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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主演薛菁华的舞蹈人生 2006年12月11日 17:49   看上去，现在的她和任何一位舞蹈老师没有更多的区别；但在近 30年前，她却几乎拥有中国舞蹈界最响亮的名字。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整整一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记忆。二十年间，除了接连不断的狂热政治运动之外，这出电影却也是那一代人的深深回忆。只要这段旋律响起，一段过往历史又会再次浮现。 尽管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吴琼花的芭蕾舞演员，并不只有薛菁华一人，但时至今日，她的形象几乎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吴琼花。 鲁豫串场：一提起薛菁华，我的脑海里面就会出现她在电影《红色娘子军》里面的造型，很坚毅的眼神，红红的、饱满的脸颊，总觉得薛菁华应该是一个挺结实的人。其实呢，薛菁华身材很修长，人长得非常秀气。她今年已经59岁了，但是浑身洋溢着一种朝气，所有见过她的人都说，她看起来特别舒服，而她说话时的声音，语气，手势，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感染你。 鲁豫：你从小是那种听到音乐就会手舞足蹈的小孩儿吗，让人家觉得这个小孩儿有点舞蹈天分，是那样的小孩儿吗？ 薛：好像还不是，我是属于一个，我自己觉得，可能在老师眼里头，我是学的，是一个比较乖的一个学生，比如老师说，手控制在那儿，对着自己的胃，我就会一定对着自己的胃，我就说不许动就是不动了，也许这样我可能就是比较规格，学的动作比较规格。 鲁豫：那舞蹈天分是怎么被别人发现的？ 薛：就是我条件比较好。 鲁豫：体形很小就是比较修长的孩子。 薛：哎，比较修长，腿也长，然后腰、腿呀，都，幅度很大，脚背也很好，脖子啊什么，可 1956年，薛菁华的母亲在报纸上看到北京舞蹈学校的招生通知，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喜欢艺术的母亲带着刚刚10岁的女儿从上海赶到北京。 那时，还是孩子的薛菁华对于芭蕾的所有印象只有一出《天鹅湖》；除此之外，她对芭蕾几乎是一无所知，但出色的先天条件还是让她顺利地闯进了复试。 薛：最后等到接到通知说复试，那我又去了，别人也有的还在跳的，我也什么也不会，就站在那儿，就听老师说掰条件，掰个胯，掰个前腿，掰个旁腿，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 鲁豫：你当时能掰到很高吗？ 薛：很高，就掰到鼻子这里面。 鲁豫：哇，那你是天生的。 薛：问我疼吗，我说也不疼啊，问我下腰下到后面说，疼吗，不疼。 鲁豫：天啊，太厉害了。 薛：就这样，就复试了。复试完了以后又接到通知，文化课不用考，因为那时候已经考上中学了嘛，它基本上的文化课的标准已经有了。原来的志向想当医生的，就这么，我们上海挑了30个学生，有15个男孩子，15个女孩子，就一起到了北京，就这么给挑上了。 鲁豫：那离开家的时候还很小，11岁。 薛：很小，火车一开，大家一起哭，哇，都哭。最后老师说，别哭了，吃西瓜吧。然后所有的抹抹眼睛又不哭了，然后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很不习惯，因为不知道，那时候只知道到北京，我记得我小时候读的书上，北京天安门上有毛主席，我以为毛主席坐在天安门上面。所以到了北京，整个一个，不管气侯还是什么，整个一个不习惯，还吃馒头，吃窝头，还要说普通话。然后一上文化课，老师一念书，我们就说，从前有个渔夫和金鱼，什么，说的什么，两分，个个都是两分，在里面，最后逼的就是全学会了。 鲁豫：练功苦吗？ 薛：苦，苦，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也就是觉得已经是当了这个专业了，那么立脚尖儿的时候，掉皮，掉指甲，老师说，掉皮，掉指甲很正常，接着练，哭，哭了，哭完了吗，哭完了，哭完了再跳吧，再接着练吧。 1961年是薛菁华到北京之后的第五个年头，也是她接受专业舞蹈训练的第五年。这一年，她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尽管舞蹈训练艰苦而单调，但薛菁华却走得格外顺利。两年之后的1963年，她如愿以偿，毕业分配到中央芭蕾舞团。 在分配到中央芭蕾舞团的一年之后，18岁的薛菁华就被选中参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排练，而那时，她所担任的角色却与女主角相去甚远。 鲁豫：在一开始排《红色娘子军》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薛：一开始排《红色娘子军》的时候，我是，第一段是第一组的黎族舞领舞。 鲁豫：从来没想过会跳红色娘子军里面那个主要的角色？ 薛：根本就没想过，而且当事到临头的时候，我都很惊讶。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从黎族舞领舞到连长的这个过程中间，也是一个大家在修改剧本的时候，就觉得红莲和连长这个角色分成两个演员，又加上吴琼花三个女主角在台上跳，经常有混淆的时候，所以说舞剧的角色应该尽量地简洁，人物突出，这样的话就是希望能够把红莲这个人物和连长这个人物合并。那么在合并的过程中间就是要试排，试人物，比如说请这位演员跳，跳一跳，审查一下，那么当时我在台上是跳一个黎族领舞，那么当时总理就在下面，那么当时我听导演说，他（总理）在底下说，这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啊，他们说她叫薛菁华，她可不可以试试连长。 在薛菁华的舞蹈生涯中，这是又一次的命运眷顾；尽管在多年之后，她说那不过是又一次的偶然机遇。 但在当时，这出让国家领导人也惦记着的芭蕾舞，让只有18岁的薛菁华感到无比的压力。 薛：那么就作为组织决定，我就觉得那就应该答应下来。我脑子很空，我马上脑子里头就想我怎么办，我就想到，哎，我以前看过好多那个电影和那个小说，这些人物首先我想到的是苏联那个丹尼亚，他不是在上绞索之前嘛，昂首挺胸的那个样子，我印象很深。赵一曼，中国的，刘胡兰，当时的形象，哎呀，我想娘子军的形象，她是应该飒爽英姿的，应该是对于人生观来讲，她是毫不畏惧的，这种形象在我脑子里头，马上有一个活的形象。我觉得好像还不够份量，那我就把头发往后这样，那个头发往后这样，别起来，显得自己成熟一些。然后我又把我妈妈她从上海给我，那时候冬天不穿棉袄嘛，总是要有个棉袄罩衫嘛，蓝的棉袄罩衫，我从箱子底下拔出来，那个罩衫是中式的，我觉得，哎，跟江姐的衣服有点儿像，我就穿完了以后，卷起袖子，拿腰带一系，自己看看镜子，哎哟，好像有点儿像了，然后再去琢磨。然后把那些中国舞的那个亮相，我觉得很有，很漂亮，我就用上，出去的时候一下就到位啊。等到那天审查的时候，我很紧张，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要开幕演出前，那个舞台监督打铃了嘛，铃，打三遍铃就要观众进场了。我说你稍微等一等，他说干什么，我想上厕所，他说，你不刚上完厕所，你怎么又上厕所。我说我特紧张，实际上是紧张的反应，我牙根冒酸水，牙根发酸，然后紧张要上洗手间，但是音乐一响，什么都忘了，就全是动作，从头跳到尾。最后我很开心的是，总理呀，陈老总啊，还有包括那时候罗瑞卿大将啊，他们全都上台了。罗大将一上来就说，薛菁华，我就是连长，我当年就是这么演的，演得很像，哦，当时握完了以后，我很高兴，我很激动，我想，哎呀，我做的那么多功课没白做，起码把这个人物演像了，演对了，所以我也很开心。 尽管这出舞剧还是在排练阶段，但能让台下的领导人感到满意还是让薛菁华为她的完美功课兴奋不已；也就是在这时，周恩来的又一个建议却让她感到意外而畏难。 薛：我印象很深，还是在天桥剧场，每次演完了都要进行讨论的，进行研究。当时总理，还有江青，还有很多当时在座的所有的领导都在场，总理说，薛菁华，我一下就站起来了，因为叫我名字嘛，很自然就站起来，你能不能排吴琼花，我一愣，然后我说，不行，我说第一，我个子太高，第二，我身体不太好，我不可能有这个力气，有那口气去跳这个舞剧。因为我觉得到连长我已经是很到顶头了，第三我当时我说，我基本功不好。哦，然后这个事情就下来了。啊，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我很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的情况。 鲁豫：但是江青没有说什么意见吗？ 薛：当时江青没有说什么，第二次，又审查了，我又陪着审查，第二次又提出来，你能不能排吴琼花。 鲁豫：还是总理问的？ 薛：哎，总理问，我还是说这三句话。我觉得第三次江青说过话，她很瘦长，她很瘦长，她可以演，试试看。那么当时所有的领导，导演，包括李承祥（导演），蒋祖慧（导演）呀什么，都觉得我演连长很合适了，已经跨了一大步了，从黎族舞到连长已经跨了一大步了，再演吴琼花的性格恐怕不大合适的，都是有这个，我自己也不觉得合适，我的眼睛又不大，性格也不是这种性格好像，我就觉得很不像。最后大概他们领导开会了，最后作为党组织的决定找我谈话，刘庆棠，李承祥，当时所有的那个领导找我谈话，这组织决定，让你试排。那我是老八了，我是第八个，我就觉得人家七个都没有过关，我怎么能过关呢？ 曾经试演过吴琼花的舞蹈演员包括白淑湘、赵汝蘅、钟恩良等等大家，但在那样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她们因为各种业务之外的原因全部被排除在外。 而对于薛菁华来说，刚刚放松的心情，在一瞬间又被绷到了弦上。此时的薛菁华面临的现实是：必须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从连长到吴琼花的所有转变。 虽然对于首长的这个决定她颇感惊喜，但更多的却是顾虑。 薛：那么这下我就觉得给我的压力太大了，难度太大了。一个月，一个月如果学动作的话，从第一幕到第六场，每天学一场的话，六天才能学一整场戏，那么还要跟群众合，还要合音乐，哎呀，我觉得很困难，挠头挠脚，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那么既然决定了呢，我想那就给自己一个挑战，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功课做下来。等到审查那天我也是想呢，我把这场戏熬下来，真的是熬，这心情就是这样，我能把这场戏审查下来，两个钟头跳下来，我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以后我根本就没想过，我想我大概也就是这样，审查一下，看看，能够把这个角色能演成什么样儿，那么等到演完了以后。 鲁豫：审查是在哪儿呀？ 薛：（人民）大会堂，大会堂里头的小礼堂审查。那么当时审查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就我们剧团演出呢，中国京剧院，刘长瑜他们，杜近方他们，或者是童祥苓他们到北京来，这八个样板戏的演员都要互相观摩的嘛，我演完一出来，刘长瑜说，哎呀，薛菁华，演得不错，我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吗，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反正是我是把我全部的力量全都用出来了，一分也不剩就是了。那么等到首长全都进场的时候啊，薛菁华，我就站起来，不错，就这么决定了，就这么演。 鲁豫：又是总理吗？ 薛：总理，江青，都说了。就这么演下来，不错，就这样。当时我最大的心里头的感受不是说我像当时连长一样，很开心得不得了，我当时觉得我的压力，一下子增加了无数倍，多少千倍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以后的路，更难走，更长。 鲁豫：我想你以前，就是在排《红色娘子军》以前，你排什么阿拉伯舞，或者西班牙舞，那个过程是很快乐的，但是排这个舞蹈的过程，压力那么大。 薛：很苦，很痛苦，真的。 鲁豫：而且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的话，那种。 薛：政治任务，就是说我当时只有接受下来，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因为当时是，整个一个政治压力的气氛下面，很浓的气氛下，我不能说我对样板戏，我说我否，我不能不排，我不排，我只是提出我的意见，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执行的，如果不执行的话，也许就是后果就是说破坏样板戏，反对样板戏了，那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也不能做的，这个政治压力是有的。 鲁豫：那个时候你本身觉得这个舞剧，你喜欢它吗，觉得它美吗，从芭蕾的角度？ 薛：我觉得，我是觉得它很突出，也很美，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很不适合这个角色，相比之下好像黎族舞合适一点，很知足，跳黎族舞很知足，跳到连长呢就觉得很万幸，很荣幸的，跳到琼花的时候，我是觉得压力太大，很痛苦。 鲁豫：反正一直是硬着头皮被别人往前推到那个地方。 薛：嗯，推到这个位置上去的。 鲁豫串场：在采访过程当中，薛菁华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艺术道路上，她一直是被别人推着往前走的。这总是让我想到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因为在事业上，薛菁华从来没有刻意地去追求过什么，她只是很单纯地热爱芭蕾，但是她的天赋、运气，还有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却一再地把她推上艺术的顶峰。 1971年，舞剧电影《红色娘子军》筹备开拍，25岁的薛菁华在成功塑造了舞台上的吴琼花之后，被理所当然地选定为电影中的女主角。而这一次，这位瘦弱的江南女子，却遇到一个在舞台上未曾遇到过的难题。 薛：第一次给我照的试片照出来，完了以后没通过，说江南女子味太重了。 鲁豫：本来就是江南女子啊。 薛：我是江南女子，上海人嘛，老家无锡嘛，确实是这样。说太秀了，太秀气了。 鲁豫：那怎么办？ 薛：要粗犷一点，工农兵英雄形象嘛，哦，这个是江青说的，说那个，怎么想办法粗犷一点。啊，那李文化那四位导演就说，那钱江他们都讨论了，说那我们可以仰拍。 薛：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也很惊讶的，就是说，一下子广播电台所有的宣传机构，什么《人民画报》首版，《人民日报》，所有的那个杂志，报社，电影院全放了，一下全都会知道，比如像我老公就是，他那时候插队落户，发配到农村嘛，宣传队放电影，哎呀，前面坐满了，他坐到后面去看，拿着小板凳。 鲁豫：就是看《红色娘子军》吗？ 薛：看《红色娘子军》，然后从这个村看到那个村，从那个村（走）十里路跑到那个村，看，看多少遍，就属于这样。 一部《红色娘子军》几乎成就了薛菁华一生的舞蹈成就。而也正是这部电影，让薛菁华找到了携手一生的另一半。 薛：我也很庆幸就是说，也许是因为我演了这个《红色娘子军》，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鲁豫：哎，他当时就是在插队的时候看到这个戏，他当时看到了以后就很喜欢屏幕上的这个吴琼花？ 薛：对，吴琼花。然后也巧，就是说我老公他们家跟赵汝蘅是，我跟赵汝蘅还都是属于亲戚，就是说，他回来了以后找到了赵汝蘅说，我想看看薛菁华什么样儿的，赵汝蘅说，哎哟，我带你去看看。那么当时没看到，因为那时候后来我病了以后，我就到我的一个朋友家去住，谁知道就住在他们家的楼下。我在三楼，他在一楼。所以当我去到他们这个院子的时候，他一看，哎，这不是薛菁华吗，就这么开始认识了。 鲁豫：他那个时候就是个知青？ 薛：知青，后来到了北京就成为一个工人，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从知青变成工人了。 鲁豫：那你当时觉得这不会是个问题？ 薛：哎，人家就觉得悬殊很大。 鲁豫：对，周围的人会觉得是个问题。 薛：啊，有问题，他的朋友也会觉得有问题，他的亲戚、朋友也会觉得有问题，那么就我们俩没觉得是问题。 鲁豫：那个时候一个已经出名的主要演员，又是担任了有政治色彩的一个舞剧的主要演员，那她的终身大事组织上要说话，要批准吗？ 薛：偷偷地。 鲁豫：组织上不知道？ 薛：不知道，偷偷地，偷偷地约会，偷偷地见面。 鲁豫串场：小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叫《红翎艳》。影片讲了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她挚爱舞台，她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穿上舞鞋以后要一直跳舞，永远不能停下来。影片的结局非常悲惨，所以从小我就觉得芭蕾舞女演员总是带有一点悲剧色彩，但是薛菁华在事业上很顺利，在生活当中也很幸福。 1972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庆典上，薛菁华演出了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薛：当时我是，查出来我是结核，发低烧。 鲁豫：这五年还能够练功吗？ 薛：五年完全躺在床上，完全躺在床上，就是出来以后，我心里都明白怎么跳舞，但是一点儿都不会跳了，就跟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 鲁豫：身材有变化吗，出来以后？ 薛：身材那个时候还好，没怎么变，我比较注意大概。那么回来以后，我从头开始，从一个从来不知道跳舞的人开始一样，开始从第一个。 鲁豫：会那么厉害吗，基本功什么都还在吗？ 薛：肌肉全消失了，肌肉全萎缩了，全没了，心里都明白应该跳到天上去，尤其是像倒踢紫金冠这个动作，那么心里都明白，什么也跳不下来。 鲁豫：能够踢到什么程度？ 薛：五年之后那条腿在地上，根本抬不起来，腰也控制不了。什么也不会，就是人站在那儿，很悲惨。所以对我来讲，一个演员来讲是极大的打击。如果没有这五年的话，我可能，我会觉得我可能会跳得更成熟一些。 1979年，33岁的薛菁华大病初愈，正当她开始准备重新走上舞台的时候，却遭到之前她从未体验过的政治封杀。尽管已经文革结束，尽管已经打倒四人帮，但还是因为那部让她红遍整个中国的《红色娘子军》，薛菁华不得不面对无休止的盘问。 薛：打倒四人帮以后，又对我审查，又进行了差不多一年。那个时候只能去做服装，做鞋，因为这有一个政治审查，我也能理解，他们觉得你是不是四人帮大红人，怎么那么得宠啊，人家不能跳，怎么你能跳啊。 鲁豫：是有一个正式的文件下来说，我们现在开始对你进行审查。 薛：也没有。 鲁豫：那审查都怎么样，就是每天会有人来跟你谈话？ 薛：啊，就是比如说小组里头开会，然后大家谈话，有人提问题呀，你得回答，比如说那天江青接见的时候，表扬你，说你基本功好来着，那我又不清楚了，那么审查都是工宣队的，就很无厘头的这种问题了。那么比如说为什么你这么红啊，或者是有些问题，那你就要写了，或者就要说了，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反省了等于是，检查了，我的字大概写得好看，大概也是写检查写的。 鲁豫：那时候练的。 也是在那段黯淡的日子里，已经和薛菁华有了近十年感情的陈平一直都陪伴在她的左右；温暖的两人世界却也能抵挡外界的狂风暴雨。 薛：我记得第一次加工资的时候说，可以加7块钱工资，然后有人就提出来了，她是四人帮大红人，不能给她加工资，7块钱不能给她加，半级也不能加。那么有人提出来，当然大家都同意了，我当时回来我就大哭，我印象很深，我就跑到楼上那个小楼梯，那边有一部电话，我在那偷偷打电话给陈平，给我现在的老公打电话，我说我今天不开心，他说你怎么了，哭了，我说是啊，加工资不给我加，我觉得我跳得很辛苦，也应该有，加多少啊，加7块，7块啊，不要了，我给你70，我说你给我70，那时候的70块钱不得了的，他工资才16块，但他那一句话，说得我心里好开心，我就觉得，哇，太温暖了。回来，我带你去吃饭，我印象很深，花了五块钱，带我去吃烤鸭，当年五块钱多么奢侈。 鲁豫：五块钱就能吃烤鸭了？ 薛：啊，五块钱一顿烤鸭很奢侈，一个月的工资的三分之一，哎呀，我觉得我倒不在乎他给了我，到现在也没给我70，当时一下给我70，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我特别感动，我觉得他能理解我，第一，他相信我，他能够理解我的心情，而且我觉得他信任我，所以我很自然我们俩就在一起。 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这一年，应美方邀请，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访美代表团就是“中国艺术团”，薛菁华也在其中。 这也是薛菁华在阔别舞台整整六年之后的第一次重返。 从那时开始的十多年间，薛菁华曾经多次作为中国艺术家代表出访各国、交流演出。直到1990年，薛菁华突然提出，为了能和在香港工作的丈夫陈平团聚、解决长期分居的问题，她主动选择离开舞台。 薛：（陈平）85年去日本，调到日本去工作，9年，我们经常时分时离的，但是我们很好，他也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他的工作，那么92年是因为有机会可以，他去香港可以带着我和咪咪一起去呢，所以我就毅然离开舞台，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家庭很重要，这样我就一去就去了9年，差不多9年的时间在香港舞蹈团教。这算在香港来讲是三大专业团体里头的一个，算是比较幸运的，还是一个幸运者。其它呢，我就教业余的孩子了，那么教香港的业余孩子，香港业余孩子我觉得她们不大刻苦，比较娇气，所以我就转头就转到深圳，转到深圳，一个是深圳艺术学校，招了一班专业学生，小班，然后还有一个华夏艺术中心的就业余班，所以这批小孩儿我教了四年，每天中午给香港舞蹈团上完课，拿着面包，拿着水就赶火车，风雨无阻，就赶到深圳，两个钟头吧过关，然后进了，一头扎进教室，一上就是五个钟头，四个钟头，然后晚上再赶回家看我自己的女儿。这样的话四年，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了。 如今，薛菁华依旧是在香港和深圳之间往返奔波，舞蹈给了她人生的辉煌，也给了她不愿回首的黯淡。她更愿意在学生们的身上，看到梦想的延续。 鲁豫串场：采访结束以后，薛菁华特别客气地送了我两样小礼物，一件很漂亮的毛衣，还有一个钥匙圈儿，上面挂着一个非常别致的芭蕾舞鞋，然后她还很热心地教了我几个芭蕾舞基本训练的动作。我想，就像薛菁华说的，芭蕾是她的生命，她也非常愿意和别人分享芭蕾的快乐，让所有的人都感受到芭蕾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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