揭示的二里头文化的“王朝气象”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二里头的王者已经具备实施禹一样的政治抱负的政治动机、知识储备和运作能力，《禹贡》的最初版本可能正是他们宣扬其政治理想、辅助其政治实践的作品。 独特的中华文明形成道路 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美地区等世界其他原生文明诞生地的形成空间均不过数十万平方公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弘，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的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展开。美国学者华翰维把早期国家的形成视为政治实验的过程，其中包括一系列建立王权的尝试。张光直则指出中国的文明发展和国家形成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正因为在如此广大的空间中经历了各地区文化的“裂变”“撞击”和“熔合”，中华文明才孕育出“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产生推动各地区一体化的宏大政治构想。正是在此基础上，周人才能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以分封制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创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政体，此后不断发展壮大，绵延至今。放眼世界，在疆域和理念上略可与之匹敌的古波斯帝国的形成是600年以后的事了，而且转瞬即逝。 上述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考古探源清晰揭示，我们的文明在形成之初就孕育了独特的以“协和万邦”理念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因，解读历史时期中国发展、坚守道路自信的理论框架自应以此为基础。 （作者：李新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综合研究”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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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xianfengdui111 > 《经营精英》
编钟铭文等考古新发现，已使学界基本接受曾、随为一的认识。这样《左传》“季梁止随侯”所记随国事，与上述由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所见曾侯—曾国一以贯之的器用区位特色建立起紧密的时空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