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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命题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似是而非。流传广影响大因为它听上去不错，很正面，很积极，颇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以致在许多人心目中已差不多被当作公认事实，但我认为距实际情况相差很远。这样一种认知与事实的巨大反差负面作用颇大，因为它不能使我们正视自己的昨天，因而也影响我们今天的视野与胸怀，从而对现实实践可能产生某种不利影响。我这里所说的命题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 首先声明，如果真的长期领先，笔者求之不得，否则是数典忘祖罪过不小。但如果根据不足则可能误人误己，徒留话柄，应予澄清。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亚里士多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先谈影响。影响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海量的网页。网络时代影响多大搜索便知。我们可用“百度”搜索引擎一试。就在笔者撰写此段文字之时，百度搜索“中华文明历史上曾长期领先”，得到的相关网页结果为1880 ,000个；“中华文化历史上曾长期领先”，网页结果为4,210,000个。 第二，写进中学教科书。该命题被许多人广为接受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写进了中学教科书，作为一个定论和权威观点，让千千万万中学生从小接受，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知识。 第三，学界的影响。公众与教科书很大程度上受到学界的影响。很多学者有些是成名学者持类似观点，如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三版序写道：“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推其原始，前述所有关于中华文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诸方面历史上曾长期领先至近代才落后的论述差不多都可溯源到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或与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李约瑟之谜”是著名科学家和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先生提出来的纯学术性命题，该命题来自他对中国科技史乃至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中地位之思考，具体内容包括在他撰写的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中。如在该书的“序言”中李约瑟指出：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立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 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领先，这个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立，但需加以限定，并作具体分析。领先是在所有领域或主要方面还是某个方面？长期有多长？李约瑟说3世纪到13世纪一千年，还有许多人包括一些知名学者认为是16、17世纪科学革命前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窃以为李教授说的有些道理，但也只是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因此谓失之片面；若认为领先时间涵盖了16、17世纪以前所有文明史那就离实际情况相距很远了。 为何说部分成立？理由有二：一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确实在许多重要方面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里说的主要是一些技术上的成果，如四大发明、圆周率、一些农业方面的技术如行种植法和集约锄地法、冶炼术、铁犁与马具的使用，还有都江堰、赵州桥的建造技术，张衡的地震仪等。主要是经验的和技术上的，且有些零散，缺少整体的和深层的理论支撑与突破。 其实对于现代科学说来，经验固然不可缺少，但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更为重要，因为科学革命不是单纯经验成果的累积，而是伴随着理论上的巨大创新。这里说的创新不是个人主观的思辨推论，那是独断和臆断，而是提出可以量化可以数学计算因而可以通过实验验证的理论，并以之指导人们的实践与认知，所以是科学。从历史角度看，西方的科学革命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开端，以牛顿万有引力学说为高峰与标志，从此以可量化的普遍的和动力学的可经过数学计算和通过实验证明的世界代替以往亚里士多德与托勒密的地心说、等级制与静力学的世界，因而是思想史的巨大变革。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变革固然有哥白尼、牛顿个人的贡献，但他们理论思维能力的形成无疑受到古代理论传统的滋养。我们在理论方面有特色和建树，但总体不足，更谈不上领先。 其二，李约瑟所说的一千年大致与西方常说的中世纪千年黑暗时间吻合。从此角度看，我们即使在某一时期技术发明与经济总量可能超过西方在谈及科学技术整体长期领先时还是更为慎重一些为好。 韦伯在《西方文明的独特性》一文中说： “科学只有在西方，才真正处于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健全的发展时期。至于经验主义学说、宇宙问题和生活问题的见解以及一些极为深奥的哲学和神学学识，并不仅仅出现在西方……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在其他地方都已存在，首先存在于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只是巴比伦和其他地方的天文学还缺少数学基础……印度的几何学则缺少推理验证方法；推理验证方法乃古希腊学者的另一学术研究成果，后来的力学和物理学都发源于此。印度的自然科学虽在观察方面颇有发展，但缺少实验方法……至于合理的化学，则除了西方以外。所有其他文化地区都属空白。” 第二，促进科学家个人创造性能力发展的社会氛围。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主要来自科学家创造性活动的推动。 一个个科学成果可以看做科学家个人创造精神的凝聚和流溢。这种创造精神的凝聚与流溢，当然同科学家个人主观方面的因素有关，如聪颖、勤奋、坚毅、敏锐，有时候还有运气等，但所有这些因素必须同社会方面的支持结合到一起才能形成合力与共振，让新成果的出现水到渠成。 因此，社会方面的促进因素必不可少。从宏观看一个社会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成批涌现必然同该社会的文化氛围十分有利于科学活动开展与科技人才成长有关。这是科技发展乃至科学革命出现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从此角度看，科学技术发展始终在我国古代一流人才的视野之外，他们关心的是修齐治平治国安邦这些大事，还有道德文章，人怎样做人，即独善其身。做人当然很重要，还有治国平天下，但若一个社会一流人才始终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劳动科学实验不感兴趣，那么科学技术的花朵难免枯萎，只能自生自灭，难以有突破性的发展。须知，直至鸦片战争时代西方的长枪大炮火车轮船还被中国的一些国学大师视为奇淫异巧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在此情况下科学革命的氛围确实不太具备。 第三，经济利益的推动与相关机制的形成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推动特别是资金方面的帮助，技术的发展更加如此，因其能带来直接的实用价值，更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这里说的推动主要指政府和权贵、富商在政策与资金方面的支持，而利益驱动主要指技术的运用同市场运作联系到一起，即技术的提升改进不仅要提高效率而且要通过此获得更多的市场利益，即赚更多的钱。显然这两个现象在我国古代并不突出。因为精英阶层对此不感兴趣。 总之，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在近代欧洲出现并非偶然，它绝不是经济总量简单叠加或单个技术成果堆积之结果，而是一系列因素经过长期累积和良性互动并在理论、技术、制度和观念等重要方面产生突破的结果，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的结果。审视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在经验层面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先人并不落后多少，某些方面也可以说领先，但若上升到理论层面和从更大的社会范围来看我们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有明显缺陷和短板，这些缺陷与短板制约和限制着我们的文化未能产生更大的跨越，成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正因为此，我们似不能从整体角度轻言自己科学技术历史上曾长期领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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