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现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堂及李约瑟所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与中国哲学思想比较。2013 年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特别优秀奖。曾受邀参与录制 BBC 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2018 年初，与劳埃德（G. E. R. Lloyd）爵士共同编撰的《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梅建军，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Director of Research）、丘吉尔学院院士。1984 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物理化学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7 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1988 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2000 年获剑桥大学考古系博士学位。先后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从事研究工作。于 2004 - 2013 年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
梅建军教授在冶金考古领域成绩卓著，自 2014 年担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以来，一直都保持着谦逊、朴实的学者本色。在同事们眼里，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做起事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到访研究所的学者经常把这里形容为一个其乐融融的 “大家庭”，而这种活跃而又融洽的氛围的形成，自然离不开梅老师忠厚真诚的为人和年复一年辛勤的付出。他热情欢迎每一位访问学者，主动了解他们的研究课题，想方设法为大家提供互相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尤其是对年轻学者，梅老师总是给予关怀、鼓励和支持。每次所里开展活动，幽默风趣的梅老师都会把气氛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令与会者轻松愉悦，人人畅所欲言。
在剑桥大学城，颇具中国风的李约瑟研究所宛若一处美丽幽静的世外桃源。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何其幸运，能够在这里跟同事们一起研究、探讨东西方哲学、科学、历史、文化，在不断地学习、工作和研究中自我提升。从梅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一位优秀学者的宝贵品质：对科研工作的认真和执着，对新知识的好奇和探索，以及对他人的善意与尊重。2022 年冬，我在李约瑟研究所采访了梅老师，倾听他畅谈对李约瑟及其精神遗产和科学史研究的感悟，以及李约瑟研究所的发展与未来规划。
2023 年春，梅建军在办公室（静一摄于李约瑟研究所）
静一：梅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邀请。我最近拜读了您为 Cultures of Science（《科学文化》）期刊发行的《李约瑟特刊》撰写的导言，尤其是您对李约瑟（Joseph Needham）思想遗产的介绍，收益良多。可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李约瑟，并谈谈为什么要主编李约瑟特刊吗？
梅建军（以下简称 “梅”）：好的，静一。谢谢你做这次访谈。关于李约瑟，我相信他在中国应该是广为人知了。他于 1900 年出生，1925 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其后一直从事化学胚胎学研究，著有《胚胎学史》和《化学胚胎学》，1941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可以说，他的前半生是以生物化学家立身处世的。1937年，在结识鲁桂珍女士后，他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1943 年，他受英国政府委派访问中国，在重庆创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为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帮助。他在战时中国生活了三年，这段经历很独特，奠定了他后半生的事业基础和目标，即撰写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又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套书最初计划单册发行，后来扩展为七卷，之后进一步扩展成具有 28 个分册的系列丛书，成为 20 世纪最宏大的学术工程之一。可以说，李约瑟是 20 世纪的一位知识巨人，他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揭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挑战了欧洲文明中心论，改变了世界对非西方文明的认知。
2021 年底，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了六集专题记录片《李约瑟和中国古代科技》，全面展现了李约瑟与中国结缘的传奇一生。这部纪录片拍摄得非常用心，采用了大量从未发表过的图像资料，异常珍贵，很值得一看。为什么要编辑李约瑟特刊呢？我想，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为了纪念李约瑟和他的合作者们；二是为了推动对李约瑟知识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工作。2015 年，为纪念李约瑟逝世二十周年，在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支持下，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了以 “李约瑟的知识遗产” 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有不少学者做了精彩发言，涉及到对李约瑟及其研究范式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语境、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的讨论。我一直希望把研讨会上的一些发言合为一集发表，与学界共享。2019 年初，我应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科学文化》编辑部的会议，提出了出版李约瑟特刊的建议，得到了积极回应。在众多学者的支持和努力下，《李约瑟特刊》于 2020 年以两期的篇幅正式出版（Cultures of Science, 2020, 3: 1—2.），其中既有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华道安（Donald B. Wagner）和卜鲁（Gregory Blue）等人的回顾文章，也有石云里、王思明和付邦红等人的研究论文，内容非常丰富，值得一读。
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一封面
静一：的确，如您所说，李约瑟在剑桥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人的一些固有观念。同时，他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这是为什么呢？
梅：说他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可能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偏 “左”，比如说他同情劳工，同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他是一名英国工党的成员，思想观念上也倾向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等等，这些自然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或批评。
其次是因为他的学术信念，他相信，无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多么曲折，都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迈进的，而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科学本身也是不断进步的。这种思想和信念在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毫不奇怪。但过去几十年间，这种观念受到学界的广泛质疑，李约瑟因此招致批评和责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是他的编史方法，其主要特征就是用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概念去整理和描述古代科学的发展。这种方法可能会和古代的知识体系不符。所以，有学者认为不能用这种方法研究古代的科学，而应该按照古代的知识语境或概念体系去整理和研究，比如说直接采用阴阳、五行等概念来做描述。这种想法听起来很诱人，但做起来却很不容易，因为一旦缺少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参照，古代知识体系与现代之间的联系纽带也就丧失了。
总之，作为 20 世纪的学术巨人，李约瑟因其所处的时代和他特立独行的治学风格，引发一些学术争议甚至遭受严厉的批评，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只是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再来审视李约瑟，不仅要看到其学术思想和方法中的一些局限性，也应认识到，在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中还有很多极有价值的思想和观念，值得深入挖掘和继承。静一：李约瑟确实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用“革命性” 来形容他给整个科学史界带来的影响也不为过。从他 95 岁逝世到现在已经过去近 28 年了，我们仍然在热烈地讨论他的思想，研究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您看来，李约瑟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重要的精神遗产？
梅：李约瑟的思想体系异常丰厚，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深入研究，比如说席文（Nathan Sivin）、伊懋可（Mark Elvin）和刘钝教授。在我个人看来，李约瑟留给当代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他的文明观。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是历史层面，集中反映在他的比较文明史研究成果上。通过不同文明间的相互 “滴定”（titration，这一词语用于李约瑟著作《文明的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中），他不仅揭示了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和贡献，也揭示了 “欧洲文明中心论” 的荒谬，进而描绘出 “百川归海” 这一文明互鉴、交流、分享和共存的历史图景，并指出这是推动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的根本动力。
其次是未来层面，集中体现在他的普世情怀上。在他看来，近代科学是一种普世性的科学，是由世界各地带有民族印记的地域科学或知识系统如 “百川归海” 般汇集而成的。这是他反对使用 “西方科学” 或 “欧洲科学” 的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百川归海” 的思想不仅是他对历史的观察和总结，也是他对人类未来的一种预见和展望。换言之，科学一旦具有了普世性的特征，那就意味着由科学所推动的人类文明的进程必然走向互鉴、交流、共享，以至融合归一。这正是他一生所倡导并追求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正如英国学者洛察（Leon A. Rocha）所言：“李约瑟的普世情怀中包含了政治远见、开放精神和道德要求，这些都极有价值，值得我们继承。” 可见，李约瑟的文明观所展示的普世情怀，蕴含了一种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在 “文明冲突论” 沉渣泛起的当今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依然在谈论并缅怀李约瑟的原因。
1946 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三十余位中国知名学者给李约瑟夫妇的赠言（现悬挂于李约瑟研究所走廊。图片来源：李约瑟研究所）
静一：提到李约瑟，很多人都会联想到 “李约瑟难题” 或 “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我们可以把它简单概括为 “为何当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 关于如何回答 “李约瑟之问”，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而这一问题本身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关于 “李约瑟之问”，您的个人观点是什么？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梅：2020年，《三联生活周刊》组织发表了一组题为 “再问'李约瑟之问’” 的文章，以纪念李约瑟诞辰 120 周年，其中有一篇访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吴国盛教授的文章，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 “李约瑟之问” 是一个伪命题，吴教授甚至认为，这已是中外学界的共识。我随后写了一篇小文章，发表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上，对吴教授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主要有两点：其一，吴教授认为李约瑟 “是完全按照西方人对科学的理解来对中国古代科技进行盘点的”，“是以一种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来反对表面的西方中心主义”。我认为所谓的 “西方中心主义” 具有特定政治和思想内涵，与李约瑟的编史方法不可同日而语。把李约瑟的研究视为 “西方中心主义” 是一种貌似深刻的 “误读”。其二，吴教授批评李约瑟的著作 “科技不分，以技代科” 。我举出李约瑟的档案资料，说明李约瑟对技术、前科学、近代科学等概念均有明确的区分，不存在科技不分的问题。
关于 “李约瑟难题” 或 “李约瑟之问”，更直接的批评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在他看来，“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 '世界领先’ 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 —— 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 又如何定义呢？'领先’ 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 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这就涉及到如何评判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问题，以及如何与欧洲或其它地区比较的问题，抑或根本就无法进行比较，因为两者看似截然不同。我觉得江教授这样的评论有其深刻之处，但也恰恰说明“李约瑟之问”并非伪命题，而是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和比较研究来提供证据。在我看来，如何认识 “李约瑟难题”，更值得重视的是来自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正如清华大学刘兵教授所言：“随着科学史的具体研究和相关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受到后来有些后现代意味的各种学说的影响，'李约瑟问题’ 早已不再是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主流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其存在的前提，也随着科学史理论的进展而被基本消解了。” 他还说：“如果我们不将欧洲近代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而是以一种非辉格式（注：辉格式为 “whiggish” 的翻译，即按现代观点来评价科学史）的立场，更关注非西方科学的本土语境及其意义，'李约瑟问题’ 自然也就不再成为一个必然的研究出发点”。这种见解实际还是在强调要摆脱现代科学的参照系统，从本土科学自身的文化语境去观察和评判，这自然是很有意义的视角。不过，这种视角并不具有垄断的意义，也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它视角的价值和意义，更无法真正消解 “李约瑟难题” 的深刻意义。“李约瑟难题” 之所以到今天还具有如此大的魅力，正是因为它所展现的中西文明互鉴的比较视角和宏大格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教授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李约瑟问题’ 是一个启发式的主题论纲， 借助它不仅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宏大叙事，还能引导人们对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以及文化多样性与科学普适性间的张力等议题进行深入思考。” 这应该是最切中肯綮的真知灼见！
1950 年代的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合作者王铃博士（李约瑟研究所供图）
静一：自 1954 年第一卷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丛书已发展为二十余册的庞大出版工程，涉及到中国科技史的方方面面，可谓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请问这套丛书下一步的出版计划是什么？梅：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丛书，基于李约瑟先生生前的规划，总计将出版七卷 28 个分册。目前已经出版了 25 个分册，还有 3 个分册仍在撰著中，即第五卷（化学卷）的第八分册《纺织机械》、第十分册《有色金属冶金》和第十四分册《盐业》。《纺织机械》分册的撰著人是中国丝绸博物馆原馆长赵丰教授，他已获得劲牌中国科学与文明奖学金的资助，计划来剑桥访学半年。《有色冶金》分册的撰著人比较多，有波士顿大学的慕容捷（Robert Murowchick）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苏荣誉研究员、芝加哥大学的李永迪教授、北京科技大学的陈坤龙教授、上海博物馆的廉海萍研究员，以及我本人。《盐业》分册的撰著人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教授。这几个分册的撰著工作目前都在积极推进之中。静一：有一张您和李约瑟先生的合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照片上，李约瑟先生坐在轮椅上，与您一同阅览《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请您谈一谈您与李约瑟先生之间的交往情况吗？在您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怎样的学者？梅：你提到的那张我与李约瑟先生的合影，的确来之不易。1994 年，我刚到李约瑟研究所不久，当时所里的秘书安吉拉·金（Angela King）女士就提醒我说，考虑到李约瑟先生年事已高，未经研究所批准，不得随意去打扰先生。我当然要遵守所里的规定，但转念一想，既然来到了这里，总应该登门去拜访他老人家一次吧，于是就很慎重地向研究所提出申请，表达了想拜访李约瑟先生的愿望。这张照片就是申请得到批准后，在拜见先生时，请一位同事帮忙拍摄的。作为很晚的晚辈，我与李约瑟先生谈不上有任何正式意义上的交往。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位学术上的巨人。我能走上研究科技史的道路，与李约瑟先生的学术著作有很大的关系。回想起来，1983 年，我第一次读到先生著作的中文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就对科技史产生了兴趣。1984 年，我考上了科技史专业的研究生，从此步入了这一领域。人这一生真是很奇妙，往往是不经意间的一件小事，就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我很感谢李约瑟先生，是他的著作把我引上了中国科技史的学术研究之路。
1994 年，梅建军拜访李约瑟先生（梅建军供图）
静一：梅老师，可以请您谈一谈您的科技史研究经历吗？最初是怎样的一种契机促成您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的呢？
梅：我能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要特别感谢何丙郁（Ho Peng Yoke）先生。正是因为何先生的努力，美国纽约的李氏基金会才同意在李约瑟研究所设立一项奖学金，专门用于支持来自亚洲华语地区的年轻学者来英国访学一年。因为有我的导师柯俊院士推荐，我很幸运获得了这一奖学金，并于 1994 年 2 月抵达剑桥，开始一年的访学生活。这期间，在何丙郁先生指导下，经柯俊院士推荐，我又申请并获得了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奖学金，从 1995 年开始在剑桥大学考古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新疆地区的早期青铜冶金，历时五年。读博期间，还得到了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博士论文奖学金。毕业后，我先后获得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奖学金、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外籍特别研究员奖学金和美国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奖学金，在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和李约瑟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欧亚草原地带的青铜文化和中国北方系青铜器。2004 年，在海外游学十年后，我回到母校北京科技大学，出任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十年后，经李约瑟研究所董事会正式任命，我于 2014 年就任李约瑟研究所第四任所长，直至今日。由此看来，我跟剑桥和李约瑟研究所的因缘很深。这其中有很多的契机，至今想起，仍觉幸运之至！这一路走来，我不仅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厚爱与提携，还有亲人和朋友的关心和陪伴，以及同事和学生们的支持和帮助，真是幸莫大焉！
静一：在英国研习中国科学技术史，给您带来了哪些不同的视角？
梅：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感触比较深的主要有这样三个视角：一是比较的视角。中国的很多发明和知识创造，如果不放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去考察、比较和评论，其独特价值或意义就很难突显出来。李约瑟先生是极具比较意识的学者，堪称文明互鉴研究的先驱，正是因为他的杰出研究，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卓越贡献才开始为人所知、为世所识。同样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也需要充分地认识世界其它文明的独特价值与贡献。世界不同的文明和国家唯有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和学习，世界的和平共存才有希望，走向 “大同社会”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是理论的视角。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除了实证的一面，还需要有理论的思考和探索。无论是技术的传播还是文明的碰撞，依据文献或考古的证据给予论述，相对直截了当，而如何从理论上阐明技术传播和文明碰撞的机制或文化变迁的动力，则要困难得多。一旦有了理论的思考，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就会深刻得多。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科技史研究，理论视角都是不可缺少的。
三是文献的视角。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学者，具备过硬的古代文献功底非常重要。但说来惭愧，我以前的研究多基于实验室的分析检测，对文献下的功夫远远不够。到了李约瑟研究所之后，通过每周一次的文本研读会，我才意识到文献视角的重要性。西方同行学者对文献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信很多来李约瑟所访学的中国年轻学者对此也有同感。
2014 年，梅建军始任所长并为《李约瑟研究所通讯》撰文
静一：您上面提到，对任何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有实证的一面，也需要理论的思考，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在整理文物和文献、讲述历史事件之外，如何发现并解答一个好的问题，其实更具有挑战性，同时也能赋予研究更深一层的意义。关于如何发现问题并深入开展研究，您有哪些建议可以分享给青年学者呢？梅：我相信，因为研究的学科不同、自身的学习经历和能力基础不同，在研究途径和方法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就我自己带研究生的经验而言，我喜欢强调这样三个环节：一是读文献、找问题，这是做任何研究最基础的一步。确定一个大致的研究方向以后，首要的一步就是把前人所做的有关该方向的所有相关研究论著找出来，仔细阅读，一方面是熟悉前人做了哪些工作，提出了哪些学术观点，另一方面是通过归纳和思考，看看前人的工作有什么不足，还有哪些薄弱的环节或有待搞清楚的问题。所以，读文献的目的就是要发现问题。二是下田野、做实验。一项研究工作如果要有原创性的贡献，那么找到新的研究资料就非常关键。就我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言，与考古学家的合作至关重要。所谓“下田野”，就是要经常去考古发掘工地，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并获取可以在实验室进行分析检测的样品。接下来的实验室检测工作，是获取新数据的关键步骤。数据出来后，是否足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是否还需要补充新的样本和数据，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并作出调整和选择的过程。三是综合研究与论文写作。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这是最难的一步。一个人的研究视野和实力，最终的体现其实还是在发表的论文中。怎样做才能写出好的论文来？别人或许有什么秘诀或捷径，而我是没有的。我能建议的是很笨的办法，不外乎多写、多讨论、多修改。我自己写东西通常很慢，跟熬粥似的。但写作本身就是综合研究，需要把前人的研究、实验数据、历史文献和理论思考贯通起来，形成自己的新见解，慢一点不怕，能让自己的思考走得更深入一些，就非常值得了。静一：您致力于中国古代青铜技术研究多年。近些年，关于青铜技术的起源问题有诸多的猜测与假设，涉及到不同的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梅：青铜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上意义重大，学界对这一学术课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传统的金石学一直在著录各地偶尔发现的青铜器，尤其是其上的铭文，已经认识到青铜器与上古历史存在密切的关联。上个世纪 20 年代，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展开，大量的青铜礼器被发掘出来，不仅证实了商代的历史，更是展现了早期青铜工艺的卓越水平。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一发达的青铜技术究竟从何而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不少学者都认为这一技术只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到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西北地区有了一些新的早期铜器的发现，证明在商代之前铜器技术还有一个初始的发展阶段，这样青铜冶金术在中国独立起源的见解就出现了，到（20 世纪）80 年代更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看法。这种学术上的此起彼伏与当时社会政治风潮的变化并非毫无关联。从 90 年代到现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发现的早期铜器与同时期欧亚草原地带的青铜文化存在一些联系，表明青铜技术有可能是从欧亚草原地带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而西北地区的青铜技术则有可能继续向东传播，进入到中原地区，从而导致夏、商青铜文明的兴起。不过，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可青铜技术从欧亚草原传入的见解。事实上，主张冶金术在中国独立起源的学者至今仍然不少，最近还有学者撰文提出铜冶炼技术在长江流域独立起源的观点。我觉得，学术问题存在争议是很正常的事，尤其是我们讨论的都是几千年前的事，无论哪种观点，就考古证据而言，都存在一些缺环，很多观点的呈现都带有一定的推测性。多一些争议，反而会使我们从更多的视角看问题，从而从整体上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静一：李约瑟所从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可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研究所的历史？这些年，研究所经历了哪些变化？梅：李约瑟研究所的历史的确值得好好梳理一下。追溯起来，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应该是 1968 年在剑桥成立了东亚科学史信托会（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后来，又在纽约和香港成立了另外两个以 “东亚科学史” 命名的基金会，其宗旨就是为支持李约瑟及其合作者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筹措资金。到了（20 世纪）70 年代，李约瑟与外界联系时所采用的机构名称，主要是 “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83 年，剑桥 “东亚科学史信托会” 决定将拟建的建筑物命名为 “李约瑟研究所”，由李约瑟先生做首任所长，“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则迁入研究所内。1987 年，研究所的主体建筑落成。同年九月，剑桥 “东亚科学史信托会” 正式委任何丙郁先生为 “候任所长”。1990 年初，鉴于李约瑟先生年事已高，何丙郁先生提前在澳洲退休，来剑桥正式接任第二任所长，他是一位不拿工资的 “义工” 所长，而且一干就是 13 年。2003 年，古克礼先生接任，成为第三任所长。也就在这一年，剑桥 “东亚科学史信托会” 正式更名为 “李约瑟研究所”，这样就赋予了李约瑟研究所作为英国注册慈善机构的法人地位。
1987 年 6 月 12 日，菲利普亲王到访李约瑟研究所（前：李约瑟、菲利普亲王，后：鲁桂珍、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毛文奇）（图片来源：李约瑟研究所）
1987 年 6 月 12 日，菲利普亲王到访李约瑟研究所（左三起：李约瑟、鲁桂珍、毛文奇）（图片来源：李约瑟研究所）
我是 2014 年初正式接任的，是第四任所长。据我所知，何先生接任所长时，研究所的财政状况不是很好，到访的学者也不多。可以说，正是在何先生任所长期间，古克礼先生作为副所长，领导实施了 “龙腾” 项目（注：英文名为 “The Dragon’s Ascent”，一部有关中华文明与科技史的纪录片），才为研究所募集了充足的资金，从根本上改变了研究所的财政基础，使之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这些年来研究所的一些积极变化跟前人所打下的坚实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关于研究所近些年的变化，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来访学者的数量有了显著增长。这主要得益于研究所新增的一些奖学金资助计划。设立奖学金的工作在何丙郁先生任所长时就启动了，李氏基金会奖学金就是何先生任所长时设立的，持续至今，居功至伟。后来，古克礼先生任所长时，又从美国梅隆基金会申请到了奖学金项目，为中美两国青年学者来剑桥访学提供了良机。近年来设立了更多的奖学金项目，比如劲牌奖学金、丝路奖学金和何丙郁奖学金，从而为更多科技史学者来访剑桥创造了条件。第二，李约瑟研究所与剑桥大学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形成了多种渠道的良性互动。作为一个在英国注册的教育慈善机构，李约瑟研究所在行政上完全独立于剑桥大学，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资源都是开放共享的。来所里访学的学者可以使用剑桥大学丰富的图书和网络资源，还可以到大学的相关院系去听课。与此同时，这些学者也通过举办学术演讲、参加学术研讨会等为剑桥大学的学术活动作出贡献，丰富了大学的学术生态。另外，研究所还与剑桥大学相关院系合作创办了 “李约瑟年度纪念演讲”，也是两者关系得到加强的一个标志。第三，研究所的社会服务活动更加丰富多样，主要体现在每年接待大学生、中学生和社会公众参访研究所的频率和数量都大幅增加。所里的工作人员和学者通过发表演讲、引导公众参观图书馆和档案资料，不仅宣传了李约瑟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对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提升了人们对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互动的历史及其价值的认识。静一：李约瑟研究所可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多位来访的学者都曾表示，在这里访学的经历令人终身难忘。在您看来，研究所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在科学史学界有着怎样的影响？梅：在我看来，李约瑟研究所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创始人所奠定的学术基础和使命（mission）。研究所的主体是李约瑟先生所创立的 “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这在整个西方世界来讲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主体是基于李约瑟先生的个人收藏，同时也包括近年来的最新出版物。作为东亚科技史的专业图书馆，论其收藏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在西方无出其右。另外，作为东亚科技史这门学科的创始人，李约瑟先生留下了成千上万件档案资料，弥足珍贵，是研究东亚科技史学科发展史的金矿，亟待开发和利用。作为教育慈善机构（educational charity），李约瑟研究所的使命是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会服务，推进世界深入了解和认识东亚地区各国人民对人类科技文化的历史贡献。这一使命是李约瑟先生 “文明观” 的集中体现，即通过学术研究和社会普及，来增进世界对东方文明的认知。对科学史界而言，李约瑟研究所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东亚科技文化史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对倡导非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学者们而言，李约瑟研究所的使命及其践行，更是提供了一种激励的力量。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对年轻学者来说的确是很难忘的经历。一方面，能够受惠于李约瑟研究所和剑桥大学的学术资源和氛围；另一方面，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网络，有助于他们今后的学术成长和提升。简言之，因为身处剑桥大学城，李约瑟研究所可谓得天独厚，为学者们的成长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提供了继续发展的动力，的确称得上是一块 “风水宝地”。
1997 年，梅建军与何丙郁（左）、古克礼（右）（梅建军供图）
静一：李约瑟研究所近年来设立了多项奖学金，为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了更多的到研究所交流与工作的宝贵机会，真是可喜可贺。作为一家独立机构，研究所的经费来自哪里？经费支持对研究所意味着什么？梅：李约瑟研究所作为一家教育慈善机构，其成立和运行的基础，一方面是李约瑟先生夫妇个人财产的全部捐献，另一方面则是依靠社会有识之士多年来的慷慨捐赠。前面我已经提到，在李约瑟研究所成立的早期阶段，在剑桥、香港和纽约分别成立了三个东亚科学史信托会或基金会，创会的成员大多是李约瑟先生的朋友和社会知名人士。三个基金会筹集了很多善款，主要用于建造研究所的建筑，并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丛书的撰著和出版。可以想见，募款是一件非常耗费心力的工作，很多人为此作出了巨大而无私的贡献，这里无法一一细说。（20 世纪）90年代初期，当何丙郁先生接任所长时，李约瑟研究所因为经费短缺，运行非常不易。幸运的是，在何先生和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李约瑟研究所逐步走出了那段困难时期，现在已具备了比较坚实的基金储备（endowment），能够基本保证支撑运行所需要的经费。近十年来，美国纽约李氏基金会、新加坡李氏基金会、香港 “李约瑟科技与文明基金会”、中英学术交流基金会（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和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一直是李约瑟研究所最有力的支持者，没有他们的慷慨资助，李约瑟研究所的很多工作将无法开展。借此机会，我想对多年来支持李约瑟研究所的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静一：对于研究所的未来发展，您有怎样的构想与期许？梅：关于李约瑟研究所未来的发展，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专著显然是首要的目标。在这套丛书全部出齐之后，我们也在考虑启动一个新的出版项目，即《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阶段。我们或将采用断代史的结构，并借鉴李约瑟研究所学术专著单行本的组织形式，更灵活地推动项目的实施。总之，李约瑟研究所的学术使命，就是要搭建一个学术平台，支持来访的学者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促进他们的成长，同时也为世界各地从事东亚科技史研究的学界同仁提供帮助。因此，我们会继续积极筹措资金，创建和提供更多的奖学金计划，以便为世界各地的学者来剑桥访学和交流提供机会；我们也会组织更多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以推动世界范围内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和壮大。静一：新冠疫情对整个学术界影响巨大，李约瑟研究所也未能幸免。值得庆幸的是，近几个月来，研究所的活动已逐渐恢复正常，所里充满生气，基本回到了疫情前的状态。能请您介绍一下疫情对研究所的影响、以及近期所里举办的活动情况吗？梅：的确，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李约瑟研究所自然也不会是例外。总起来看，新冠疫情至少在三个方面对李约瑟研究所造成了严重影响：首先是奖学金计划的执行受挫，比如劲牌中国科学与文明奖学金、丝绸之路奖学金、纽约李氏基金奖学金、何丙郁中国科技史奖学金和中英学术交流基金奖学金都不得不暂停运行一年或者两年。其次是学术交流活动的锐减，我们一年一度举行的李约瑟纪念讲演、马堪温纪念讲演都不得不取消，而以前每周一次的研讨会（seminar），或改在网上进行，或改为两周一次。第三是社会服务活动几乎完全中止。疫情爆发前，李约瑟研究所每年都会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团体和个人的访问，但疫情爆发后，这样的访问就基本上告停了，令人非常遗憾。不过，从 2021 年 10 月起，随着疫情的缓解，研究所重新对外开放，并开始接受世界各国的学者来访学，各种学术活动也逐渐恢复，包括定期的研讨会。如你所说，现在来研究所访问的学者很多，各项学术活动也基本恢复了正常，令人欣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 9 月 16 日，研究所举办了纪念李约瑟先生夫人李大斐博士的专题展览和学术研讨会，题为“李大斐博士的生平和事业”（Reflections on the Life and Career of Dr. Dorothy Moyle Needham）。该研讨会意味着一次重要的突破——首次基于李大斐博士自身的档案资料展开研究，以独立的视角展现和评价李大斐博士作为一位女性科学家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研讨会上，有多位学者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充分展现了李大斐博士档案资料以及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李大斐（Dorothy Moyle Needham）博士专题展（2022 年 9 月 16 日，静一摄于李约瑟研究所）
还有一场活动非常值得一提。2022 年 11 月 4 日，第五届李约瑟年度纪念演讲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隆重举行。演讲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是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荣休教授，她演讲的题目为《制泥工艺：作物景观、时间与历史》。白馥兰教授不仅回顾了她如何在李约瑟博士的鼓励和引导下走上研究中国农史的道路，也展现了她近些年从新的理论视角拓展中国科技史研究视野的种种努力。对制泥工艺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种尝试，她通过考察不同地区农作物的田地整备，揭示时间在其间的作用，展现不同区域制泥工艺及时间节奏的差别，以及围绕它们所形成的社会技术系统和历史演进轨迹。演讲由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系胡司德（Roel Sterckx）教授主持，吸引了 70 多位听众。演讲结束后，学者们在酒会上举杯畅谈，氛围轻松愉悦。李约瑟年度纪念演讲得到了中国劲牌有限公司的慷慨赞助，也得到了剑桥大学相关院系的支持，在此谨致衷心谢意！静一：非常感谢梅老师，让我有机会重温我们研究所的历史，的确，李约瑟先生的精神遗产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作为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和一名成绩卓著的学者，您有关科技史研究方法的观点也让我受益匪浅。我相信，读者们一定会从您的谈话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2023 年春节，静一与梅建军教授在李约瑟研究所后花园日晷前
本文同时载于《科学文化评论》第 20 卷第 1 期（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