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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一词在第一次在史书上出现是在《宋史》里，《宋史》之前的各种史书还没有奸臣这种提法。在《新唐书》之前的史书里，有佞幸传和酷吏传，而没有奸臣传。到了《宋史》，列传里有了四个章节为奸臣立传，包括蔡确、蔡京、秦桧一共28个奸臣名列其中。宋朝三百多年，平均12年左右就要有一个奸臣出现。而后的史书里，一般都有奸臣传，让奸臣在历史的长河里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被一个民族记忆。尽管这样的记忆是用诅咒的形式出现的，但这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忘掉了奸臣，也等于忘掉了历史。 在史书的列传里，每每编写一个种类的时候，都有一个简短的前言，言简意赅的阐述了史书的编纂者对于某个人群的评价，和为什么要编写这个群体的传略。对于奸臣也是如此。 为什么要给奸臣作传，《宋史》在奸臣传开篇是是这样说的：《易经》里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君子虽然很多，但是小人掌握朝廷权力的时候，其象即为阴。小人虽然很多，但是朝廷里君子掌握权力，其象就为阳。宋朝初年，五星聚奎，占天象者认为宋朝的天下，人才众多，是个好的兆头。然而到了宋朝即将灭亡的和死后，贤哲并不缺乏，奸邪同时也很多。在一个朝代盛世之时，君子掌握朝廷的权力，小人只有乖乖听命的份儿，国家的祸患很少。到了一个朝代即将灭亡的时候，小人得志，奸臣当道，他们狡诈和阴谋就呈现出来了。壅赛和堵截民众的声音，怒让皇帝听到一点真话，随意的变易国家的重大国策，奸贼陷害忠直的臣子，摒弃善良的准则，君子在野，没有权力治理国家的祸患和乱象。有国家者，一定要辨别忠贞和善良，正义和邪恶，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可不谨慎啊！因此，在《宋史》里作《奸臣传》警示后人。 《辽史》是辽国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辽史》上同样有奸臣传，也同样有关于为什么要给奸臣作传的简短开篇：《春秋》有褒有贬，善恶并书，目的是警示劝诫和惩恶扬善。因此司马迁和班固写编纂史书的时候，给佞幸和酷吏也作了传，欧阳修编纂史书的时候，则把奸臣也作为一个类目记录下来，目的是给做皇帝的人看，让皇帝作为镜子，不让奸臣当道；另外也给大臣们作为提醒，劝戒他们不要做奸臣。这是天地圣贤之心，国家安危之机，治理国家之乱的原本。辽国最大的奸臣是耶律乙辛，在他之下，还有十人，他们败国祸国是以后完全应该引以为戒的。所以给11个辽国的奸臣作传。 《金史》、《元史》里，没有奸臣传。《明史》里的奸臣一共十个，但是有两个奸臣后面有一个“等”字，可见奸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明史》的奸臣传，简短的前言，更是把奸臣这个概念论述的更加清晰：“《宋史》论君子小人，取象于阴阳，其说当矣。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窃取威柄、勾结祸乱、动摇宗袥，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有明一代，奸臣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当太祖开过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之死。陈瑛在成祖时，以刻酷济其奸私，逢君长君，荼毒善类。此其所值，皆英武明断之君，而包藏祸心，久之放败。令遇庸主，其为恶可胜言哉！厥后权归内竖，怀奸固宠之徒，依附结纳，祸流搢绅。惟世宗朝，阉官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庄烈帝手除逆党，而周延儒、温体仁怀私植党，误国覆邦。南都未造，本无足言，马士英庸琐鄙夫，饕残姿恶。之数人者，内无阉尹可依，而外与群邪相比，罔恤国事，职为乱阶。究其心迹，殆将与杞、桧同科。吁可畏哉！作《奸臣传》。 清朝有奸臣，而《清史稿》里没有奸臣传。假若要编纂一部《民国史》，不知道要不要些奸臣传，假若要写，奸臣是谁？假若要编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前六十年部分，要不要写奸臣传，奸臣又是谁？很难下一个准确的结论。恐怕最难以写的还是奸臣传前面简短的前言，既要准确无误，又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样的写手恐怕也是很难找出来的。因为欧阳修这样的人物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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