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当年中国文化界的人，对蔡元培先生都充满敬意，无论是新派还是老派，在对蔡先生的尊敬上，大体是一致的。蔡先生长北大时，取得是兼容并包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在最高原则确定以后，对知识和人才的爱护，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本真，出于至诚，所以说兼容并包决非一种简单的管理手段，而是一种精神气质。关于此点，梁漱溟有一极精当的评价，他说：“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祝──这方是真气局，真度量。（《我的努力与反史第三325页）梁漱溟的这种感受，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与蔡先生和他的一段交往有关。
梁漱溟年轻的时候，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知道，蔡元培知他对印度佛学有研究，即决定请他到北大任教。梁漱溟回忆尽：“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老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
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有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相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有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90页）梁漱溟当时只有24岁，也没有上过大学，但蔡元培读过他的文章，看出了他的才华，后来梁漱溟的做为征实了蔡先生的眼光。民初中国的教育也许有它的特殊情况，那是一个开局面的时代，有些做法没有太大的可比性，但当时那些教育界首领的文化胸怀的精神气质，却是永远让后人向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