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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国考古奥斯卡” “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刚刚揭晓了！ 哪些是去年中国十个最大考古发现？ “挖啥呢”一篇看懂！ 刘建辉：“木制品、植物种子等大量有机质遗物的发现，对我们研究早期人类的生存模式和古环境背景等具有重大意义。” 遗址航拍 甘棠箐遗址位于古抚仙湖畔，几十万年前，古人类在湖边繁衍生息。湖水漫上湖岸，将大量人类留下的遗迹遗物迅速隔绝空气掩埋，这让许多难得一见的有机质遗存得以在甘棠箐遗址保留，其中最重要的即包括早期人类的用火遗迹与木制品。 遗址发现的用火遗迹 火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人类取暖照明、驱逐野兽的利器，也改变了人类的饮食方式，促进了大脑的演化。但这一重要的行为诞生于何时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话题，著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虽因发现有灰烬层、炭屑、烧石、烧骨等遗物，曾一度被视为早期人类用火的重要代表，但由于缺乏保存完整的用火遗迹其实也饱受争议。相比之下，甘棠箐遗址发现一处篝火遗存，保存较为完整，结构清晰明确，为探讨早期人类的用火行为提供了重要证据。 遗址发现的木制品 木材作为一种广泛易得、容易加工的材料，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应当被大量使用过，但由于年代久远，有机质易腐，目前世界范围内仅有零星的早期人类木制品发现，国内则从未发现过。而甘棠箐遗址出土了保存较好的木制品，不但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对研究东南亚地区的“竹木文化说”（中国旧石器时代可能不像西方高度依赖加工精致的石器，因地取材制作的竹木器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冯玥） 林留根：“良渚古城内莫角山宫殿区和反山贵族墓葬是良渚文明的尖顶，蒋庄遗址是良渚文明的社会基础，是良渚国都之外的平凡世界，是良渚文明金字塔的基座。” 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墓地 一个包含了至少280座墓葬、8座房址及其他遗迹的良渚文化聚落，是经过4年多考古发掘后的蒋庄遗址交上的一张漂亮的答卷。这份答卷不仅漂亮在丰富的墓葬材料，更是因为遗址处于江苏兴化、东台交界处的坐标，有力地证明了以浙江良渚为核心区的良渚文化，势力已经向北跨过长江，真正实现了对“包邮区”的全方位辐射。 158号墓 此次发掘揭露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蒋庄考古最大的收获。作为良渚文化核心区之外已知数量最多、埋藏最为密集的良渚文化墓地，其多样的葬式葬俗、等级分化的空间布局及丰富的随葬品，对研究良渚文化的埋葬习俗、社会组织关系等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最有别于良渚文化核心区此前墓葬收获的，是蒋庄墓地大多数人骨保存较好，通过对人骨的科学检测，我们可以获取有关墓地死者的人种属性、亲属关系、性别比例、身高、食性、甚至人员流动等情况，对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100号墓发现的玉器 蒋庄遗址远离良渚文化核心区，出土的陶鼎鼎足各异，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其与良渚文化核心区的差异，显示出这类遗存可能是北上的良渚文化与本地文化因素融合后的产物。位于江淮地区的蒋庄遗址对于良渚文化核心区而言，可能起着镇守战略前线、捍卫良渚文明的作用，通过它，良渚文明的社会基础将有望展现在今人面前。（杨菁） 王宁远：“良渚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考古人80年不断追寻，终于吹去5000年的尘土，展现良渚人的梦想与荣光！”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有人说，是洪涝毁掉了盛极一时的良渚文明，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精美玉器、贵族墓地，还有三重的城。而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证明了良渚人除了修玉建城，治水功力也是登峰造极。在5000年前，他们就没留名地筑起了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利工程，不仅甩了虽然知名但至今未发现其工程遗迹的“治水网红”大禹1000多年，更能与埃及和西亚分庭抗礼，甚至可能是迄今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平原低坝——狮子山、鲤鱼山、官山坝体现状 该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西北部山地与平原的交界处。它由11条大坝组成，因地制宜地采用了山前长堤、谷口高坝和平原低坝三种形式，有机构成了双重封锁线，有效阻挡了天目山系的夏季山洪对整个良渚遗址群的威胁，坝内形成的蓄水库区又在冬季提供了行船便利，一举两得。
谷口高坝——岗公岭坝体现状 2015年通过对部分坝体的发掘，获取了坝体结构和年代信息。坝体堆筑的亮点之一在于底部采用了草裹泥包堆垒的方法，增强基底抗拉力，不易崩塌。而通过C14测年和相关的地层证据，都证明水坝建于距今4700-5100年，即良渚文化早中期。 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是谁来设计、倾费了多少人力、又如何组织施工的呢？水利工程背后还有很多等待解决的问题，也给予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以更多的线索……（杨菁）
傅宪国：“新舞台、新发现、新基础、新起点……”
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自1950年考古学家韩槐凖在文昌发现凤鸣史前人类遗址，海南史前考古的帷幕即被拉开，而舞台上却迟迟等不到丰富的文物登台、演不出当地特色考古学文化的更替剧。直至2016年初，对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正式揭幕出三亚英墩、陵水莲子湾、桥山3处全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首次在海南史前考古编年史上演出了三幕大剧。
英墩遗址发现的贝壳堆积 三处遗址都位于靠近海岸的潟湖地带，相对独立又相互交通，形成文化内涵各异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三处文化遗存都包含类型丰富的陶、石器等。英墩文化以粗犷硕大的平底盘形釜为特征。莲子湾文化除了夹砂粗陶釜，更有制作精致、施陶衣的泥质红陶器。桥山遗址还发现了算珠形陶纺轮（或网坠？）和一件婴儿左陶脚模。
桥山遗址发现的陶脚模 根据三处遗址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特征，依次建立起“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 →“桥山文化遗存”的新石器时代的基本年代框架，填补了海南史前考古的诸多空白。 同时，在桥山遗址首次发现了海南的史前墓葬，墓葬骨骼保存良好，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了支持。莲子湾、英墩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海、陆生动物遗存，为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及人类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杨菁）
王占奎：“这个石头太重太要紧！”
凤雏三号基址航拍 周原遗址是周文化发祥地，灭商前夕周人聚居于此并延续至西周。1976年，周原遗址迎来大规模考古发掘，于岐山县凤雏村和扶风县召陈村发现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凤雏建筑的窖穴内出土多达17万片甲骨。2003年，李家村铸铜作坊内又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2014-2015年，周原考古队重启新一轮考古工作，收获颇丰：
凤雏三号基址发现的立石、铺石 清理两座夯土基址，即凤雏三号和四号基址。三号基址是迄今所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总面积达2810平方米，始建于西周早期，中期前后大面积过火，到晚期彻底废弃。基址主体部分呈“回”字形，庭院中部有长方形铺石遗迹，正中立石一块，形制特殊前所未见，可能为“社祀”遗存。
11号墓 “居址-墓葬区”清理墓葬、房址等遗迹100余座，年代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其中，早中期之际的11号墓规模最大，随葬铜器21件，是建国以来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容器最多的墓葬之一。根据铜器铭文，墓主很可能来自殷代的“举”族，名“昔鸡”，其等级相当于“士”，以“外交官”身份服事于周。
遗址发现的镶嵌绿松石的马车铜部件 清理西周中晚期车马坑一座。与常见的纯木质马车不同，该车轮外包裹铜轮牙，前端车衡表面亦有铜饰，表面包裹皮革。已清理出的马车铜部件上镶嵌有绿松石，极尽奢华。 结合淤土和沟渠遗迹，可以初步认为周原遗址内存在着自然与人工（渠、池）相结合的具有给水、池苑景观作用的水系统。（李楠）
陈树祥：“墓地的发现，不仅实现了40年来数代矿冶考古人的梦想，也使铜绿山矿冶遗址的展示鲜活起来。”
Ⅶ号矿体铜矿产业链空间图 铜绿山是中国著名的古铜矿冶遗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铜绿山5个矿体抢救发掘了一批商代晚期至隋唐的矿冶遗址，其中在Ⅶ号矿体山上发掘了5处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釆矿遗迹。四方塘遗址墓葬区位于铜绿山Ⅶ号矿体北坡，2014年-2015年对其进行的两次发掘，使我们对铜绿山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墓葬区航拍 此次是铜绿山考古乃至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古代矿冶生产者的墓地。一椁一棺墓和随葬青铜、玉器的宽边长方形小型墓规格高于其他墓，墓主身份可能为矿区较低层次的生产管理者或高等级矿师。随葬铜兵器的可能与矿区安全保卫有关，随葬铜斧、铜凿、铜刮刀等的可能与矿区采冶、竹木管理和制作有关，随葬铜削刀的可能与生产记录相关，随葬孔雀石、铁矿石、石砧等碎矿工具的或无随葬品的小型墓墓主，可能是矿冶生产底层的技工或工人。
88号墓发现的铜戈、铜刮刀、铜凿、玉饰 墓葬区与近几年发现的洗矿尾矿堆积场、选矿场、35枚矿工脚印、四方塘遗址冶铜场及Ⅶ号矿体5处古代采矿遗址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同时代同地区的较为完整的矿冶产业链，为研究东周时期铜绿山铜矿采冶空间分布、生产规模、技术流程等拓宽了视野。 墓葬区的文化属性显示扬越文化和楚文化共存融合，楚文化因素渐逐加强。四方塘遗址冶炼场出土炉渣分两批次检测，含铜量平均为0.49％和0. 68％，皆说明炼铜技术已达到了近现代冶铜技术的水平。（奚牧凉）
杨军：“海昏侯考古团队中的每个人对海昏侯考古的那份感情，追求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做得更好的那颗心，始终不会改变。”
墓葬考古发掘现场 从去年11月被正式曝光于公众视野，到今年3月被正式确定为汉废帝刘贺之墓，海昏侯墓经由媒体的狂热报道，已可谓2015年最为家喻户晓的中国考古新发现。几未被盗的一万余件文物拼凑出了刘贺在史书记载“荒淫无道”之外的别样面孔，让这位2000多年前被霍光在27天内立、废的失意皇帝，如今一夜成了“网红”。
墓葬发现的“刘贺”玉印 从改写历史的最早“南昌”字样的青铜豆形灯座、最早孔子形象的漆屏风，到引人遐思的铜火锅与蒸馏器、周代提梁卣与青铜缶，当然还有证明墓主人即为刘贺的“刘贺”玉印等三大证据，海昏侯墓先后见诸媒体的明星文物乱花迷眼，不过相比于璀璨夺目的378件出土金器，它们似乎都稍逊了风骚。
墓葬发现的金器 虽然海昏侯墓是迄今汉墓考古出土金器数量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实例，对于研究史书记载的“酎金制度”（诸侯、列侯定期献金）等课题大有裨益，但是考古学者还是希望公众的目光能不局限于“金子”，那些因刚刚开始文保与释读工作、未能充分向公众展示的数以千计的简牍，也许就宝藏着海昏侯墓的更多惊喜。
墓葬发现的简牍 此外，从海昏侯墓主墓室到其墓园，再从历代海昏侯墓到海昏侯国都城紫金城，此次历时5年的考古发掘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借此完整、宏大的海昏侯国遗存，西汉列侯从生到死的葬制有了大白于今的机会。搞清了“事死如事生”的西汉人如何对待逝者，考古学者便能管窥墓葬之上那个生者的世界——这，也正是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奚牧凉） 更多海昏侯墓的故事，可参阅：“挖啥呢”Vol.23 | 海昏侯刘贺：瞅啥瞅？往这瞅！
海昏侯墓墓园复原图
钱国祥：“都城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祖文化，考察保护研究都要有敬畏之心！考古不仅仅是挖宝，著作不在多少！踏实无闻是本色，后人有益就足好！”
北魏洛阳宫城中枢轴线主要建筑遗址航拍 汉魏洛阳城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国都所在地，位于今洛阳市城区以东。汉魏洛阳城太极殿，是该城曹魏至北魏宫城的中心正殿。自2012年起，通过系统的考古勘探、大面积发掘和局部的解剖工作，现已较为全面地了解了太极殿遗址的分布范围、形制布局和时代演变。
太极殿遗址发现的建筑瓦当 太极殿遗址位于北魏宫城中部偏西北处，南距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460米。其由居中的太极殿主殿和两侧略小的太极东、西堂组成，三殿东西并列在同一条东西轴线上，之间以下层为门址、上层似为阁道的多层建筑连接。三座殿基占地面积达8000平方米，外围还辅以宫院、廊房、宫门等附属建筑，构成了规模庞大、营建规整的太极殿宫殿建筑群。
太极东堂遗址 对殿址夯土等的解剖表明，太极殿始建于曹魏时期，北魏重修沿用，延至北周时期仍有营建活动。自曹魏明帝建太极殿以为大朝，建东西堂供朝谒、讲学以来，讫于南北朝末期，太极殿与东西堂三殿横列遂成制度。太极殿标志着秦汉都城多宫制的结束，其代表的都城单一建筑轴线、单一宫城居北居中、中心正殿太极殿居中的布局，对后代都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子奇）
盖之庸：“这座墓葬的随葬品，使人们有机会一睹辽代宫廷所使用的器物。”
2号墓发现的包金框龙纹玉銲腰 小王力沟辽墓由两座辽代中晚期贵族墓葬组成，可能属于同一家族墓地。两座墓葬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并填补了辽代历史研究的相关空白。
2号墓发现的鹦鹉纹越窑青瓷执壶 2号墓中发现的墓志，表明墓主人应属辽圣宗萧贵妃，这是辽代贵妃墓葬的首次发现。该墓虽然近期被盗掘，但所幸墓室椁木坍塌掩盖住了随葬品，大量文物得以保留。墓中出土的金花银高翅凤纹镂花冠、金花银凤纹镂花高靿靴、包金框龙纹玉銲腰等文物，属辽代文物之珍。该墓还系辽代釦器（瓷器口、足多包金饰）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部分出土瓷器反映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另出土了五件伊斯兰玻璃器和两只辽代铜镜精品。
2号墓发现的玻璃瓶 1号墓虽也几经盗扰，没有文字出土，难以判定墓主人身份，但是通过墓中的种种迹象——用绿色琉璃瓦当加饰的墓门、以花纹彩绘装饰的方砖地面、制作考究的青铜棺箱——我们很容易判断出这是一座高规格的贵族墓葬。墓中残存一些做工精美的马具构件、铸造精巧的莲花形铜灯与香炉、纹饰华丽的影青瓷器和釉色光洁的定窑白瓷器，让我们不由得畅想辽代贵族日常生活中豪奢的作风和精致的品味。（张保卿）
1号墓发现的莲花形铜灯
周春水：“致远舰的调查工作是水下考古新的挑战与机遇，最终通过多种技术与方法得以确证，其收获无论是面对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种欣慰。”
“丹东一号”发现的锅炉阀门配件 在2014年4月经物理探测与潜水调查确定位置之前，“丹东一号”已在辽宁省丹东市西南50余公里处的海域中沉睡了120年；经过后续调查，它被认定是一艘北洋水师沉舰。而在2015年的水下调查中，水下考古队通过抽沙清理和小探方解剖相结合的方式，大面积揭露了舰体外壳，并发现了百余件文物。
“丹东一号”发现的“致远”篆书白瓷盘 残存的穹甲钢板、原安装于水线以上舱室的方型舷窗、完整的鱼雷引信、152毫米炮弹等沉舰遗物，都成为判断“丹东一号”身份的重要物证。而发现于左舷前部的定制白瓷餐盘上，带有清晰的舰徽，中央篆书“致远”二字，则明确揭示了沉舰的身份——北洋水师致远舰。
“丹东一号”发现的炮弹头 在黄海海战中奋战、沉没，又在大海中沉默了百余年的致远舰，因战火和其后日本的多次破拆而受损严重。穹甲板以上的船体已全部无存，残存舰体的大部分区域均有火烧过的痕迹，大量船体残件、锅炉零件和未燃尽的煤渣因爆炸而散落四处，而北洋水师将士的遗骨和生活遗物散乱地沉在海底。
“丹东一号”水下绘图工作 致远舰的发现与确认，是中国水下考古的重要成果，开启了中国水下考古对近代沉舰展开调查的新领域；其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再度将以邓世昌与致远舰“撞沉吉野”为缩影的洋务运动至甲午海战的悲壮民族记忆，呈现于世。（刘天歌） （文中图片来自《中国文物报》社和相关考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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