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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传统汉学家主要集中在文本考究方面不同，李约瑟对于中国问题的兴趣更直接地与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关注联系在一起。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传奇人物，他既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对于历史学也没有专门的训练，更没有受过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学校教育。他独特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经历，使他在早年颇有成就的生物化学研究基础上，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国际视野下思考与书写中国的科技与文明，成就了一位“20世纪的伟大学者”。 与欧洲传统汉学家主要集中在文本考究方面不同，李约瑟对于中国问题的兴趣更直接地与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关注联系在一起。在接触并喜欢上中国文化之前，李约瑟的研究曾深受当时一些左派观念的影响。1937年起，李约瑟受当时在剑桥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开始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浓厚兴趣，在随后的40年数次来华，并到边疆地区进行过广泛的旅行考察。二战结束后，李约瑟归国，随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50年代，他组织英中友好协会并担任负责人，在这一时期，他还参与到朝鲜战争细菌战调查活动之中。而在这些社会活动之外，最有影响，同时也最终奠定李约瑟学术与人生地位的则是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科学主义与国家话语之间开辟新道路 在近代西方科技发展起来之后，科学似乎成了文明的代名词，并将之与人类的发展与进化联系到了一起，变成了能够解决社会各方面疾患的灵丹妙药，科学主义成为西方社会中某种具有统治性的话语。而随着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与发展，在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符号的过程中，作为所在国科技文明的发展史也被蒙上了浓厚的国家色彩，成为民族国家历史荣光的某种标志以及未来合法性的重要源泉。李约瑟对于中国科技与文明所进行的研究，则在科学主义与国家话语之间开辟出新的道路。 在李约瑟看来，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用来衡量近代西方科技与文明的指针与模板，而在他进行这种分析的过程中，又能从整体性和宏观性的角度来探究中国科技文明的发展历程。对此，正如江晓原先生所指出的：“李约瑟的巨著本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他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结果国内就通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而这一点正是国内科技史研究的薄弱之处。”可以说，李约瑟的这种研究方法，既摆脱了完全以西方“科学”作为衡量社会与文明进步量度的局限，同时又避免了国内对于科技文明研究的细碎化趋向，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李约瑟式中国科技史。 “李约瑟难题”或为先入之见 从整个中国科技史的角度来看，李约瑟带给我们最为深刻的问题无疑是1944年在华演讲中所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曾经无比灿烂的中国科技与文明没有使中国走上近代发展之路，反而迈入了科技发展的漫漫长夜当中？这个问题在当初提出来的时候，无疑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使中国人不得不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思。 但是，客观地看，“李约瑟难题”本身在认识论方面或是一种先入之见，也就是说，李约瑟用西方的科学进化史观念来看待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发展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科技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独步天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西方还缺乏中国这类水准的相关科技与文明，而并不是说西方当时就缺乏自己的科技与文明。在这个问题上，李约瑟是不自觉地在用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文明的概念来返观中国的古代科技与文明，并将中国的这些古代科技与文明作为西方意义上科技文明的代表，并以此作为观察分析古代世界其他科技与文明的标杆。如果我们从更为多元、并行化的世界科技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李约瑟难题”就具有某种视野上的局限性。 正如中国以自身力量的稳步增长凸显其作为当代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一样，中国自身的科技水平也将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得到进一步提升，并以自身的历史与特色表明，在与其说是单线型发展，不如说是多线型并行的世界科技史图景当中，中国科技与文明作为其中一条发展线索与脉络的重新定位与复归。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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