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2012年，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总编辑胡守文入选中国出版界个人最高奖项韬奋出版奖。胡守文说，今年是他在中青社的第30个年头，退休前能得到这样的表彰，感到很是满足。30年前，胡守文以校对的身份踏入中青社，19年前，他成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长。中青社在他的带领下从综合出版转向精抓门类，从埋头苦干中抬起头，看到了数字出版的新道路。
■精彩语录
过去出版人一直说做作者工作、做读者工作、做案头工作，这些都对，但都没讲到根儿上。实际上，出版人最重要的就是在做版权。
正因如此，出版社才更应该认清自己的位置——如何获得优质的图书版权、如何做好版权的出版和维护工作、如何获得更长的版权使用期限才是出版人最应当时刻考虑的。
我概念中的电子书和传统纸书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拿今天我们所说的‘书’的概念套在‘电子书’上，电子书并不单纯就是将纸书内容数字化。
整个编辑过程流程化，一本电子书的制作过程可能只需花费15到20分钟，而一个编辑一天或许能编辑数本电子书。
没有品牌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没有销售。因此出版社应当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在品牌这样一个层面上展开竞争，而这个竞争是你死我活的。
■本报记者 戴园园
有人形容现任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总编辑、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守文是“编辑出身的社长”，胡守文对此回答“我很受用”，的确，他在中青社从校对做起，目前担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还有人说胡守文是“国际交流人士”，也没错，他是国际合作促进会的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再问问他你还有怎样的头衔？胡守文笑着说：“我还是一个准备退休的老出版人。”
这位老出版人很有点意思，他会每天用iPad定时在微博上发“早安、晚安”，他的挥毫墨宝还成为了中青社年会上的热门奖品之一。但深入观察下我们会发现，胡守文是一位对出版业有着敏锐观察力、对新兴新媒体产业有着长远规划的专业出版人。
有新闻洞察力的出版人
上大学之前，胡守文就在山西某县委宣传部做了七年新闻干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从最基本的编辑校对工作做起。胡守文说，他本想到北京继续从事新闻行业，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进了图书出版业。这期间他发现，新闻工作中培养出的敏锐观察力及职业敏感性，对图书出版来说是一种很有利的条件。当好记者，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选择一个好的报道角度，看别人所没有看、看别人所看不到，而这一点与图书选题的策划和把握有异曲同工之妙。
早在1996年，电子出版物的概念刚刚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还仅局限于 “圈外人”在讨论，刚当上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三年的胡守文便在一次研讨会上做了名为“高科技下的传统出版社再生问题”的报告，对未来出版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图书出版形式的多样化”的创新观点。
胡守文说，自己当时刚从美国参加国际书展回来，看到国外的出版社中已经出现“电子书”这样一种形态。这样一番领先的出版格局使他感触颇多。国内出版形式如何实现多样化，电子书横空出世后将给传统出版社带来怎样的机遇和冲击，出版人应当怎样去应对，数字出版领域中出版社的身份究竟应当是内容供应商还是新媒体运营商……对于诸多问题，胡守文进行了一番思考。
出版社并非“根红苗正”的内容商
胡守文认为，所谓新媒体，无非就是高科技的技术嫁接出版内容。对技术，出版社是外行，而对于内容，出版社则是专家，因此表面看来，出版社做内容供应商应当是轻车熟路，而做运营商则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传统出版人的经济实力、技术能力是否允许其做一个运营商，都是有待考量的。那个水有多深，谁都摸不透。
但出版社真的就是“根红苗正”的内容供应商吗？胡守文说，并非如此。
“过去出版人一直说做作者工作、做读者工作、做案头工作，这些都对，但都没讲到根儿上。实际上，出版人最重要的就是在做版权。”大部分出版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版权始终是在作者手里的，作者才是名副其实的内容供应商。更直白地说，出版社就是二传手，是把关人，是版权代理人。出版社的工作是成全作者的版权，在图书出版的过程中，出版人应当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这几年出版业的发展成绩十分显著，但对新媒体发展的关注是不够的。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当口，新媒体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力量，由出版业圈子以外的技术端口先成长起来。
胡守文曾说过，高科技公司抄了传统出版业的后路，而这条“后路”的名字也就是“版权”： “一些IT企业觉悟得比我们早。比如中文在线，十多年前开始他们就在做版权。”
中文在线最初是向出版社购买版权，当时出版社和作者的版权意识还很薄弱，很多出版社是在没有签下作者数字版权的情况下，就这么将数字版权签了出去。后来中文在线便跨过出版社，直接从作者手中签下内容的数字版权，同时代理作者联系纸质图书的出版。胡守文认为，这种生产力的强大之处在于，在传统出版社还在坚持自己旧有的出版路线时，中文在线已经开始以全媒体出版为着眼点，逐步建立起一个新型出版机构。
胡守文说，正因如此，出版社才更应该认清自己的位置——如何获得优质的图书版权、如何做好版权的出版和维护工作、如何获得更长的版权使用期限才是出版人最应当时刻考虑的。
找准方向两步走
在找准数字出版方向这一过程中，传统出版人面临两个课题：一是传统出版物怎样适应新媒体的形式以及读者阅读口味、习惯的变化；二是怎样接近、进入新媒体，而不是对其敬而远之。胡守文认为走新媒体这条道路，一旦找不对方向，便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针对这一点，胡守文对中青社2012年的工作进行了新的布局——做自己的电子书和电子杂志。为此，他制定了两步走的计划。
第一，中青社是个综合类的出版社，在进行电子书战略布局前，首先必要的是进行出版方向、出版门类的梳理。胡守文带领团队归纳出版社的特长，并得出了要做“类型出版”的结论，着重出版中青社的特色门类。
第二，建立自己的出版数据库。胡守文计划将中青社曾经出版过的图书资料全部碎片化整理，同时搜集新鲜资源进行补充。未来三到五年内，图书资料数据库建成，中青社将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电子书和电子杂志的数字出版，并实现线上出售。
谈到何为“电子书”时，胡守文的观点让人眼前一亮。
“我概念中的电子书和传统纸书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拿今天我们所说的‘书’的概念套在‘电子书’上，电子书并不单纯就是将纸书内容数字化。”
胡守文介绍，成型的数据库中应收藏有上千种图书封面设计、内文版式等格式化资料，编辑只要在数据库中调出选择合适的设计风格和版式安排，将相关的文字、照片、资料甚至是插画、影音资源等全部搜集整合完毕后录入其中，一本电子书就这样做好了。整个编辑过程流程化，一本电子书的制作过程可能只需花费15到20分钟，而一个编辑一天或许能编辑数本电子书。
这样的电子书可能是一种介于书和杂志之间的形态，和读者现在拿到手上的那种经过漫长的策划编辑过程的图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电子书不适合出印刷版，因此纸质图书也不会对电子书造成影响。纸书和电书成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便不会相互冲击。
这样一来，一个200人左右的传统出版社一年可以出700本书，而一个只有50人的电子书出版机构一年或许可以出2000余本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电子书的优势。这为出版社带来了无限大的出版可能性。
这些电子书通过网络渠道销售，不会受到地面店的约束。实体店倒闭对网络渠道销售没有影响，回款速度慢也和电子书没有关系，数字版块可以完全摆脱店面销售的束缚，电子杂志也是如此。话到此时，胡守文自信地说：“在这样的规划下，我认为中青社未来将会稳坐钓鱼台，完全不需要慌张。”
经营产品转向经营品牌
其实中青社并不是一直都在稳坐钓鱼台。2010年，胡守文被任命为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总编辑，工作重心从期刊转移至图书。据胡守文回忆，当时社里图书出版状况较为沉重，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销售表现平平。
鉴于这种情况，在胡守文的倡导下，中青社开始了自身的大转变。
首先便是开展由综合出版向类型出版转移的过程。面对图书市场的分化和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中青社在出版门类中剔除一些市场不太关注的分类，着力加强市场热点。除了产品结构的调整，部门结构的调整也是重要的一环。胡守文将编辑部全部打乱，组建专注于不同类别出版物的编辑组，使每个部门出书的方向更加集中且明确。
第二个变化就是进行品牌营销。胡守文认为，在数字化的推广下，出版社想在未来的图书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一定要做好品牌推广，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号召力，而不是在于出版量。而今年开始，中青社也逐步从经营产品的阶段进入了经营品牌的阶段。“没有品牌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没有销售。因此出版社应当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在品牌这样一个层面上展开竞争，而这个竞争是你死我活的。”胡守文说。除了地面店以外，新媒体给出版人提供了一个最广阔的品牌推广空间。因此，中青社将会成立一个新媒体品牌营销中心，并拥有自己的多个线上官方网站。这个官方网站可以是机构的，也可以将其打造成一本书或一套书的官方网站。
除线上运营外，通过出版物打造品牌影响力才是最重要的根基。《青年文摘》杂志是中青社总社非常重要的品牌，从市值上来看甚至超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青年文摘》这本杂志的品牌效益放大，胡守文去年在刊物的原有基础上打造了青年文摘?时光绘编辑部，将《青年文摘》的品牌延伸至青少年图书的出版中，并计划一年出一百本书。
后记：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胡守文告诉记者：“到今年，我在中青社已经干了30年，现在已经过了退休的年纪。”当记者问及退休后有什么打算时，胡守文很快地回答：“介入新媒体。”顿了顿又补充道：“可能是做一些电子书和电子杂志。”他说，新媒体是“人人对人人”的出版，无所谓在不在职，有很宽阔的路径能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就能看到另一个身份的胡守文，在尚未拨开云雾的新媒体出版业扛起一面大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