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吗？
关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与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关系问题，我在《老子学说中的“元智慧”与“李约瑟难题”》一文中已有所论述。现在写到了庄子，我又不得不“旧事重提”，不得不再次探讨一下道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
道家文化对于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究竟有没有起作用？如何评价道家文化对于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所起到的作用呢？长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认为：“道家思想体系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与宗教的混合体，还包含了原始的科学和方技，是世界上唯一并不极度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在论及道家文化对于古代中国科学的具体贡献时，李约瑟指出：“在科学与方术尚未被区分的时候，炼金术士在进行炼金术试验时把一些化学物仔细地混合、加热的行为与巫婆用符咒镇住别人而在一口大锅里捣腾的动作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在西方，科学与方术的区别直到17世纪才实现，而在传统的中国从未真正实现。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家学派的哲学家为了探求自然规律自己动手做试验，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像相信自己的头脑一样相信自己的双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研究炼金术的人主要是道家学者。道家学派的思想家为了探索自然而亲自进行体力劳动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之间的另一个根本的差别。没有一个儒家学者会屈尊从事任何的体力劳动，而对道家学者来说这是他求道的一部分。道家学者从事体力劳动的行为有效地使得他们跳出了封建贵族哲学以及后来的官僚学者的狭窄的文化圈子”（李约瑟《道家及其对自然的探索》，选自《道家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83-84）。
《庄子》书中多处记载了鬼斧神工的人间奇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道家学派对于吸纳自然之精华的“道术”的推崇。“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有一名厨师给文惠君肢解牛只，他手所接触的，肩所依靠的，脚所踩踏的，膝所抵住的，无不沙沙作响；刀插进去，则霍霍有声，无不切中音律。既配合《桑林》舞曲的节奏，又切合《经首》乐章的韵律。《徐无鬼》篇中有一则庄子自述的故事：“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故事的意思是说：郢地有个人把石灰涂抹在鼻尖上，薄得像苍蝇的翅膀，再请石匠用斧子削去这一小白点。石匠挥动斧子轮转生风，顺手砍下，把石灰完全削去，而鼻子却一点也没有受伤，郢地的那个人站在那里面不改色。
《庄子》中的这些奇技、绝技所代表的究竟是科学还是技术？这些更像是“道术”的“术”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很久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以结果反过来推导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发展状况，难免显得片面。实际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李约瑟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该书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然而，李约瑟博士又提出了一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虽然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而在17世纪初期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如何正确地解答“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真的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吗？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科学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据说有人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看到西方的学问是分成科目的，如数字、物理、化学等，于是便把这些学科统称为“科学”这一概念。从中可以看出，人们最初是从知识的精细化、系统化来认识西方近现代科学的，而这正是中西文化中的根本区别点之一。
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可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概括地说，科学是人类探索自然和社会以及人本身，寻求其内在规律性的过程和结果，其过程为科学研究活动，其结果为科学理论体系。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需要——由简单的衣食住行到复杂的社会需要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方法为技艺，其手段为工具。科学主要表现为知识形态，技术则具有物化形态。科学提供物化的可能，技术提供物化的现实。科学上的突破叫发现，技术上的创新叫发明。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技术是综合利用知识于需要的研究。对科学的评价主要视其创造性、真理性，对技术的评价则首先看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能够带来实用价值。
科学和技术都是自古就有的。西方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在厚达4000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纪（即中国的明朝初年），他列举了大量科学家的名字，而中国的科学家就有249人。这些人中，研究天文学的最多，医学和数学次之，而真正搞技术的只有5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也许是由于中国的技术发明者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能工巧匠，历史上很难留下这些“小人”的名字。李约瑟认为，中国人对科学技术贡献卓著，“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潘吉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单从《考工记》一书中记载的众多技术成果就能体现出来。《考工记》是中国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西汉初期因《周礼·冬官》散失，遂以《考工记》作补，从而保存在《周礼》中传世。《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考工记》篇幅并不长，全文约7000多字，但科技信息含量却相当大，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其中6种已失传，后又衍生出1种，实存25个工种的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涵盖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该书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人类最初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是显而易见的。科学起源的土壤是人们在最初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及社会现实过程中产生的。那么，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从何而来呢？
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于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宗法文明的基础之上，其中，大陆文明与农业文明交织起来，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大陆文明为来自不同部落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提供了广阔空间。另外，大陆文明也是战乱频发的根本原因，不同部落为了占有更多土地与人口，就必须掌握更多的涉及战争的各类军事技术。农业文明的技术起点远高于西方的游牧文明，为满足众多人口的生存需要，古代中国人必须懂得更多的实用性经验技术，如植物栽培、天文地理、气候水利等涉及农业生产的各种知识。
古代中国科技主要体现为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智慧特质，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然而，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为什么没有像近现代西方那样转化为资本主义式的先进生产力，从而产生出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呢？
真正的科学是以逻辑、范式等作为基础的，它体现为知识的系统性、体系性、理论性，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科学与技术是密不可分的，科学实质上是以普遍性逻辑为基础的技术集成。如从不同力的运动形态研究中所产生的技术发明，都源于共同的力学理论知识。虽然技术门类不同，但都建立在相同或近似的科学逻辑基础之上，技术的属性是相通的。
古代中国能否产生出类似于近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门类？
答案是肯定的。从中国人可以拥有众多的技术发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完全可以产生无数类似于《考工记》的科技专著，从而形成系统性、体系性、理论性的科学门类。我们从战国时代的墨家学派对于科学的严谨态度中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很像是现代教师的教学笔记的《墨经》涉及到了数学和物理学等多种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几何学、力学、光学等。从中可以发现，中国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不比古希腊人落后，比如《墨经》中关于圆、线、面等定义，就比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定义要早100多年。尤其显得难能可贵的是，墨家学子对于科学进步能够从自发走向自觉，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论与逻辑学知识，提出了如何规范人们认识世界的“三表法”这一比较科学的方法论，这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学派的模糊性、抽象性与神秘主义思维模式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墨家学子社会地位较为低下，多系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劳动者，其中大多数为手工业者。墨子本人即是精通机械制造的工匠。墨家学者们很自然地会在平时的劳动实践中积累、总结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是真正的劳动者、平民文化的代表者，因而，只有他们才能产生真正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虽然不够系统，但在那样的时代，如果有一条正常的路径发展下去，孕育出任何系统性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是有可能的。其实，墨家学子们发散式的思维方式，涉及任何领域的知识都是有可能的。可以设想，如果这一学派始终能够存在，哪怕其他中国主流文化只是兼容、容忍其存在，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一定会被彻底改写。
然而，古代中国为什么就不能产生出类似于近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门类？
科学技术在人类文化系统中作为一种技术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令人惋惜的是，中国式的科学技术文明不能上升为制度文明的高度，早早地退出了参与设计中国式制度文明的宝贵机会，科学技术只能沦为物化意义上的器之“用”，而不能上升为制度文明本身而被中国文化所接受。科学技术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取向，只能停留在技术文明的层次上徘徊不前，不能作为一门学问成为主流文化必须研究的对象。虽然1-15世纪中国人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果，但最终不能发展出类似于近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古代中国人缺的不是技术，而是技术的体系性、系统性、逻辑性以及社会制度推动下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儒、道、法等组成了中国主流、次主流文化，是中国制度文明基本范式的共同设计者，它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决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性安排。显然，儒、法文化中的基本思想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极为不利的。比如，主张等级制度的儒家文化把一切涉及劳动的事务均视为“小人”之事。农业生产之类的活动劳苦而又繁琐，儒者自然不会投身其中，他们甘愿成为不劳而获之人而自以为荣。因而，由儒家文化主导下的后代科举制度根本不可能将关于科学技术的学问纳入其中。儒者不懂科学，他们很多时候是以反科学的面目出现的。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如天文学、农学、军事学，必须接受系统性的学习，而儒家主张的政治功利主义的核心是“学而优则仕”，投身于科技发明的行为并不能给人们带来荣华富贵。这与近现代西方人对世界奥秘充满了热情截然不同，西方人投身于科技发明却能够得到财富与荣誉，从而大大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
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显然是不能寄希望于以儒、法为代表的贵族文化的，那么，道家文化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吗？
与墨家学派不一样的是，道家所推崇的只是一种源自“大道”的“道术”，而不是基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目的来创造不同的新技术，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从庄子学说中尤为明显地看得出来。
《达生》篇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个叫梓庆的匠人削木头，制成野兽形状的架子，可以用来挂钟鼓。钟架做成后，看见的人无不惊叹不已，好像那是鬼神所为。鲁侯接见梓庆，问他是用什么办法做成的，梓庆回答道：“我在准备做钟架之前，向来不敢损耗气力，一定要靠斋戒来平静内心。斋戒三天，不敢存想奖赏爵禄；斋戒五天，不敢存想毁誉巧笨；斋戒七天，仿佛忘掉了自己的身体四肢。这个时候，不再想到是为朝廷做事，只专注于技巧，而让外界的顾虑全都消失。然后我便深入山林，观察树木的自然本性；选择好外形与体态最适合的，就好象看到现成的钟架，这才动手加工制作；没有这样的机会，就什么也不做。这是以自然配合自然，制成的器物疑为神鬼所为，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忘记功利，忘记名声，忘记自己，才能做出巧夺天工的精美器具。技术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取向，而是顺应于自然大道的。就拿《养生主》中的那个厨师来说，他所喜好的是“道”，他开始解牛时，所看见的都是一头整牛；三（多）年之后，就不曾看到完整的牛了。宰牛的刀用了十九年，肢解过数千头牛，而刀刃锋利得就像刚从磨刀石上磨过一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牛的骨节之间是有空隙的，而刀刃几乎没有什么厚度，以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入有空隙的骨节之间，自然是宽绰而有活动的余地了。所以我的刀使用了十九年，刀锋仍像刚从磨刀石上磨过一样。
在庄子眼中，他所看到的并不是今天的我们所想象的科技的日新月异，也就是说，他并不主张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世界并不是无限向上发展的，而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物种由微小的几而来，几遇到水就会长出断续如丝的继草，在水土交界处就长成青苔。落在丘陵高地上就长成车前草，车前草获得粪土的滋养就长成乌足草……大虫生出马，马生出人。人又返归造化之初的几。万物都产生于几，又都回到几之中。
庄子反对的是违反自然的人为智巧。李约瑟说：“虽然道家尊重体力劳动的技巧，采纳了经验主义的观点，信赖并欣赏技工和发明家的机敏灵巧，但有时候他们却矛盾地表示了对科技创新的反对。初看起来这一现象十分奇怪，并且与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和我们已知的道家思想与科学技术的联系是直接抵触的，再加上道家对知识的否定态度，这一现象把许多注释者引上一条错误的道路。然而在仔细审查了他们的论述之后，我们发现道家反对的是技术的误用，而不是技术本身。”（李约瑟《道家及其对自然的探索》，选自《道家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105）
《庄子·天地》篇中讲述的一则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庄子的思想观点。故事中说子贡看到一个农夫正在用水桶从井里打水，子贡告诉他有一种很简单的节省劳动力的器械——桔槔可以用来提高工作效率，那农夫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农夫说的意思是：“我听我的老师说过：‘使用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事；进行机巧之事的人，必定会生出机巧之心。机巧之心存在于胸中，内心就无法保持纯净状态；无法保持纯净状态，心神就不会安定；心神不能安定的人，是不会体验大道的。’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办法，而是因为感到羞耻而不愿那样做的。”
这段故事原本是讽刺儒者用心过度，违背事物本性，但也代表着道家学派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道家学派对于技术的发生原理缺少应有的兴趣，具有反智的文化倾向，对于科学技术往往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道家所推崇的只能是循环性、重复性、技巧性的技术。基于减法思维、反向思维的道家文化，并不需要一个西方式的精细化的科学世界，一切都是蒙昧混沌而又自然而然的。
这样，由于墨家文化不能上升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形式，中国人很自然地就与真正的科学知识失之交臂了。皇权大一统之后中国科技只能从道家文化中的不知究里、马马虎虎的自发性科学思维中产生出来了。
导致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除了从主流文化、次主流文化上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关系。皇权专制主义的“家天下”严重制约了科学技术的正常发展。据说，明朝运用于军事的火药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而到清朝却变得落后了，这个例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对于科学技术的阻碍作用。当然，皇权专制主义制度的存在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因为主流文化、次主流文化不仅是皇权专制主义制度的“法哲学”，而且也是为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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