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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 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 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李约瑟的巨著虽然得到中国学者普遍的赞扬，但并不是书中所有特色都为中国学者所热烈欢迎。这些特色中至少有两个方面多年来一直受到冷遇。在一般读者，往往一说起中国科技史研究就想到李约瑟。而事实上，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术史的研究，早在二三百年前就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滥觞于清代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比如宋君荣（A. Gaubil）对中国天文学史的论述。后来则由一代又一代的汉学家们逐渐光大，形成传统，至今仍很兴旺。
自从二十世纪初国人自己开始进行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之后，碍于文字隔阂和民族情绪，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极少接触和引用。而李约瑟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很自然地大量介绍和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研究探讨中国古代科学一文化史的成果。可惜这一点至今仍然很少被国内学者所注意。李约瑟身为西方人，又在西方研究中国科技史，与国内研究者相比有一项优势，即他的眼界可宽广得多。因此他的论述中，经常能够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这就避免了一些国内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在此基础上，李约瑟经常探讨和论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异域相互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不免在他笔下出现一些'西来说'。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李约瑟的意义就是研究中国科学史，或者是研究科学史。有些人在向国内科学史家奉赠桂冠时，往往期许某某人是'中国的李约瑟'。这种廉价桂冠背后的观念，其实大谬不然！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宽广的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中国自己的 学者专家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宽广的视野。李约瑟著作中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李约瑟的巨著确实主要是研究中国科学史，为此他受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然而他带给中国人民、带给中国学术界最宝贵的礼物，反而常常被国人所忽视。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一本 我们祖先的'光荣簿'，而李约瑟送给我们的礼物，却是用他的著作架设起来的一座桥梁──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
因此，如果中国要出一个'中国的李约瑟'的话，此人绝不应该是写另一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此人只能是一个发下大愿，要以毕生精力撰写一部多卷本《欧洲的科学与文明》的中国人。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37岁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成名 著作《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都在40岁前问世。在科学前沿已经获得很高地位之后，再转而从科学技术史入手架设中西方文化桥梁，就比较容易获得支持，这一点极为重要。在李约瑟向中国文化'皈依'的年代，以及此后很长的年代中，中国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正如何丙郁所说：
50年代中国确有好几位优秀科学家具备类似的潜质，科学上的成就也不比李老差。可是引述一句一位皇家学会院士对我说的话：院士到处都有，我从来没有听说李约瑟搞中国科技史是英国科学界的损失；可是在50年代，要一位钱三强或曹天钦去搞中国科技史，恐怕是一件中国人绝对陪不起的买卖。 就是在今天，这买卖我们恐怕仍然陪不起。何况在如今这个浮躁奔竞的年代，要出这样一个'中国的李约瑟'，我看至少还需要等待几十年。
当然，就象科学和学术没有国界一样，沟通中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应该也没有国界──既然 李约瑟已经为世人架设了这样一座桥梁，我们也就不一定再去修建这座桥梁的中国型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在这座桥上行进。
所以，'中国的李约瑟'也可能永远不会产生了。
改编自：江晓原《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 为推动中国古代军事工程科技研究的创新化和国际化，北京行知探索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合作设立了“发现中国--古代军事工程科技奖学金”。该奖学金由北京行知探索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资金，设立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指定用于资助华语国家和地区的年轻学者，进行与中国古代军事工程科技相关的研究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军事土木工程技术、城市攻防体系等，鼓励开展中外军事工程技术的对比研究。第二届奖学金申请将于2016年2月29日结束，点击“阅读原文”了解详情，或致电18600161395（毛璐）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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