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朝初期的海禁政策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与之对应的开放政策，造就了领先世界的郑和船队。郑和船队当年扮演了世界海上警察的角色，同时带来各个国家间很多物质和文化的交流，其影响延续至今。
其次，明朝中期强硬的海禁政策，虽然对沿海居民的生活有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一政策的成功，最终规范了对外贸易的准则，维护了海上贸易秩序。中国此后在海外贸易中长期处于顺差，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与这一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海禁政策成功之后，明代后期，诞生了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枭雄，足以威慑无法无天的欧洲老列强。（不知道郑芝龙、郑成功与郑和有没有血缘关系。）17世纪郑芝龙势力最为强大的时候，荷兰人每年向郑芝龙缴纳12万法郎，才能保证东印度公司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安全。郑芝龙船队的旗帜，在西太平洋畅通无阻，使得当时的欧洲列强不得不放弃垄断对中国贸易的念头（他们在印度、锡兰、马六甲、菲律宾、印尼等地就是这么做的），而郑芝龙的霸主地位与明朝政府的扶持是有必然联系的。同时，明朝后期的开放政策后来还间接导致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收复台湾，避免了台湾成为东南亚一样的殖民地。
第四，明朝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一大批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都是在明朝引进的。例如，玉米、甘薯、土豆、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等等。也有专家指出，花生、葵花、烟草等植物中国很早就有，但是这些植物成为大宗经济作物都是在明朝引进美洲品种之后。这些农作物的普及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的产量，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也由此引起，而人口的增长是资本主义经济一个重要的因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朝的对外开放、互相交流的政策对中国所形成的长远的益处。
第五，明朝后期的开放政策，出现了一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与后来中国对于西方传教活动失去主导地位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对于中国来说，一批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非常及时地来到中国，例如，徐光启的望远镜只比伽利略晚了20年，开普勒的天文学著作在欧洲刚出版，便给中国寄来了一本。与此同时，传教士带回欧洲的关于中国的文化、制度、典籍等等，成为欧洲启蒙运动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中国的器物也成为当时欧洲的时尚。
总而言之，明朝并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只是为了更好的开放。如果我们把海禁政策中只言片语拿出来，当成是中国自我封闭的证据，只会对历史造成误解。明天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