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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应“李约瑟难题” 假如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大脑，根据分形和全息原理，地球也如同一个大脑。那么，人类文明的形态恰似左脑与右脑互动互补的功能态——形式流变的太极图像——反对称的双螺旋结构。诚然，这只是重申了上文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对于当前的热门议题——李约瑟难题，则是机缘巧合的回应。 曾任剑桥大学校长的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的李约瑟博士，穷毕生之精力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发现15世纪之前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是，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为什么中国反而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自20世纪40年代始，李约瑟博士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著作及不同章节，多次提到类似的问题。如1964年写作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指出：“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直到1976年，这一重要问题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为“李约瑟难题”。 由于李约瑟问题有多种表述形式，虽然表达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但问题本身所涉及的新问题十分宽泛;因此从单一的学科出发给出问题的答案，是困难的或不圆满的。正因为这样，李约瑟问题才称得上“李约瑟难题”，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就引起了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印度、南韩、日本等国的一大批科学家，尤其是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们的重视与研究。在此期间，中国学术界倾注了更多的研究热情。 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在历届召开的中国科技史国际讨论会上，“李约瑟难题”一直被列入会议议题之一;就在李约瑟博士90华诞时，中国《自然杂志》举办了“李约瑟难题”征答活动，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踊跃参加了这次应答活动。根据王国忠先生的初步统计，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从1980年到1998年，已发表论文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时至今日，海内外有关“李约瑟难题”的各种答案不下数百个，却未形成一个令学界公认的答案。不仅如此，一部分学者甚至认同：李约瑟难题如果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达的话，方程的解是不确定的，求解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可以说，“李约瑟难题”及其引发的问题仍然是国际学术界的讨论热点，而“伪问题”之争又是国内的焦点。在我们看来，李约瑟博士提出的问题，是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这一难题存在一个理解式的答案，而不是方程式的确定解。正确的理解才能产生正确的答案，且在数百个答案中不乏正确的理解;李约瑟博士不单是提出了“难题”，实际上已经对“难题”进行了解答。人们不是看不出这一点，之所以正确答案难以达成学界的共识，是遭受到一种无形的阻力——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 文化观念不更新，争论就会无止境。李约瑟博士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这取决于高尚的全球文化意识。一旦进入全球文化的大视野，那些“西欧中心论”、“非欧科学微不足道论”、“中国无科学论”等陈旧观点全都黯然失色;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科学资源的多样性、文化交流的归属性闪现夺目光彩;人类文明栩栩如生的鲜明形态，则从迷雾之中凸显出来。李约瑟博士和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洞察到这一真相：四大文化范型是由世界各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人类文明的构建乃是四大文化范型的组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反对称互补的动态结构。 进而言之，所谓“李约瑟难题”只是为写作宏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巧妙构思之一，其答案最终归结为李约瑟早已洞察到的人类文明的真相。这是不难证明的，当他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的问题时，紧接其后就提供了问题的答案：不过，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此乃形象化比喻：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如同两列并行的火车;中世纪，东方列车超过西方列车;而近现代，西方列车一直领先于(暂时遮挡了)东方列车。 足见，如果忽视了李约瑟博士写作构思的最终目的，就会忽略这一重要答案。若是单纯应答“李约瑟难题”，“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还称不上答案，因为没有解答：为什么东方列车在近现代走得这么慢?捉摸不定的是，任何一个可能阻碍列车时速的因素，都是一个可能成立的答案。这样一来，见仁见智的各种答案层出不穷。不仅如此，问题本身还可以引出新问题。譬如说，不是东方列车走得慢而是西方列车走得太快，于是要问为什么西方列车在近现代走得这么快?为何过去又走得那么慢?甚至于对难题本身提出质问，是否存在东方列车? 1984年，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说：“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因此，中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并不表示在科学上也领先”(刘钝、王扬宗主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1995年，台湾物理学家吴大猷在《团结报》上发表谈话：“中国古代领先于西方的主要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前者显然是对“李约瑟难题”的质疑，后者则进一步否定中国科学传统。 我们说，人类文明反对称的双螺旋流变的形态，是对“李约瑟难题”机缘巧合的回应。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太极图解与李约瑟问题的指向，可以互为阐释，彼此印证。李约瑟博士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拟出7卷34册)，又称《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简称SCC。就在1954年出版的SCC第一卷“序言”中，李约瑟一连写出了六个提问，集中表达了“李约瑟难题”的基本意向。下面依照原文逐次解读。 第一个提问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科学纯属自然科学，其理论研究指向自然规律，它以不断的新发现来取代或修补旧理论，理论的更新换代或逐步改善，成为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恰恰相反，中国的科学进步并非以理论的更新换代为标志，而是以“天人合一”的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再以实践经验来证明科学理论是否正确。然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史、人文社会科学史以铁的事实证明，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科学理论是正确的。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否定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学界有一种新说法：现代科学重新发现了古代易学。这反映了一种新迹象，西方现代科学理论与东方古代科学理论走得越来越近。 第二个提问是：“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的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读者都知道，中国科学的标准著作是《易经》，亦即《周易》的经文部分。5000多年以前，伏羲依据《河图》创立了先天“太极宇宙”模型;3000多年以前，文王依据《洛书》创立了后天“太极宇宙”模型;这标志着在远古时代的中国，河洛一体、天人合一的宇宙学理论体系的成功建立。重要的是，《周易》以整体论为起点，其开端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科学理论框架。整体论的优势在于：哲学视域的宇宙、科学视野的宇宙、宗教信仰的宇宙，都指向同一宇宙——太极双螺旋宇宙。在如此完备的象数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创造“希腊奇迹”人物的前面，与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与此相反，国内外支持“中国无科学论”的某些学者，极力驳斥中国人“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的李约瑟见解。他们不认可历史上的中国人已经掌握科学理论知识，只认为中国工匠掌握或发明了实用技术，至多是部分技术成果领先，而不是科学理论领先。显然，这些学者已习惯于拿近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某些要素作为标准，去衡量一切知识领域的理论体系。在近代以前、在非欧国家都是无科学的，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将一统江湖，科学主义的“全盘西化”将是世界的未来……，这便是他们心目中的蓝图。 然事实证明，西方人的“分析思维”模式，能够创造出灿烂的科技成果;东方人的“整体思维”模式，同样可以创造出辉煌的科技成果。两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自展现了优势，接着又各自暴露了弱点，而优势互补的局面正在形成。这种情形，惟妙惟肖地印证了——反对称的双螺旋流变的文明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把科学与技术完全对立起来，在逻辑上是不可思议的。无技术支持的科学、无科学理论的技术，如何能单独存在和持续发展?故科学与技术有着相互依托、相互推动、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同《道德经》称谓的“天下神器”，神器乃是科技知识、科技成果的兼容之称。持“中国无科学论”的学者，不明白《易·系辞》中“以制器者尚其象”的含意。尚象，是以象数科学理论为指导;制器，是新技术发明及新器械制造。老子和孔子运用“天下神器”、“制器尚象”阐明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既是对科技史况的总结，又是对未来科技发展的预言。但是，在“太极宇宙”大科学理论框架下，“制器尚象”不过是“易道”运用的四个层面之一。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属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不能也不可能覆盖文化。 第三个提问是：“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 应该看到，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象数科学理论充分展现了自身的优势;从古代至中世纪，“制器尚象”不是妨碍而是促进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大量涌现。不可否认，16世纪以来，象数科学理论的弱点才逐渐暴露出来。也就是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传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对比过程中，我们才能够发现象数科学理论的弱点。比如说，若不是西方列车追赶上来并超过东方列车的话，尚难知晓中国科技已经落后。 第四个提问是：“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一时代的欧洲。李约瑟博士早就说过，“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并在SCC中有着详尽的史料评述。16世纪以后，欧洲人走出了中世纪(约5～15世纪)的神权黑暗，迎来了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由于科学思想挣脱了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航海技术等都获得了迅猛发展，并促进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物质财富，且在世界秩序中展现了强大优势。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学?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有机的近代科学?一个问题三种问法，如同上台阶一样，具有层次分明的差别。前两种问法是李约瑟本人明确提出的，但第一问法在李约瑟之前，已为许多中外学者所提出。第三问法是我们添加的，却又是李约瑟暗示出来的，在紧接其后的第六个提问中可见分晓。 许多学者对前两问不加区分，直接针对第一问法探讨其阻碍因素是什么，无形之中陷入了“李约瑟误区”，而回答不了“李约瑟难题”。佛教喻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求豆，如同要求中国古代象数科学发展成西方近代科学一样，流于悖论。问题在于，第二问法似乎可以避开悖论之嫌，唯独暗藏的第三问法才是“李约瑟难题”的真实身份。 李约瑟博士沿用他人的第一问法，暗示第三问法，可谓用心良苦、匠心独具。更有趣的是，“李约瑟难题”化整为零，或正或反的提问方式决不止于三种。他把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进行跨越4000年的历史性纵向比较，与西方文化的科学技术史，进行共时性横向比较，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不时提出问题、展开问题、解答问题。在全球文化的大视野中，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他已然洞见人类文明的历史形态与未来走向。 第五个提问是：“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和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 只有在东西方传统文化的横向比较视域中，才能发现并设置这个问题。不容忽视，正确的答案也只有在人类文明的整体形态中去寻找。科学之所以在中国早期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前轴心时代，河洛文明的优势已经大放光彩，然400多年前，西方文明的科技优势才初露锋芒。东西方文明的优势高峰期，相距数千年的时间跨度，令人类文明形态的反对称性，从迷雾之中凸显出来，完美符合后天八卦阴阳鱼太极图像。因此我们断定，太极图解与李约瑟问题的指向，互为阐释、两相印证，是毋庸置疑的。 第六个提问是：“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这是“李约瑟难题”的最后一个提问。李约瑟博士精心设置的六个提问，实际上相互关联、指向一致。忽视了这一点，就有可能陷入“李约瑟误区”。如是说，第六个提问暗示我们：中国古代科学理论属于“有机的自然观”，西方近代科学理论则基于“机械的自然观”。这符合李约瑟在SCC第二卷中所作的总结：“中国人的世界观依赖于另一条全然不同的思想路线。……对于那时中国所可能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就只是：它必然是深刻地有机的而非机械的”。 由此可知“李约瑟难题”的真实身份：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有机的近代科学?这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中国古代象数科学有机的宇宙观，只能发展成有机的中国近代科学，从而避免了“种瓜得豆”之悖论。是什么因素阻碍了象数科学的近代化?这无疑是令人着迷的问题。但是，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怎样实现《周易》宇宙学的现代化? 李约瑟博士曾为21世纪的科学革命作过预言：“如果下一世纪还要爆发科学革命的话，我敢说，将不会是牛顿式的、尼古拉斯式的，而是海森堡式的。”也就是说，如果21世纪再爆发科学革命的话，不会是建立在机械自然观(牛顿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机自然观(海森堡式)的基础上。联系起来看，李约瑟预言饱含着对中国人的期望，因为他断言且深信不疑：中国早已“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并“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作出伟大贡献”。 最后，第三和第六个提问中的前提，不能避而不谈。“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这两个前提旗帜鲜明：中国几何方法体系存在弱点，科学理论比较落后。在这里，我们不否认近代以来中国科技的弱点被暴露出来，明显落后于西方的事实，但并不等同于承认中国科学理论一贯存在弱点和比较落后。 其实理由很简单，从历史性纵向比较来看，中国科学的发展乃是连续的，且由优势向弱势平稳的缓冲;而西方的情形则是非连续的，且由弱势向优势起伏的攀升。换句话说，东方科学是由宇观之博大，向微观之精深发展;西方科学是由微观之精深，向宇观之博大发展;凸显了世界文明结构反对称的历史形态。然而，这种形态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即中国文明是不断倒退的文明，西方文明是不断前进的文明。也确实有此一说。但这种形态恰恰彰显了河洛文明的雄厚基础，却不能证明中国科学理论比较落后。从共时性横向比较来看，在近代以前，西方科学尚且处于弱势，何以鉴别中国科学理论比较落后呢? 事实上，所谓“中国无科学论”、“中国科学落后论”、“非欧科学微不足道论”，甚至于“西欧中心论”都是以“错时性”比较得出的结论。即以西欧近现代自然科学理论模式为标准，去评判不同的传统文化理论是否符合科学。其弊端不单在于“错时性”的比较方法，更在于“科学”标准的滥用。因此“科学”标准以及语义学等问题，在学界颇具争议。 在我们看来，李约瑟博士之所以既肯定了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成就，又认为中国科学理论比较落后、几何方法体系上存在弱点，是另有原因。他发现阴阳、五行、易经，是中国科学哲学的三个伟大成分，却对《易经》持有否定意见，故而造成失误。正如他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一书中所说的：“我们对阴阳和五行理论的讨论，指示它们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助益而非阻碍的。……但是，如果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第三个伟大成分——易经——言，则不易作如是良好的评价”，“他们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应把一颗磨石绑在《易经》身上，然后一起丢到海里”。“五行和两仪的学说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虽然有益而无害，但《易经》那种繁细的符号系统，却几乎从开头便成为一种有害的障碍。它使那些对大自然发生兴趣的人，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 坦率地说，李约瑟博士对《周易》经文部分《易经》所作的以上评价，代表了一种错误观点。我们深感遗憾，但不觉奇怪。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学者都不否定传统文化，珍视《易经》为群经之首，中华文明的上古源头。偏偏自近代以来，奉西方科学为样板而毁誉《易经》为封建迷信，持否定态度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为什么看不到《易经》的宇宙学意义、符号系统的象数原理、阴阳太极的自然之道、五行生克的时空结构、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分形和全息规律呢?诚然，依各自的见解，不可强求。 李约瑟视《易经》为第三个伟大成分却予以否定，恰恰说明了他并不清楚，阴阳、五行理论属于《易经》中的一部分。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阴阳、五行理论乃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在这种情形下，李约瑟博士看出中国的科学理论比较落后，合乎于情理之中，而不足为怪了。基于此，李约瑟博士才这样说：“当自然科学与数学的融合成为普遍现象之后，自然科学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中国数学思想基本是代数学思维模式而不是几何学式样的”(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 刚好相反，《周易》象数科学理论的重要特征，正好是象与数的联姻。象，乃几何图像，即“品物流形”之像;《易·系辞》说“彖者言乎象者也”，“象也者，像也”。数，是河洛数理，即太极宇宙的数学结构及其自组织规律;《易·系辞上》说“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由此可见，几何学与数学的完美结合，乃是象数科学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八卦之象源于河洛之数，正如《汉书·律历志》所说的：“伏羲画八卦，由数起。”中国科学有机的整体论，其核心思想乃象数理论，是“以象含数”的象数联姻。如是说，古代自然科学与数学(广义的)已然融合，中国数学并非与几何学脱节而纯属代数学思维模式。 诚如秦九韶(1202～1261)所说的“数与道非二本也”，即数学与自然科学同源，并非是二分的。秦九韶乃是南宋数学家，1247年他在《数书九章》中所列高次方程解法，最高为10次方程;直到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Scipio Del Ferro)才提出3次方程的解法。秦九韶研究并发展了一次同余式理论，被称之为“中国的剩余定理”;直到1801年，德国人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提出同一定理。依此而言，中国历代科学家、数学家及高级工匠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体现了“制器尚象”和“技进于道”的科学精神，是对象数科学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实际应用。 根本问题还在于，《周易》宇宙学是以先天“太极图”为直接的宇宙图形，它是宇宙双螺旋运动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影，故不限于欧氏整形几何范畴，与非欧氏几何更贴近。然东西方科学思想的路线不同，文字表述方式各异，古今语义与时变革，致使我们暂且这样沟通：能够代表东西方科学智慧的最佳几何图形，首推先天“太极图”与“莫比乌斯带”。这两个伟大图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足以跨越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边界，凭借曼德尔布罗特分形几何学和庞加莱拓扑学，可望走向辉煌的极致! 综上所述，李约瑟博士否定了《易经》，无异于切断了中国科学思想史的源头活水，使阴阳、五行学说陷入困境;而它转化成一种反弹压力，令李约瑟难以将阴阳、五行理论解释得十分清楚;这就意味着，李约瑟也陷入了无言的困惑。他化整为零的种种提问或多或少包含了困惑因素，并通过“李约瑟难题”又困惑着不同学科的中外学者，也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以至于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盛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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