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鸿：民营书业进入企业化时代
一方面，国有出版社转企改制如火如荼；一方面，政策松动，民营书业消息利好。中国民营书业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和洗礼，它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将如何应对？近日，本刊记者采访民营书业领军人物，山东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民营书业进入“企业化”时代 《中国出版》：今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一次把民营书业提高到了“新兴出版生产力”的高度，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民营书业走进了快速发展的春天。作为中国民营书业第一批成功的创业者，您能谈谈民营书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任志鸿：很多人都是从《优化设计》开始认识世纪天鸿集团的。“优化”一词在词典里的意思为“加以改变或选择使优良”，所以顾名思义，“优化设计”系列产品每年都需要花很大成本和精力来重新改良和编校。其实，不仅仅是产品需要“优化”，企业也需要“优化”，整个民营企业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如果具体地看它的发展阶段，我认为可以分两个阶段：市场化阶段和企业化阶段。 《中国出版》：您是如何界定民营书业经历的这两个阶段？ 任志鸿：民营书业走过了一段不平坦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多年的磨砺与市场的大浪淘沙，我认为2008年大致是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在这之前，民营书业基本上处于不断的市场化过程中。大家都知道大多数民营书业是基于自有资金滚动或家族化发展而来，经营上显著的特点是“小作坊”、“业主制”、“家族制”。企业规模小，管理方式粗放简单，管理主要靠眼睛看和嘴巴说，没有流程设计；企业主是企业的决策者，没有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财务更多的也是人工流水账的方式，企业发展上也谈不上规划和目标。但是在市场需求旺盛，竞争不激烈的情况下，由于民营书业看到了市场的巨大需求，迅速跟进，目标非常单纯而明确，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种“作坊式”的运作模式促使民营书业在初创阶段成功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特别是2003年以后，民营书业获得了发行市场准入的权利，与国有图书发行业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可以说以“市场”和“产品”为导向的市场化时期，让民营书业的经营相对灵活，更能贴近读者的需求，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发展资金和经验。 《中国出版》：应该说市场化的阶段，民营书业掌握了一定的市场优势，发展迅速。那么您又是如何理解民营书业进入了企业化阶段的？ 任志鸿：近年来，随着市场化的加剧，民营书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开始凸显。如诚信问题出现挑战，退货率大幅提高，而折扣不断下降，产业链的竞争日益加剧。此时，很多民营文化公司也发现一方面过去在市场捡漏、依靠快节奏运作的竞争优势有所减弱，业绩也徘徊不前。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人事、财务、物流等管理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比如财务，过去单一的盈利核算模式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现在的业务模式差异化很大，每类产品的周期也呈现多样化，仅仅依靠财务主管的经验判断已经不行。 少数规模较大的民营书业公司开始意识到民营书业的发展需要一种规范，他们开始寻求瓶颈的突破，开始有了搭建企业化平台的意识，也进行了企业化平台建设的探索，如迅速扩大产品规模，期望通过规模化效应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产品研发机制，致使产品盲目上马，致使库存增大。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企业开始从行业引进人才，而大多引进“业务型”人才，要么专注于市场营销，要么专注于产品研发，仅仅局限于解决公司业务板块中的“短板”或实现某一业务板块的突破。而民营书业要获得长远的发展，成为行业的排头兵，就必须突破自身的发展瓶颈，实现从小作坊到现代企业的转化，构建和完善影响企业的发展的各个要素，建立规范的企业化平台，培育核心竞争力，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遵循现代企业的要求，按照现代企业的规律去办事。据此判断，我认为民营书业已经开始从“市场化”时代进入到“企业化”时代。当然这个转变会带来一些“烦恼”，如在人员上流动可能会比较频繁，新进人员可能会与创业团队出现价值观差异等等。但这仍然是民营书业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 《中国出版》：在民营书业的不断成长过程中，国家政策的作用体现在什么方面？ 任志鸿：民营书业的不断成长，始终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撑。从2003年的发行放开，到如今《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并第一次把民营出版业提高到一个“新兴出版生产力”的高度。一直处于政策边缘地带的一大批民营书业终于可以不再徘徊，不再彷徨，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清晰的、可触摸的未来。民营书业的正名，意义非凡。 企业化时代带来重新“洗牌” 《中国出版》：民营书业开始步入企业化时代，作为民营企业家，您如何看待国有出版企业？ 任志鸿：我们都知道国有出版社转企改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不仅有了“路线图”而且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当前出版社转企改制、上市、兼并重组层出不穷，这种变化也预示着一个国有企业化时代的到来。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整个中国书业将无一例外地接受企业化的洗礼。 《中国出版》：那么“企业化”将给中国书业带来怎么样的挑战？ 任志鸿：我记得《2008～2009年中国出版业行业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出版业在2008～2009年正处在剧变之前的临界点：强者更强，企业化能力显著提升，弱者更弱，面临淘汰。2005年，我参加了教辅界发起的20家教辅书业联盟。这个联盟既有国有出版社，也有民营文化公司，都是教辅市场发展最好的20家单位。但是到今天，已经有一半的单位已经退出或半退出全国竞争，退回本地区的竞争。进入企业化时代，这种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因为地区壁垒和政策障碍将会相对消除，民营书业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因为侥幸，或者是靠捡国有出版社剩下的空隙来生存。国有出版也不能像过去一样靠政策生存，现在更多地也需要靠企业本身去竞争。所以，过去单靠一本图书打遍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整个图书行业面临着重新洗牌。现在书业的竞争将不是产品竞争、市场竞争，更多的是一个企业的综合实力的竞争，包括团队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物流效率的竞争，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可能成为制约企业整体效益的关键。企业化是未来书业竞逐的软实力：不再是粗枝大叶，而是一套精确技能；不再是笼统直觉，而是一种思考习惯。对书业来讲，企业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持续生存和发展，不是只考虑下一步，而是构建、维持一个日常运营模式。 《中国出版》：民营书业又该如何在这场大洗牌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呢？ 任志鸿：基于自有资金滚动和家族化发展而来的民营书业，其首要的任务是实现企业的规模化发展，即业务的规模化、产品的规模化和人员的规模化，之后探索企业的多元化、集团化、规范化和信息化，打造企业的影响力。同时需要构建和完善影响企业发展的各个发展要素，如培育企业的品牌，使其成为企业的特色；构建人力资源体系，建立健全企业的考核机制、薪酬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搭建财务管理体系，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有效控制企业的运营成本以及规避企业的资金风险；注重企业的团队建设，引进职业经理人，解决企业的人才短缺问题；探索渠道建设，进行渠道变革，为企业发展打通通路；不断创新管理模式，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注重信息化建设，提升企业的科技含量等等，另外企业还需要制定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设计企业的赢利模式和现金流模式，使企业具备面向未来发展的要素。 国有民营大规模合作需等待企业化的完成 《中国出版》：在书业整体进入企业化的时代，单兵作战的优势将会减退，出版资源重组和整合无法躲避。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书业的合作将大有作为。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合作？ 任志鸿：可以说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书业的合作在思想上已经解放。过去前者对后者的价值缺乏认知，往往把民营公司定义为依靠灵活的市场机制捡漏，往往把他们与偷税漏税、买卖书号、不正当营销等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同样对前者存在认识误区，总认为他们体制僵化。但是，在2003年发行放开后，经过这几年的接触，在思想上两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现在国有出版企业看到了民营书业的市场能力、产品策划能力等一系列能够支撑双方展开战略性合作的资源。所以这种相看两厌的时代已经过去，相反，我们发现现在的合作甚至还带有一定的焦躁和偏执，有时双方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开展合作，这也是不可取的做法。此外，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当前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书业中，有合作意向的企业很多，但是开展成功的却为数甚少，而且这种成功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中国出版》：为何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书业皆有合作意向，但却“嫁娶不易”？ 任志鸿：这可能和中国书业没有完全完成“企业化”的过程有关。 我们根据民营文化公司的经营规模可以把当前的合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有出版企业与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的民营公司。比如世纪天鸿就先后接触过几家出版机构，双方都有很热切的合作意愿，但是因为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对于合作的框架、合作的关键要点这些基本内容还不清晰，而通过一段时间，双方不断地沟通，碰撞出了一些合作的内容，但是也在某些重要条款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例如对无形资产的评估上，往往双方各有自己的品牌优势，合作时必然需要做一个评估。此外，又如关于经营自主权的问题，民营文化公司一贯以决策迅速而见长，但是一旦合作后形成股份制必然需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开展工作。而对此，合作双方都并不擅长，不知道董事会、监事会等如何实施职责。这种情况下开展的合作，往往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造成企业运营出现大问题。 而另一类形式，是国有出版企业与一些新投资、新项目的合作，如当前共和联动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合作，还有长江出版集团和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等。在这种合作形式中，民营文化公司经过前段时间的积累，具备了较好的策划能力和智力资源，但是他缺乏出版资源和资金。而国有出版企业实力比较雄厚，出于战略资源差异化的考虑，以及他们对新项目的共同认可，合作开展相对比较容易。 所以，目前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书业的各种合作中比较成熟的还是项目合作，或者以项目合作为基础的资本合作。真正建立风险共担，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公司，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大规模的合作还需假以时日，最有可能是当中国整体书业完成“企业化”转型之后，或者说是要到“企业化后”时代到来。 《中国出版》：您对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书业的合作的分析很像一个旁观者，很客观。最后，还想请您分析一下，两者如果开展合作，又该如何选择合作对象？ 任志鸿：我觉得首先当然需要判断对方有没有你需要的战略资源，如人才资源、品牌资源、出版资源等等，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形成互补，从而达到双赢。其次，我们可能还需要看看对方有没有真正的企业化运作的经验，特别是管理团队对合作有没有较好的执行力和判断力。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双方签署的协议，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样的合作不会长远。此外，还要看看对方的思想是否解放，因为这样的合作目前还没有可参照的模本，需要双方共同探索，只有双方都放手去尝试，才可能找到合作的最佳形式。所以在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书业的合作中有三个关键词：战略、发展、资源。因为资源互补是双方合作的基础，而只有是发展的合作，双方的优势资源才能使用起来，只有开展战略性的合作，双方合作才能长远。 人物简介：任志鸿，志鸿教育集团总裁，山东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2006山东十大财经风云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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