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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三国形盛，学知人用人 三国时代人才风景之所以如此壮观，不但因为人才众多，各擅专长，还因为人才的聚合与流动，当是时也，群雄千方百计地在割据地发掘人才，可说是搜罗将尽，被埋没的不多。同时在诸侯并吞的过程中，雄才大略者不仅注重于土地的得失，更看重于人才的得失。在乱世中，使用人才的前提在于延揽人才，因为没有一个有权威的政治机构来举行县考、乡试、会试、殿试；而延揽人才的前后又存在着如何鉴别人才，人尽其用的难题；最后使用人才还存在着激励人才，得其死力的难题，以下试分述之。 甄别人才其一：用人须德才兼备，而德重于才 三国中用人的一个总纲领是要求“德才兼备”。“才”当然是指人才具有的各方面才干，“德”则是古人所强调的“忠孝仁义信”。 虽然表面看来，曹操用人偏重于“才”，他发布的三次求贤令 (公元210年《求贤令》，公元214年《教有司取士毋为偏短令》，公元217年《举贤勿拘品行令》 )都贯穿着唯才是举的思想，曹操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然而这仅仅是为了扩大延揽人才的范围。在真正面临取舍时，做为一个人才战略家，他还是将人才的德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曹操对推举尽忠守孝的人的解释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一个忠于故主的人如果为我所用，难道就不能忠于我吗？因而作为曹魏集团的最高统治者，他用人最看重人才的“忠孝”，而身处乱世之中，其本人的出身又非士族，故而不看中人才的仁信与其他方面。曹操斩吕布而释张辽就是一个明证。曹操于下邳城生获吕布及其部将张辽，吕布骁勇善战，当世无敌，但背主弃义，平行低劣，故曹操杀之而不敢用之；张辽乃吕布部将，忠心事主，慷慨求死，而曹操反而舍衣赐坐，张辽遂降，终其一生为曹操驰骋疆场，立下汗马功劳，胜一吕布多矣。 曹操可谓知人也。 曹操知人之明，亦由其慎用司马懿为逆证。终曹操一生，司马氏不得重用，只因曹操知其心高志大，权重必生二心，而及曹操之孙曹睿，竟然托孤于司马懿，司马氏固才智高绝，足以辅佐朝政，然其父子三人专权拔颰，不逊于董卓、曹操当年。背义卖主，尽杀曹氏宗族，操纵幼君于股掌之上，后终以晋代魏，足见曹睿所托非人。 观东吴托孤亦然，孙权将死，托孤于太傅诸葛恪。诸葛恪乃诸葛瑾长子，幼年早慧，聪颖过人，甚得孙权器重 。才固过矣，然德未必尽然。诸葛瑾见其才尽露于外，叹其“非保家之子” 。诸葛亮亦知“恪性疏”，书至陆逊，谓其不可典主粮谷 。尔后诸葛恪竟然尽掌东吴军政大权。适逢魏军南侵，遂破魏于东兴，并试图乘胜直取中原，结果攻城不下，大败而归。身为主将，军败不先责己，反而恐朝臣议论，收集众官将过失，威慑群僚；并任用亲信统领御林军。终被东吴宗室孙峻诱而杀之，全家遭灭门之祸 。 而观白帝城刘备托孤于孔明，可谓得人矣。同是以幼君托老臣，诸葛亮职虽为臣，代君行令，事凡庸之主，摄一国之政。令出与相府而不出与宫廷。观其表象，与魏、吴托孤又有何不同？然而诸葛亮不单有管仲之才，更有周公之义；诸葛亮专权而不失礼，行法严而国人悦服，此不同于司马氏之处；诸葛亮己有功则让下属，下游阙则躬其咎，攻战失利则上表罪己，自贬丞相 ，此不同于诸葛恪之处。故而上能不生疑心，下能不兴流言。才高多谦逊，功高不震主，诸葛亮可谓德才兼备，刘备可谓知人得人。 诸葛亮本人用人也是坚持德才兼备，德重于才的用人标准，他为蜀汉推荐、拔擢了不少忠直之士、英俊之才。《三国志-蜀志-姜维传》里，裴松之曾在注里引用郭颁的《世语》：时蜀之官属皆天下英俊。诸葛亮力荐的庞统、法正、蒋琬、刘巴、姜维、向宠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以对蜀国的忠贞不二和非凡才干而著称，在军政的重要位置上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诸葛亮在世之时，虽重用魏延、杨仪二人，深知二人皆有过人之才，然其密表刘禅曰：魏延“性矜高”，杨仪“性狷狭” ；在他看来，两人都不能团结人，是有才缺德；他在世尚可制衡二人，他去世则无人制之。是故诸葛亮临终遗表属意蒋琬咨政，姜维领兵。诸葛亮在《与蒋琬书》中称姜维“既有胆义(德)，又深解兵意(才)。此人心存汉室(德) ，而才兼过人 (才)。 ”诸葛亮虽殆，蒋琬姜维等共同辅佐刘禅，使蜀国边境无虞达二十九年之久。蜀国地小偏安，仍能以数万之众连连采取攻势，使魏国的数十万军队只能坚守，若非蜀主孱弱，天下之事诚未可知也。 诸葛亮不仅重于实践，更围绕用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和总结，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用人思想，对于现代如何鉴定、培育和使用人才也具有借鉴意义。他的著作《将苑》就集中体现了他注重德才兼备的用人表准。在《将苑-谨侯》 篇中，诸葛亮提出了为将制军的15条准则：一曰虑，间谍明也；二曰诘，淬侯谨也；三曰勇，敌众不挠也；四曰廉，见利思义也；五曰平，赏罚均也；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曰宽，能容众也；八曰信，重然诺也；九曰敬，礼贤能也；十曰明，不纳谗也；十一曰谨，不违礼也；十二曰仁，善养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殉国也；十四曰兮，知止足也；十五曰谋，自料知他也。其中除虑(明察敌情) 、诘 (重视侦察) 、谋 (知己知彼) 是属于才能范畴，其余的12条皆属于德操方面。这十二个条目可以用来全面地考察当世之人才，而毋须担心会失之偏颇。 如今企业界也多求才若渴之士，然也不能忽视人才的德行操守。 昔年三月间，笔者因公从广州至深圳参加一个ISO9000质量管理系统的培训班，为期一个礼拜，而结识了许多当地企业界的总裁、董事，因为我在市场营销及销售方面的学识和口才，在培训班中崭露头角。当时便有一个何总经理(中年女士) 和我私下接纳，想邀请我即赴其新开的公司担任营销方面的主管，并许以高薪福利，当时我才从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在本公司领薪酬须论资排辈，此项转职对我的吸引力不可谓不大。然而， 我对何经理表明了多谢其看重的美意，并坦言我无法接受其提议，原因在于我受本公司所托负责营销公司的ISO9000系统合同评审系统的编制与执行，当时正是企业全面冲刺，以期在当年七月份通过ISO9000的正式评审。如果我见利忘义，上无法对委任我的主管交代，下不能见谅于同僚，中则因私废公，为个人利益而舍弃自身的责任，于心何忍？何经理听了，更为高兴，说如果我一听她的提议就马上答应跳槽，她反而会看不起我；我这么一说，她愈加看重我，她的企业正是需要我这样的人，并说没有关系，可以成全我尽职之心。希望我公司一旦通过ISO9000的认证马上与她联系。 自我从深圳回公司，何经理及王董事长每月至少打一两个电话向我询问我公司的质量管理系统的进展，令我深为感动，遂许诺她一旦公司成功通过评审，一定如期赴职。七月上旬，我公司在众志成城的努力下，果然一举正式通过评审，我的重担卸下了，便向主管辞职求全。我谢绝了上级的执意挽留和升职加薪的许诺，连在原公司的奖牌还未领取，便单枪匹马地来到了位于东莞小镇的新公司上任，开始了市场开拓工作。这样地处理，既未见恨于过去的主管，又能邀信于后来的上司，为我个人才能的发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我这才深信德之于才，是一而二，二而一，互为关至，互为佐使，以全成才之道。 可见现代企业所讲究的“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忠于自己的企业 (也不是说不能跳槽，在离职前要交代好自己的工作) ； 2、对工作认真负责； 3、可以追求物资利益 (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贪污索贿则是企业的蠹虫) 。 从三国大大小小用人成败的案例中，关于甄别人之才德方面，我总结出四句很通俗很实用的话：有德有才，可堪大用 (如诸葛亮、姜维) ；有德缺才，可资小用 (如许靖 、糜竺) ；有才缺德，不用或慎用 (如魏延、杨仪) ；无德无才，绝不可用 (如糜芳、孟达) 。 甄别人才其二：人才各有长短，用人要知人善任。 俗语云：人无完人，金无赤足。虽然三国多俊才，但各有所专，一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超凡脱俗，既有其长，必有其短。谋臣长于策划，短于武功；武将驰骋疆场，但难以洞悉全局；如姜维，邓艾之类文武双全之才是少之又少，且其人也只是帅才，论武功较量，难敌许褚、吕布之流。身为领导者的任务就是熟悉手下人才的长短之处，尽量用其长而避其短。汉高祖刘邦就曾说过：“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饋，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说明了领导者未必是全才，但是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才干就是知人善用，将自己手下的人才依其所长之处，分配工作，以期提高效率。在三国之中，不乏用人得当的例子，也多用人不当的反例，试举例如下： 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堪称慧眼，但是在二出祁山时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任用马谡为主将镇守街亭。马谡以为自己熟读兵书，不听王平的劝告在要道扎寨，却命全军在山上下寨，被魏军切断水源，全军覆没，致使街亭要道失陷，而阳平关危，致使孔明一出祈山不果，粮道既断，不得不退兵。是故军国之争，用人乃生死大事，一将之差而满盘皆输。 史家评论多称马谡言过其实，实乃庸才，其实不然。平南蛮，马谡进言以攻心为上；魏国任用司马懿统领雍凉人马，马谡献反间计令司马懿兵权被夺。这些都证明了马谡在谋划上的才干，可见马谡不失为一个好谋士。但作为独当一面的主将，其急功近利，过于依赖书本，不能因地制宜，活学活用，以致大意失街亭。 读三国至此，毛宗岗评点马谡：“熟知坐论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 这明明是责武候用人以其言，此诚可为用人者戒。盖街亭一役干系重大，马谡虽屡荐良谋，然未尝当方面之任，用人者应先以小战试之，再逐渐委以重任。如今遽然委一未战之将守咽喉要道，虽有久经战火的王平佐之，也难以劝服刚愎自用的马谡，终于铸成大错。因而街亭之失，马谡虽然有罪，然诸葛亮也难辞其咎，因此在退兵之后不得不自贬三级。向使马谡虽自请守街亭，而诸葛亮另用谨慎善守之人 (如王平) 为主将，以马谡为参军，则街亭可以不失也。 另外一个例子便是刘备示意诸葛亮以关羽镇守荆州，此乃用人之大过。诸葛亮未出隆中之前便给刘备定下了东结孙权，北伐曹魏的政策。东吴于蜀汉的重要性尽述于诸葛亮的《绝盟好议》中：“若就其(东吴)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曹魏)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 是以荆襄之地为益州羽翼，又毗邻东吴，乃是非之地，军家必争，因此守荆州的将领不仅需要文功武略，更需要外交才能以结好邻邦。 关羽单刀赴会，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则威矣，然其拒婚辱使 ，尊己而傲物，不以联合东吴为重，既激怒了孙权；又收书轻敌 ，尽拔荆州守军北向，虚席以待南面虎视之邻邦；令东吴有可乘之机，吕子明白衣渡江，袭夜夺取了荆州；更导致其日后败走麦城，失擒被斩。荆州一失，关羽一亡，更致使刘备尽起倾国之兵讨伐东吴，结果在彝林遭东吴火攻，自此动摇了蜀汉的根本。此诚刘备、诸葛亮错用关羽镇守荆州之误也。 当孔明伐川之时，必留一上将辅守荆州，窃以为赵云当此任更胜关羽。赵云乃先主旧人，诚无可疑；又曾随刘备过江东，迎娶孙权之妹；必能领会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深意；且为人谨慎小心，不骄不燥，尽忠职守，谦恭礼让，有大将之风。可惜刘备在此紧要关头，任人唯亲，以致用不得人。 在知人善用方面，曹操深明其道。《三国志-魏志-张辽传》记载，曹操征张鲁前，给合淝护军薛悌一封密函，上书“贼来乃发”。不久孙权帅十万众来围合淝。此时张辽、李典和乐进三人共守合淝，众人拆开密函一看，曹操在信中对合淝的防御和进攻作出了周密的部署：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进守城。这三位将军“素皆不睦”，然而张辽在曹操的指示下表示坚决出战，以攻为守，此举感动了另外二人，决定放弃个人私怨，愿意听从张辽的指挥，共同抗敌。乐进生性怯懦，过于谨慎，正好适合守城。结果合肥一战，张辽与李典在逍遥津以步卒八百，破孙权军十万，创下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这不能不归功曹操知人甚深，他不仅了解张、李、乐三人平日的隔阂，更对三人的作战能力，用兵特点以及性格修养都了如指掌。因此这封密函不仅调解了三将的关系，又通过适当的分工，使三将的优劣互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三将在防御作战中的整体优势。正如裴松之在注里引用孙盛的解释：“夫兵，诡道也。至于合淝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众者必贪惰；我以致命之师，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 由此可见，能够知人善用，能够转劣势为优势，以弱胜强；用人不当，所用非人，则强不可恃，坚不可守。这个用人的要领运用到当今的人力资源管理上就是要因人设事，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分配其相应的工作；而不能让跳脱飞扬的人去做文事工作，让因循守旧的人去开拓市场。当今在用人方面经常容易走入的误区是：把一些业务上、学术上有优秀成果的人提升为行政管理主管。繁忙的行政工作可能会限制这些人在学术业务上的发挥，而学术业务上的优异表现不一定保证其有管理的经验和才干；结果不仅妨碍了其个人的进步成长，也不利于集体事业发展。 对于用人者，知人善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知人善任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知人。虽然，诸葛亮在个别用人的问题上没有把握好，但总体上来说他所任用的蜀汉官员都能十分胜任自己的工作，因此他在知人用人方面的精辟论述绝对值得用人者学习。诸葛亮认为：“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故意用各种是是非非的问题来考察其是否有坚定的志向和主见，属于操守)；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用各种辩论来考察其随机应变的能力，属于才干)；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要求其出谋划策以考察其见识，属于才干)；四曰告知以祸难而观其勇 (如实告知甚至夸大事情的严重性，看其是否能临危不惧，属于操守)；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将其带到纸醉金迷的场所来观察其品性，属于操守)；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使其处于能获利的地位来考察其是否能廉洁奉公，属于操守)；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让其做一些小事，看其是否能言行如一，属于操守)。” 这种种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的考察，足以全面地了解一个人的品行及才能，他的优点及缺点；从而使用人者心中有数：这样的人是能用或不能用，用他又如何使他扬长避短，在合适的工 魏蜀吴三国各拥人才，鼎足而立，三国的领导人物在延揽人才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曹操虎据中原，政治和军事力量雄厚，三分天下有其二，挟天子以征不臣，要给什么官爵都可以；且其本人雄才大略，有实力也有愿望统一全国，人才在其麾下不愁无用武之地，因此当时世人有“争为魏公奴”的现象。 在曹操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政治化的人格，为了达到既定的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在刘备身上则体现了人格化的政治------以“厚德载物”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刘备虽为皇叔，但未得西川前，既无政治实力也无军事势力，他吸引人才靠的是自身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刘备自信他与曹操不同在于：“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 至于东吴孙权，则因袭父兄的基业，占据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基业稳固。他手下虽然多是跟随其父兄的旧臣，但善于从旧臣的子弟中选拔和培育人才。 虽然延揽和驾驭人才的手段各有不同，但是作为人才战略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攻心为上，即抓住人的心理，则不难延揽和留住他们。无论是以财帛美色动人心，还是以宽仁有度得人心，或是以授权倚重揽人心，殊途同归，总之不仅要求人才尽力，还要尽心。 曹操乃是“奸雄”，奸雄与“奸贼”的区别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能笼络人心。他手下许多的能臣武将都是来自于敌方阵营：文臣中有荀彧、郭嘉、贾诩等，他们原分别是袁绍、张绣的谋臣；武将中有张辽、张郃、徐晃、庞德等，他们原分别是吕布、袁绍、杨奉和马超的部将。但是这些人一旦跟随曹操后，便许以驱驰，争先效死，终身不贰。让我们看看曹操到底是如何笼络人心的。 曹操的攻心术之一：怀惭术。即通过让属下羞愧的方法，使他们以后更加地俯首帖耳，再也不敢(或不忍)有任何不忠。当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后，他下令将所有搜获的己方武将与袁绍的通敌书信一把火烧掉，并说：“当绍之强，孤尤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因此手下的将领不但没有人人自危，反而为曹操的宽大为怀而感愧于心，同思报效。怀惭术在今天的运用就是：不要斤斤计较下属的过失，要有包容的气量。在非原则性错误问题上，如果能原谅下属并给予其机会改过自新，则在你需要他尽力的时候，又怎会不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呢？ 曹操攻心术之二：善待下属的家眷子女。曹操平定汉中之后得一西凉猛将庞德。庞德乃马超旧将，其时马超已降刘备，庞德虽降曹操但心意未归。后来曹操将其大将李典之妹嫁给庞德。当关羽进攻樊城时，曹操更以庞德为先锋去救援。临行前对庞德说：“卿不负孤，孤亦必不负卿也。”并许诺将妥善抚养庞德家眷。以致庞德抬着棺材上战场。 后来关羽水淹七军，庞德被擒，誓死不降。何先能降曹操，此时不能与故主马超同朝，想是以妻子兒女在许昌故。可见亲善其家眷对部属的士气影响决不可低估。 曹操攻心术之三：封官爵，施厚恩，投其所好，赐其所爱。人之纷纷，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大多数人做官经商都是为了“名利”二字。汉高祖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谋臣陈平爱金，他就尽量满足他；韩信想当齐王，就给他刻齐王印。在这方面，曹操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曹操于下邳围住关羽，当时张辽对曹操说：“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不服也？ ”曹操深以为然，当即拜关羽为偏将军，日后更封他为汉寿亭侯，赠金印，赏锦袍，赐赤兔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恩不可为不厚。以致关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 ”后关羽虽然挂印封金而去，然昔称“曹贼”，今称“曹公”；昔年许田围猎恨不手刃国贼，今但思报效曹公而已。其心已移，志已动矣。虽然最后还是不能为曹操效力，只因刘将军待他恩更厚，结其心在先。此时哪还有曹汉之分？心中只存私恩谁轻谁重，只因桃园结义义不可背。这也正是关公的可爱之处，若换作第二个人，受曹操如此厚待，岂还念昔日之旧情，早已为曹操效命了。可见善于运用名利攻心，虽关公的意志也能动摇，又何愁人才不为己用。因而在有用之才身上，用人者千万不能吝啬。诸葛亮在《将苑-将骄吝篇》中说：“将不可吝，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攻，无攻则国虚，国虚则寇实矣。”用现代的话来说，企业吝于赏赐，就会流失人心，就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实力，从而使竞争对手获得优势。以“名利”来笼络人心，激励士气，对企业是“抛砖引玉”，失小而得大。 有时暇想，如果关羽结识曹操在刘备之先，恐怕《关羽传》就要全部改写了吧，而毕竟一部《三国演义》以桃园三结义开篇。说到“攻心”，能得人死力，刘备隐隐然凌驾于曹操之上，难怪曹操不能夺关羽之心，移徐庶之志。 刘备攻心术之一：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刘备不比曹操，未得西川前转战南北，无尺寸之地，因此无法采用曹操封官爵、赐金银的结恩术。既然无恩可结，刘备就以退为进，故意以反话相激，以待臣下自行表白。 例一：当刘备得知关羽果在曹操处，修书一封托陈震往许昌投于关羽，书云：“备与足下，自桃园缔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违，割恩断义？君必欲取功名，图富贵，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书不尽言，死待来命。 ”关羽见信后大哭表白：决不肯图富贵而背旧盟。刘备一纸书信便使曹操百般示恩以结关羽之心的用心落空，可谓以柔克刚。这封书信既责以大义，又不惜一死以全关羽功名，深沉而激烈，可谓已达“以退为进”的艺术巅峰， 例二：刘备兵败汝南，败兵不满千员，手下只有七、八名文臣武将。当此时君臣落难，本是离心离德之时，玄德叹曰：“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之地，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 ”群臣听后反而宽慰刘备，对刘备更加忠心耿耿。而刘备本人的雄心又何尝一日或灭？ 例三：刘备在白帝城永安宫托孤于诸葛亮，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使得孔明当众泣血表白：“臣敢竭肱股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其一言既出，将来又岂能取后主而代之？ 刘备“以退为进”这一攻心术之所以利害，是因为刘备所用之人大多是谆谆君子。君子可欺之以义，而小人毫无羞耻之心，激愤之义，若对小人以退为进，他只会得寸进尺。故而“以退为进”必须看清对象。 刘备攻心术之二：以心换心，宽仁有信。与曹操和孙权相比，刘备对待臣属极为宽厚，既不胡乱猜疑，也不枉施惩戒。对刘备这样的君主使反间计自然难以得逞。长坂坡之战，诸将南下，而赵云独奔西北而去，有人说赵云投曹操去了，刘备却坚信：“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 ……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 ”果然，赵云从乱军之中救回了刘备之子。李恢是刘备入蜀后新收的文臣，有人诬他造反，刘备明其不然，反升他作了别驾从事 。试想若诸葛亮北伐时刘备尚在，便不会因司马懿的反间计而将诸葛亮从前线召回。 刘备相信绝不会叛变的属下，结果最终都如他所料。而曹操所言不会叛己者，转眼间便弃曹操而去。曹操的至亲好友张邈怀疑曹操终会听信袁绍之言而击杀自己，便联合吕布、陈宫造反，攻占了曹操的濮阳 。当时的河内太守是曹操的亲信魏种，曹操听说濮阳失陷的消息说道；“魏种应该不会叛我吧。”结果魏种恰恰投奔了叛军，大削曹操的脸面 。同一役，曹操的别驾从事毕湛的母弟妻子被张邈所俘虏，曹操也“以退为进”，对毕湛说“既然你的母亲在张邈那里，那么你就投奔他去吧，我不会怪你的。”毕湛忙叩头下拜，对曹操表示绝无二心；曹操很高兴，以为得人心。然而毕湛一离开曹操的视野就投奔张邈而去 。出现这种种结果，不在于曹操所用之人心术不正 (魏种被举为孝廉，毕湛更是个大孝子)，而与曹操本人心术不正有很大关系。孙盛《杂记》中就记载了曹操路过吕伯奢家，“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吕伯奢一家八口)。既而凄悵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面对这样心狠手辣的主子，臣下自然不免也玩两面三刀的把戏。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刘备手下主要谋臣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所执，因此他当面向刘备辞行求去。虽然刘备深知这样一个杰出的人才，去己归曹，对自己是大不利，但刘备体谅他母子亲情，没有勉强他留下，反而含泪送他离去。以致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虽在曹操帐下，终生不为之献一策。这样君臣之间直来直去坦诚相对在曹操阵营中是绝无仅有的。关羽与他在土山约三事，但临别时他居然装病不见。后来虽为关羽送行，还只想：“一发结识他做个人情……更以路费战袍相赠，使为后日纪念”。罗贯中写曹操“奸雄”之处简直是写活了，朋友之义掺杂着功利之心，说道“结人心”，曹操果真不如刘备了。 因此要学刘备“以退为进”“以心换心”的用人之道，本身对儿就要真心诚意。“求贤若渴”就要亲自拜访贤士，即使缺乏物质利益也能以诚心感动人。刘备三顾茅芦正是他寄人篱下之时，家无“梧桐树”，却能引得“凤凰”来，可为当今求贤者借鉴。“以退为进”就要做好准备，即使属下真的离你而去，如果作为主管能够体谅他们的苦衷，他日还有重归旧好的情分。如此当公司处在风雨飘摇之时，不妨以退为进，让部属自寻出路，而不是大家在一棵树上吊死。这样，当他日东山再起之时，登高一呼，不愁无人响应。当部属要求跳槽的时候，不要横加干预，硬性挽留，甚至暗地拆台，这样即使留住了人，也留不住心。而应该试图了解他的苦衷，如果实在无法挽回，也要为他创造便利，好合好散，并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回来共事，这样才能结离者之心，安同事之意，开纳贤之门。 孙权的攻心术：授权示恩，荣宠已极。孙权的用人兼有曹刘二人的特点。孙权坐拥江东，虽权威不如曹操，但与刘备之孤穷相比自有天壤之别，故能以财帛厚赐结人心。比如周瑜病故后，孙权亲自着素服举丧，亲自到芜湖迎丧。丧事各种费用全部拨款供给。后来又发布命令：已故将军周瑜、程普的田客(豪强地主的农奴)，都不用征派赋税徭役(即今之谓“免税”，一笑)。周瑜的女兒嫁给了孙权的太子登，其大兒子周循尚公主，小兒子週胤也以周瑜元功而封侯拜将。当时东吴不少文武官员都暗地议论：自己在尽忠报国后，吴王待己家眷有待周郎一半那么好就死得其所了 。 而孙权本人又“豪气干云”，讲究“意气相投”，故对倚重的臣属能信任不疑。当刘备因关羽之死大举伐吴之际，诸葛谨以代吕蒙任南郡太守，他写信给刘备，劝刘备以汉室为重，应讨魏而非伐吴。有人向孙权进谗言说诸葛谨与刘备通信别有所图 。孙权在对奏章的批示上却表示他不信有此事：一则，他知诸葛谨甚深，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是个忠厚长者。二则，当年诸葛亮来东吴结盟，孙权曾让谨劝其弟降吴，但是谨认为此事不可行“弟之不留，犹谨之不往也。 ”意指忠臣不事二主。最后孙权将进谗言的奏章加上自己的批语寄给了诸葛谨，既不像曹操一把火烧掉，也不像刘备坚决不信。 而孙权本人独为运用纯熟的是对重用之人赐以御用物品，抬高他们的权威，以表达君臣一体之念。只因他每逢打战，都不得不屡次启用年轻的或者资历较浅的将领，如周瑜、吕蒙、陆逊等。因而如何使老将旧属对这些新面孔诚心服膺，便成了孙权用人必须解决的难题了。比如周泰跟从孙权屡立大功，后拜为平虏将军，镇守濡须口。但他出身平寒，他的副手：朱然、徐盛都是老资格，对周泰并不服气。孙权就特地来到濡须口视察，在酒席上突然命周泰把衣服脱了，众人只见周泰身上处处伤痕，体无完肤。孙权手指着每一道伤痕，便问周泰伤自那一场战役，周泰则随之回忆作答，当场震惊群僚。孙权再接再厉，握着周泰的手失声痛哭：“卿吴之功臣，孤当与卿同荣辱，等休戚。…….勿以寒门而自退也。”并赐以自己日常所戴的御用头巾 。朱然、徐盛等在旁听得噤若寒蝉，从此再也不敢对周泰不敬了。 陆逊破刘备于彝陵后，孙权又赐他假以皇帝专用的仪仗，拜为大都督，使其北向破来犯之曹休。其凯旋还都之日，孙权又赐以皇帝专用的车盖，让他出入殿门。凡所赏赐的物品都是“御物上珍”。可谓荣宠已极，当时没有人能与陆逊相比 。 孙权的攻心术在今天的运用就是：企业对栋梁之才不仅要奖“利”，还要抬“名”，比如个人独处的办公室，专门的秘书，专用的车辆，烫以个人名字的办公用品等等。这样人才流失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对新任用的主管，企业要想办法树立他的权威。这样上令才能下达，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能量。 用人不疑不仅是前面所指：不轻易怀疑臣属的忠诚，更深的含义还在于：既然相信自己的僚属，就要对之充分授权，而不能捆着他们的手脚，使其不能尽展所能。当然授权要立足于鉴别人才、知人善用的基础上；只有知人善任，才能做到充分授权，这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孙权可谓三国中第一位能授权的行家。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孙权的父亲孙坚，其兄孙策都有好勇斗狠，孤身犯险的气质。他们二人在沙场的名号一为“破虏”，一为“讨逆”，可谓名不虚传，其骁勇的名声在战场上天然就是一只响亮的号角。二人每有战事，必亲临前线指挥，以一国之任而犯重险，结果都年仅壮年便遭横死 (孙坚过江夏时遭刘表部将乱箭射死；孙策在攻袭许昌之前，在孤身打猎时被仇家的刺客刺死)。 孙权后来也想仿效乃父乃兄，至有合肥一役亲征。然而这一战张辽八百勇士破了十万吴军，孙权本人也差点让势若疯虎的张辽生擒。此役之后，孙权绝足于疆场，只在后方选贤任能。每当大战来临，他先是召集群臣廷议，然后毅然决断，选派大将，赐以假节(朝廷特授的权力，可对犯军法者先斩后奏)；自己则退居二线，督运粮草，任由前线主将发挥，绝不遥控指挥。《三国演义》中周瑜阻止蒋干劝降的话是对孙权充分信任属下的良好注解，也是臣属对信任自己的君主一个掷地有声的回答：“瑜执干手曰：‘大丈夫处世，遇知遇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 ” 有君主的充分信任，前方的帅才就能大展拳脚，屡立大功。三国的三大战役之二：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东吴都是大赢家；而这两场战役都是东吴的两个小辈英雄：周瑜和陆逊一手导出。孙权安坐银鞍殿，前方高唱凯歌还，可见善于授权的用人者有福了。韩信对汉高祖的称谓也非常适合孙权：“臣善将兵，陛下善将将。”惜权如命的君主不会明白，君主的才能和权力不是体现在亲领大军，耀武扬威于疆场；君主的才能和权力体现在战前庙堂选将，战后论功行赏。此即为“垂拱而治”。 孙权用人之时固然善于授权，然而他却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人。每当用人之际，唯恐施恩不厚，荣宠已极；而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国无外忧之时，他对于贤臣的劝谏则不大听得进去。陆逊是东吴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第四任大都督，对孙权的三分天下可谓有韩信、乐毅之功。陆逊不仅富有军事谋略，对政事也每有真知灼见。其时孙权既立孫和为太子，又宠爱鲁王孙霸，致使两宫并立，朝臣各有依附，彼此不和。陆逊以国家为重，上书孙权，力荐保安太子，黜降鲁王 。而孙权反疑心陆逊离间骨肉，遂将陆逊的亲近左右放逐的放逐，下狱的下狱，致使陆逊这样一位大功臣“愤贲而卒”。后来，陆逊的兒子陆抗颇有政绩，孙权视其为可用之才，就又哭着对陆抗说，以前听信谗言误会了陆逊，要陆抗将他以前责问陆逊的诏旨全部烧掉。 读书至此，不禁深喟帝王御人之术，也不禁想到诸葛亮对孙权的评价：“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贤乃一时之贤，尽乃一世之尽；诸葛亮观人，可谓入木三分。 在那个君择臣，臣也择君的乱世，诸葛亮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刘备呢？在此，笔者不敢苟同裴松之所说：诸葛亮选择刘备乃是“义不背本 ”，也不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是一心一意为了匡复汉室江山。(如果刘备不姓“刘”，不是汉室皇叔，诸葛亮就会另找一位姓刘的庸才辅佐不成？如果刘备真的不姓刘，只怕诸葛亮也要改弦易辙，闭口不提匡复汉室，而要义正词严地宣称“天下有德者居之”了。) 刘备赢得诸葛亮的真心辅佐，无疑是靠其人格的力量。对当时普天下的群雄诸侯，高卧隆中，心怀天下的诸葛亮必然都有过考察评价，其最后出山辅佐刘备，固然有感于刘备三顾茅庐的诚心，最重要的还是由于诸葛亮志向高远，欲仿效伊吕、周公，但求造福黎民，不求闻达诸侯；因此必要辅佐一位仁君明主，以求能尽展所才。刘备当时虽然屡战屡败，但其“信义著于四海 ”，草庐一席谈话，更觉君臣意气相投，脾性相合，“遂许先帝以驰驱 ”。归根结底在于刘备“宽仁有度 ”，能“尽”诸葛亮之才。 终刘备一生，不但对诸葛亮言听计从，对所有投奔他的臣下都优渥有加。因而刘备创建的蜀汉政权绝少有诛杀功臣，爆发内乱的事 (刘备曾狱杀彭羕，在于彭羕确实有谋反的企图 )，比魏、吴两国要稳定地多。因而若说授权任人，在三国中刘备是施行得最为彻底的一位君主。(可能也是因为刘备除用人外，本身其他能力都比不上其臣下，不过他能做到不疑心，放心授权，就很不容易了。) 虽然说诸葛亮成就了刘备的三分天下，也只有刘备这样的“宽仁有度”的君主，才能成就诸葛亮这样的“王佐之才”。如果说蜀汉的诸葛亮与北魏的司马懿、东吴的陆逊在智谋才干上不相上下，互见伯仲的话，则其中以诸葛亮的君臣机遇最为难得。他从未受到来自君主的牵制，更不用说猜忌和迫害了。刘备宽仁有度，刘禅乃中人之主，从而使得诸葛亮真正达到了“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 ”这样一种完全自主，不受製肘的局面，而超越司马懿、陆逊的境界，将自己的智慧才能完全地发挥出来，最终成为“千古贤相”。 诸葛亮对授权的必要性有过很深刻的论述。在其《将苑-假权篇》中，诸葛亮指出：如果“赏移在权臣，罚不由主将”，主将有尽忠之责而无赏罚之权的话，那就象把猿猴的的手脚绑起来，而命令它跳跃，把神箭手的眼睛蒙起来而强迫他射箭一样，其结果是上下不一心，则命令不能贯彻，“人苟自利，谁怀斗心？”就是主将有伊吕那样的谋略，韩信那样的武功，也不能成事。这一番话，可以说是“授职就要授权”的金玉之言。 虽然诸葛亮作为人臣，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了上级授权的重要性；然而作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丞相来说，他自己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权(授权是指授职之后要授以赏罚之权，分权是指不该由上级承办的细致工作交给下级去办。分权是授权的基础，授权是分权的完成)。凡鞭打二十以上的刑罚，他都要亲自过问 。有人以“陈平不知钱谷数 ”之事劝诸葛亮不必“事必躬亲”，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这也是当今主管不愿分权的顾虑之一：让下属放手去干，万一事情搞砸了怎么办？分权当然有风险存在，但是诸葛亮只有一个，用人者自身也分身乏术，如果“因噎废食”，花了太多的时间来管兵，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管将了；反而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很多事，也许主管能比下级处理地更好，但也不应该动辄插手。西汉另一位丞相—丙吉，春天出行，见路上有斗殴致死的人，他并不过问，认为这种事情该由当地负责的官吏来处理，如果作为丞相，他看到什么事都要亲自处理，那么还要具体负责的官吏干什么？ 但是看见耕牛喘气，丙吉却很担忧，因为耕牛喘气反映天时，天时不正会影响年成，这是丞相真正要关心的事 。如果诸葛亮也能做到将细小的政务交给适当的属下处理，自己专心统筹军国大事，应该不会只有五十四岁的寿命吧？难怪杜工部在咏怀诸葛亮时叹惜他“志决身歼军务劳” 呢。而善于分权授权的孙权活到七十一岁呢，在古人中算是很长寿了。另外，诸葛亮不善于分权，在客观上也造成了蜀汉文武群臣对丞相的依赖心理，而阻碍了方面之才的脱颖而出。 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法令初颁时恐人民不尊，立三丈之木于南门，宣称若能搬出北门者赏五十金，众皆不信。有一人试行搬木，商鞅果然依令照赏，于是人人皆信其法。 出将入相之人，外统千军万马，内御群臣百姓，必须言必行，行必果，才能有威信，在用人之际才能一呼百诺。诸葛亮真正做到了这点。当诸葛亮再次北伐，魏明帝曹睿亲自驾临长安，命司马懿及张郃率领三十余万雍谅劲卒潜伏攻打剑阁。诸葛亮当时屯兵祁山，手下只有八万军卒。适逢预定换兵之日已到 ，八万中有一半马上就要调回内陆修整，而当时汉中新兵还在路上，尚未到达。参军们都建议值大兵临近之时，应该将该轮换的兵士留下来一个月，以壮军威。诸葛亮却说：“带兵打战，以信为本。该走的人现在已归心似箭，整装待发，他们的妻子都傍门望归，怎么能因为敌人来攻击就对下失去信义呢？ ”于是发布命令让该走的士兵按时离去。可是士兵们听到丞相如此信守诺言，各自感激，都不愿走，反而踊跃请战，愿意一死以报丞相相待之恩。于是兵士用力，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司马懿，一战大胜，都是得益于孔明以“信”治军。假使当时主将不守信用，将该掉换的兵士强行留下，军中必离心离德，士气低迷，未战已败了。 信然诺与平赏罚是分不开的。赏罚公平，主将才能有威信。蜀平之后，晋文帝司马炎问蜀汉降臣樊建，诸葛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樊建回答说：“(诸葛亮) 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做了十一年的丞相，手握生杀大权，赏罚出于一心，他究竟是怎样做到持身以正，不偏不倚的呢？听其言，观其行，不妨从他的著作论说和政例上进行观摩和学习。 诸葛亮在所著的《便宜十六策-赏罚篇》中说：“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简而言之，一碗水要端平。陈寿评诸葛亮：“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陈寿本人与诸葛亮也有介蒂，他的这一评语应是极为中肯。但他只讲到了“个人的亲仇”这一层，诸葛亮执行法令，处置赏罚，不仅不避个人亲仇，也不顾及其他任何因公因私的借口。 以诸葛亮斩马谡为例。今人看来，诸葛亮不应该斩马谡有二：于私，平素诸葛亮非常器重马谡，“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于公，马谡熟读兵书战策，每有良谋美计，是个人才。当时蒋琬就曾为马谡被斩一事不解，而对诸葛亮说平定天下正需要这样的智谋之士，因一次失误而杀了他，岂不是使亲者痛，仇者快？而诸葛亮却流泪回答道：“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乃是由于他用法严明。” 言下之意，无论是出于私意还是马谡个人的才干，都无法使他免罪；法令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为有才者废。诸葛亮不但斩了马谡，也深究自己无知人之明，乃至用人不当，误了国事，上表罪己，自贬三级。 试想如果马谡在曹操手下，犯了“失街亭”之类的过错也许就能免于一死吧。曹操并不吝于赏赐，但善于以“怀惭术” 驭人，对臣属的过失总是网开一面，更惶论有才之士了。曹操对沙场“败军之将”，从不施以重罚，总是轻轻一句“胜负乃兵家常事耳” ，揭过不提。捉到了背叛过他的魏种也不杀，“唯其才耳” 。以马谡之才，曹操应能爱惜而不会正以军法 。 读书到此，每每掩卷长思，为何同为用人大家，对赏罚处置却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呢？到底哪一种处理方式才是正确的呢？思之再三，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曹操本身就是一家君主，他之治天下乃是“家天下”，在他看来，国法不外乎人情，法外施恩，赦免几员罪将，更能换来他们对自己的尽忠效命，又何乐而不为呢？而诸葛亮虽贵为丞相，毕竟还是人臣，他执行法令，并非要求属下对他个人效忠，也就谈不上什么“法外施恩” ，因而他之治天下乃是“公天下”。他身为群臣表率，辅佐汉室，岂能“因私废公”，又岂能“因才废法”？法令一废，政令则不行；先例一开，将来人人援引为例，叫他如何号令部属，令行禁止呢？立场不同，所以观点不同，所以举措不同，这正是诸葛亮不同于曹操之处吧；也正是职业经理人不同于企业所有人之处吧。 曹操也并非一味姑息，他也曾有“割发代首 ”的壮举，但不可否认的是，曹操执行法令有更多的权术成分在内，而相比较之下，诸葛亮的法令之严，赏罚之信，当时无出其右。这也是当时弱蜀能同吴、魏相抗衡的道理之一吧？ 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赏罚篇》中又提到：“赏罚不曲，则人死服…….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即：赏罚如果公平，不是冤枉的话，那么受罚者即使受到再大的处罚，也会心悦诚服。那怎样做到赏罚公正呢？在赏罚之前，先要发出教令，使人们知道：做什么样的事会得到赏赐，做什么样的事会受到处罚，然后根据实际结果依言而行，长此以往，人们就会明白施令者要求的是什么，不需要教令也能做得很好了。因而诸葛亮在从事重要的军事行动之前，总是要求主将立下“军令状”，这就是以后借以评判赏罚的依据。现在企业，也应该严格地依照“预算表”作为“军令状”来明确赏罚。 诸葛亮在军务政务上是严格按照他所说的去做的。李严 (又名李平) 原是刘璋的成都令，后与诸葛亮同为刘备的托孤重臣。诸葛亮北伐之初，想委署李严管理汉中地区，并督运粮草。于是先采取褒奖的方法，举荐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并让李严担任中都护，主持后方事务。当诸葛亮四出祁山之时，正值秋夏之交，天阴多雨，李严运粮不继，便写信给诸葛亮要求退兵。当诸葛亮返回之际，李严害怕因督粮不力而受罚，反而上表说：“军粮充足，大军退兵是为了诱敌深入。”诸葛亮拿出他前后所写的书信对质，李严无话可说，只好服罪。于是诸葛亮上表弹劾李严，李严遂被贬为平民 。李严的兒子李丰并没有受到连坐，诸葛亮还写信给他，要他劝慰他的父亲，只要李严能思过悔改，不难被重新启用 。但很快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李严本来一心期待有朝一日诸葛亮能再用到自己，当他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之后，估料其他当政者不会重新启用自己，遂激愤发病而死。 看来诸葛亮要一个人为之尽力，先给予“赏”，然后提出要求，如其行为不当，在依据实际情况加以处罚，使得受罚之人心服口服。这就是“赏罚不曲，则人死服”的体现吧？史家习凿齿对诸葛亮的刑名评价很高：“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武侯之使廖立垂泣 ，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 信然诺，平赏罚，说易行难。但是我想，如果用人者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力求做到这一点，并以身作则，身为表率；则赏罚不公所引起的私下怨恨的声音必会减少；“将之所麾，莫不心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的士气必能达到。 结语： 读三国，学用人。笔者摘取了三国中许多经典的案例，力求将三国史料中所蕴含的用人的智慧与谋略开掘出来，阐述清楚。但是一部《三国》是这样博大精深、深阔宏远，有的用人谋略又是那样深奥玄妙，我这只拙笔是怎么写也写不尽的，只好挂一漏万、浅尝辄止地论述了用人的五个方面： 选择人才：要德才兼备 甄别人才：要知人善任 延揽人才：要攻心为上 驾驭人才：要分权授权 激励人才：要赏罚有信 这些原则都是前人说过无数遍的陈词滥调，笔者寻章摘句，重述于此，只是因为三国中的各个案例，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对这些原则的体现都入木三分，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因此使得它们不再只是书本上死硬的教条，而成了活生生可以应用的原则。任何一个用人者，只要能在人事管理的各个方面按照这些原则去做，一定能在事业上取得很高的成就；因为用人乃创业之本。而《三国》实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用人宝典，愿诸君与我共读之，学之，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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