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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北大，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蔡元培先生。有人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现在的北大。为何？在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前，大部分北大学子，就是为了混张文凭。有名的八大胡同，最受欢迎的是两院一堂，即参众两院与京师大学堂，后者就是当时的北大。蔡元培来到北大，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方针。同时，作为高等学府，教书育人之地，当务之急是请到优秀的师资。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在他老家，有座独秀山。现今，多认为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其实不然，相反，是陈独秀以独秀山而名。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科学与民主的的大旗，在年轻人心目中就是当之无愧的“喜马拉雅”。谁的文章要是刊登在《新青年》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当即上了热搜，电闪雷鸣。这时，陈独秀因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业务，来到北京，住在前门外的一家宾馆。蔡元培得知消息，立即前往，再三邀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次，蔡元培又来到宾馆，正赶上陈独秀高枕安卧。为不打扰这位酣睡者，蔡氏搬了一张小凳子，坐在门外苦等。如此三顾茅庐，如此礼贤勇士，陈独秀心生感动，但他还是不忍放弃自己的《新青年》。对此，蔡元培很是爽快，善解人意地表示：“没有关系的，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好了。”由此，就在蔡元培蔡校长的风轻云淡中，《新青年》杂志从上海来到北京，站在北大的舞台上，最终影响了一个时代。
毕业时分，师生总要合照留影，北大也不例外。一次，作为老师的陈独秀与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氏谨慎，把脚收在椅子底下；而陈独秀性格豪放，不拘小节地将脚伸到梁氏前端。等到照片出来后，陈独秀乍一看，就品评：“照得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送照片的学生，也是开门见山，有啥说啥：”这是您的脚。“其实，梁漱溟也是傲骄分子。抗战时期，香港沦陷，梁漱溟被救之后，坐在小木船上，险象环生。但这位梁先生毫不恐惧，当即表示：”我相信我的安全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我不会死，因为中华民族要复兴，要我的三部书。现在书还没写成，所以我决不会死。“
看吧，梁氏就是这么自信，绝对拥有孔子老先生所言的”天生德于予“。而当年，蔡元培请这位梁漱溟来北大时，梁氏不过二十四岁。蔡元培在杂志上读到梁氏的一篇文章，阐述印度佛家理论的，觉得不失为一家之言，于是请他来校开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自认学识尚浅，不敢应允。来，听听蔡元培蔡校长，是如何做思想工作滴？他反问梁氏：”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梁氏实事求是，说不知道。于是，蔡元培就恳切地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来北大，定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成老师来教人，你就当成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北大的讲台，没有两把刷子，蔡校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让人登上滴。这一番话，尤显蔡元培的至情至理，到了这个份上，梁漱溟又如何能推脱呢？
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走茶凉”。但发生在蔡元培生病时的这件事，令人更多地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真情。一次，蔡元培在上海大病，门生弟子因在医治上，意见不一，与蔡太太发生争执。好在，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从北平带来协和医院的医生来了。（蒋梦麟先后主政北大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蒋梦麟对着蔡太太及众人表示，我对蔡先生和儿子一样，我可负全责。
此话一出，我们仿佛看到语言中，闪着金光，罩着至情至性的蔡元培。没有他平日里厚德载物的高情商，哪有性命垂危时，蒋某人的大担当？大家都知道，蔡元培与蒋梦麟两人几十年的交情，和蒋氏做事的果断，全无异议。好在，蔡元培吉人天相，躲过一劫。曾子言：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冯友兰先生说过，蔡元培是近代的确符合君子标准一个人。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今天，我们简单聊起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说起他的高情商，仿佛一位历史的伟人朝我们走来，栩栩如生。蔡先生，逝世于1940年，距今已80年了，真快……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周国平版权声明：我们尊重原创。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和素材，版权属于原作者。有些文章在推送时因某种原因与原作者联系不上，若涉及版权问题，请原作者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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