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探讨

摘    要 “李约瑟难题”是科学史界的著名难题，引起了学术界多个领域的强烈反响。围绕“李约瑟难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作出了多种回答，它所引发的众多学者间永不间断的学术争论，直接将人们看待近代科学技术的目光引向了历史深处，开辟了中西比较的广阔视野。 本文通过介绍“李约瑟难题”的内涵，比较国内外学者对难题的不同看法，寻求“李约瑟难题”对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启示作用：其一、克服“官本位”意识负面影响；其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其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其四、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内涵 启示 1“李约瑟难题”的内涵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通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和实地考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了一些结论性的概括，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这些概括和问题主要反映在其著作《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969）、《中国科学技术史》（1975）序言和第一章中。他分别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中国人十分敏感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其一、“为什么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把人类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其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惊人的科学创造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善于思考的洞察力。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凡萨里马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一传统肯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它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 其三、“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世纪之前更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可以看出，李约瑟想解决的是中国为什么科学理论虽然落后，但却在知识运用于实际方面有效的多？而这种注意技术成就的行为，为什么没有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本人认为这便是“李约瑟难题”的真正内涵。 2 对“李约瑟难题”的不同解答 对历史上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几乎都在反看历史本身，反思人自己，反观社会运动本身。“李约瑟难题”所给予我们的即是如此，因此当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予以解答：有的学者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理解，有的学者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方面进行分析，有的学者从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角度予以解答。 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金观涛等人的“整体研究方法”，王淼洋的“哲学一元化畸型发展论”，林毅夫的“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刘志一的“思维决定论”以及“商业决定论”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张峰，2000）。 参考其他学者的观点，本人认为难题是产生原因为：(1)注重实用，轻视理论；(2)儒家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消极影响；(3)缺乏科学信息交流等。 从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一系列不同答案来看，其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沿着李约瑟的思路走，正面解答；二是对“瑟难题”进行修正，然后解答；三是从中西方科学的本质不同出发解答；四是否定“难题”，宣称其为“伪问题”。不论何种方式解答，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参与大于求。因此, “李约瑟难题”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王汝发，2003）。 著名学者王鸿生先生在其大作《对“问题”的思考》（2001）里有几句话很有道理，他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也有许多无解的问题，例如所谓‘李约瑟问题’。这个疑问使李约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科技史研究。‘李约瑟问题’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和史学情节，深深浸润了中国文明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在科学技术社会(STS)研究领域，一些学者给出了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一系列不同答案。但可以说，谁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看来，‘李约瑟问题’好比大海，答题的探索者好比航海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具有开放性和无穷性，无论谁给出的答案都不可能成为标准答案。但这种探索是有价值的，一些不标准答案整体上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中西文明的认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一些开放的、有多元答案的问题，让人逐步看清了自然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复杂性和演化的多种可能性。 3 李约瑟难题的启示 在我看来，“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及其破解对于今天的中国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张峰，2007）。 其一、克服“官本位”意识负面影响。 “官本位”意识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积淀的产物。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其负面效应依然存在。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逐步成为正风，但尊重官位、尊重权力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因。 目前公务员成为社会上最热门的职业，公务员考试成为社会上竞争最激烈的考试，大批学生甚至在硕士、博士读完以后纷纷跨入这一行业，反映出了“官本位”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本不适合做公务员的优秀人才也被卷进这一行业，如许多博士、硕士刚在自己的专业干出点成绩就被“提拔”到行政领导岗位，这势必造成中国科技人才的极大浪费，对科技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这不仅是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悲哀，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因此，克服现代“官本位”的价值观，为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和使更多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高科技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其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成就虽在当时都居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仅仅强调实用主义而轻视基础理论研究，所以在达到一定的极限后便裹足不前了。 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反映在每年发表的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主要原因在于缺少高产出率的科学家，并且中国对基础科研的经费投入仍然不足；其次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及分配经费的体系不尽理想，这些都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将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基础科学研究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因此，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避免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其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时代竞争和综合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人才，尤其是富有实际能力、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然而，我国现行的知识型教育在某些方面对科技发展和创新仍然存在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教学思想上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把教育降低到一般知识传授水平。二是缺乏教学民主，缺少造就创新人才的认知氛围和心理条件，在知识型教学中，教师是真理的化身，学生只能一味地服从教师，追随教材，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许有任何“非分”见解。三是排斥学生的问题意识，抹杀学生的创新精神。现在，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仍然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而不是鼓励学生用创新思维、多提问题的方法来学习。 中国需要提倡“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精神，弘扬学生的个性和自主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从而切实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进一步加强创新教育。 其四、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知识具有无限供应性、无国界性、非独占性等特点，因此，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就必须改变科学研究的自然发展状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掌握科学研究的最新信息。我国应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措施和多种形式，强化中国科研人员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科学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从而逐步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更多项目中挤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领域，掌握世界科研的走向和最新信息。

摘    要 “李约瑟难题”是科学史界的著名难题，引起了学术界多个领域的强烈反响。围绕“李约瑟难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作出了多种回答，它所引发的众多学者间永不间断的学术争论，直接将人们看待近代科学技术的目光引向了历史深处，开辟了中西比较的广阔视野。 本文通过介绍“李约瑟难题”的内涵，比较国内外学者对难题的不同看法，寻求“李约瑟难题”对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启示作用：其一、克服“官本位”意识负面影响；其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其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其四、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内涵 启示 1“李约瑟难题”的内涵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通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和实地考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了一些结论性的概括，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这些概括和问题主要反映在其著作《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969）、《中国科学技术史》（1975）序言和第一章中。他分别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中国人十分敏感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其一、“为什么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把人类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其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惊人的科学创造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善于思考的洞察力。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凡萨里马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一传统肯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它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 其三、“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世纪之前更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可以看出，李约瑟想解决的是中国为什么科学理论虽然落后，但却在知识运用于实际方面有效的多？而这种注意技术成就的行为，为什么没有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本人认为这便是“李约瑟难题”的真正内涵。 2 对“李约瑟难题”的不同解答 对历史上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几乎都在反看历史本身，反思人自己，反观社会运动本身。“李约瑟难题”所给予我们的即是如此，因此当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予以解答：有的学者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理解，有的学者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方面进行分析，有的学者从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角度予以解答。 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金观涛等人的“整体研究方法”，王淼洋的“哲学一元化畸型发展论”，林毅夫的“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刘志一的“思维决定论”以及“商业决定论”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张峰，2000）。 参考其他学者的观点，本人认为难题是产生原因为：(1)注重实用，轻视理论；(2)儒家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消极影响；(3)缺乏科学信息交流等。 从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一系列不同答案来看，其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沿着李约瑟的思路走，正面解答；二是对“瑟难题”进行修正，然后解答；三是从中西方科学的本质不同出发解答；四是否定“难题”，宣称其为“伪问题”。不论何种方式解答，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参与大于求。因此, “李约瑟难题”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王汝发，2003）。 著名学者王鸿生先生在其大作《对“问题”的思考》（2001）里有几句话很有道理，他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也有许多无解的问题，例如所谓‘李约瑟问题’。这个疑问使李约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科技史研究。‘李约瑟问题’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和史学情节，深深浸润了中国文明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在科学技术社会(STS)研究领域，一些学者给出了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一系列不同答案。但可以说，谁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看来，‘李约瑟问题’好比大海，答题的探索者好比航海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具有开放性和无穷性，无论谁给出的答案都不可能成为标准答案。但这种探索是有价值的，一些不标准答案整体上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中西文明的认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一些开放的、有多元答案的问题，让人逐步看清了自然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复杂性和演化的多种可能性。 3 李约瑟难题的启示 在我看来，“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及其破解对于今天的中国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张峰，2007）。 其一、克服“官本位”意识负面影响。 “官本位”意识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积淀的产物。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其负面效应依然存在。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逐步成为正风，但尊重官位、尊重权力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因。 目前公务员成为社会上最热门的职业，公务员考试成为社会上竞争最激烈的考试，大批学生甚至在硕士、博士读完以后纷纷跨入这一行业，反映出了“官本位”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本不适合做公务员的优秀人才也被卷进这一行业，如许多博士、硕士刚在自己的专业干出点成绩就被“提拔”到行政领导岗位，这势必造成中国科技人才的极大浪费，对科技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这不仅是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悲哀，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因此，克服现代“官本位”的价值观，为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和使更多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高科技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其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成就虽在当时都居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仅仅强调实用主义而轻视基础理论研究，所以在达到一定的极限后便裹足不前了。 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反映在每年发表的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主要原因在于缺少高产出率的科学家，并且中国对基础科研的经费投入仍然不足；其次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及分配经费的体系不尽理想，这些都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将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基础科学研究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因此，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避免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其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时代竞争和综合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人才，尤其是富有实际能力、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然而，我国现行的知识型教育在某些方面对科技发展和创新仍然存在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教学思想上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把教育降低到一般知识传授水平。二是缺乏教学民主，缺少造就创新人才的认知氛围和心理条件，在知识型教学中，教师是真理的化身，学生只能一味地服从教师，追随教材，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许有任何“非分”见解。三是排斥学生的问题意识，抹杀学生的创新精神。现在，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仍然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而不是鼓励学生用创新思维、多提问题的方法来学习。 中国需要提倡“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精神，弘扬学生的个性和自主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从而切实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进一步加强创新教育。 其四、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知识具有无限供应性、无国界性、非独占性等特点，因此，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就必须改变科学研究的自然发展状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掌握科学研究的最新信息。我国应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措施和多种形式，强化中国科研人员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科学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从而逐步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更多项目中挤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领域，掌握世界科研的走向和最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