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在1913年进北京大学教书的，到1929年离开，前后凡十六年，其间所经历者，所见闻者，诸如新旧之争，内部倾轧，蔡元培之长校与离职，蒋梦麟之长校， “五四”运动之于北大，等等，有足述者。惟北京大学自清末京师大学堂以来，迄今垂六十余年，人事沧桑，变化甚大，我在北大十六年间，仅为其中一片段，盖无可为系统之概述，因就记忆所及而掇拾之，谨作参考。 我进北大之缘起 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五十名陕西籍学生到日本留学(张季鸾即在其内)，我和三弟沈兼士因非陕籍，不能入选，乃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求学，由一位四川名流徐自休先生率领赴日。当时，有一位在江西出生的浙江吴兴人蔡宝善在陕西做候补县官，因同乡关系，蔡写信给在日本留学的许炳坤(也是浙江湖州府同乡)，托其照顾我和兼士。抵日本时，炳坤特来迎迓，从此订交。 我们兄弟在日本九个月，因家庭经济不宽裕，无力供应继续求学，兼士考取了日本铁道学校，留日攻读，我则于1906年返国。回陕西住了一年，即迁返浙江吴兴闲居。不久，到杭州做事，曾在杭州高等学校代过课，在幼级师范教过半年书，又在第一中学教过课。第一中学校长马幼渔和我弟兼士在日本同学，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弟子。其时，兼士也已从日本返国，在嘉兴教书。 大约住1912年春节，许炳坤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煜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坤的朋友。据许炳坤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煜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坤告诉我：“何煜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煜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坤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坤忽来告诉我，何煜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找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坤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煜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1913年2月。 到北京后，一天早晨，我到北大去看何煜时。略谈后，煜时就请教务长姚叔节(桐城姚鼐之后，在北大教桐城派古文)来见面。姚叔节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要我在预科教中国历史。姚三先生和我只会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 第二天，见到胡仁源，胡说：“我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言下之意，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会了。“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王栗)的别号，从胡仁源的这句话里就可以意味到，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新旧之争 当时，北大分几科，每科设学长。理科学长夏元(王栗)，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何煜时，预科学长胡仁源，文科没有学长，由一个姓夏的(忘其名)负责，名义好像是文科教务长。 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次长，董敦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以何煜时代理校长，仍兼工科学长。这是新旧斗争之始。 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严复之—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仅仅是他的来头特别大，而是他有一个六万两存折在手中，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这个存折相沿在京师大学堂校长手中(东清铁路和京师大学堂的关系，我就不知其详了)，蔡元培、董敦士到教育部后，就要严复交出这个存折，被严拒绝，教育部则必得之而甘心，因此，示其辞职。 这个六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我后来听道胜银行买办沈吉甫谈起这件事。他说：“这笔存款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当年清室曾投资六万两于东清铁路，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但被那个王公吞没了，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道胜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去取钱是取不到的。”虽然是空头存折，严复却可以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长校期间，确也仗了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上的困难。这个存折的内幕，当时的教育部并不晓得。何煜时代理校长后，教育部也命其交出存折，而各科学长不同意，鼓动学生反对。以后，这个空头存折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下面就谈谈新旧之间的不相容等等情况吧。 和我同到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煜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续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 虽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 京师大学堂的怪人怪事不少。 我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此人那时约四、五十岁，和陈石遗相仿，是—位经学大师，浙江象山人，读书甚多，颇为博杂。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请他去教书，他却宁愿去当学生。为什么呢?此人身体虽已入民国，脑袋却还在封建时代，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清末废科举，兴学制，设立京师大学堂，然朝野之间，对科举记忆犹新，不少知识分子未能忘情，陈汉章就是其中之—。当时流行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陈汉章必欲得翰林以慰平生，因此宁愿做学生，从一年级读起。但是，不久辛亥革命起，清王朝被推翻，陈汉章洋翰林的梦也随之破灭。我进北大预科的第一年教历史，第二年，陈汉章毕业了，北大还是践前约，由他接我的手教历史，我则教国文去了。 预科还有—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这位先生上课时，有一听差挟—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时照送如仪。有一次，在教员休息室里，学生来向我借书，借之而去。桂蔚丞人为诧异，对我说：“你怎么可以把书借给学生呢，那你怎么教书呢?”我回答说：“这无从秘密的呀。书是公开的，学生可以买，也可以到图书馆借。”原来，这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这个风气一直到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才稍稍改变。 还有一个宝贝，是当时教英文后来当预科学长的徐敬侯。他—开口说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浯，大家都跟着讲。有一次，我说：“我固然不懂英浯，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我并且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丁。”我放了这一炮，他们略为收敛了—点。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相习成风，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我记得1928年女师大风潮，杨荫榆被赶，许寿裳去当校长，就职演说就用英语讲的，听说是练习了几天几夜，上台去还是结结巴巴。好像不用英浯，就不足以压服学生。''五四’’运动以后快十年了尚且如此，我初到北大时期那就可以想见了。 蔡元培校长北大之来由 蔡元培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为时甚暂，即辞职，后去德国深造。大约在1916年，蔡到北京，其时，胡仁源正代理北大校长之职。 北大代理校长何煜时大约在1914至1915年间，辞职回渚暨老家去了，辞职的原因不详，但不外也是内部人事之争，赶何，我疑胡仁源亦在内。何辞职后，即由预科学长胡仁源代理校长，预科学长由胡的好友、留美学生沈步洲继任。不久，沈步洲调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是北大的顶头上司。蔡元培之长北大，盖出于沈步洲之策划。 天下事说来也怪。沈步洲为什么要作此策划呢?原来，沈和他的好友胡仁源发生了矛盾。据说，胡平日语言尖刻，在开玩笑时，得罪了沈步洲。沈也是—个睚眦必报的人，所以欲谋去胡而后快，他就抬出蔡元培来，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袁希涛向北洋政府推荐。蔡先生为海内外知名之士，沈抬出蔡来长北大，当然振振有词。北洋政府呢，对办什么大学并不感兴趣，但是大学之为物，外国都有的，中国有不能没有，且蔡元培这块名流招牌也还是有用的，范希濂一推荐，当局就首肯了。 那时我曾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兼课，医专的校长是汤尔和。有一天，我到医科学校去上课，汤尔和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看沈步洲这人荒唐不荒唐，他要蔡先生来当北京大学校长。你看北大还能办吗?内部乱糟糟，简直无从办起。”我回答说：“你以为胡次山(仁源)在办学校吗?他是在敷衍，如果蔡先生来办， 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汤说：“呀!你话和夏浮筠一样，他也认为蔡先生可以来办北大，既然你们都认为如此，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夏浮筠和蔡元培在德国是同学，夏回国较早，严复长北大时即来北大教书，浮筠和尔和是同乡，极得尔和的信任。 果然，汤尔和和去见蔡元培，极言北大之可办。蔡先生之同意长北大是否即由汤之一言，我不得而知，但总之，蔡先生在1917年1月就到北大来当校长了。 我和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和我见面后，谈及尔和介绍，特来拜访。略谈片刻辞去，目的在于相识一下。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您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蔡先生和我的关系，自那时开始，事隔数十年，蔡已归道山，我至今思之，犹感慨系之。 蔡先生是旧中国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权位欲。我于蔡先生的学问无所窥，然观其到北大之初所持办学主张，有两点可资一谈： (一)北大分工、理、文、法、预五科，蔡先生来后，力主将工科划归天津北洋大学，停办法科，使北大专办文理二科，预科照旧。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似乎是以美学教育为中心，他来以后添设教育系(本来只要文学、哲学二系);他一向反对学政治法律，因此主张不法科(未获通过);他重视工科，似乎是受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影响。 (二)蔡先生到北大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辜鸿铭、王国维、胡适之、陈独秀等新的旧的，左的右的同时并存。蔡先生云：“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先生的教育思想继承了中国封建教育的某些传统，又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这些教育思想今日当然已成陈迹，但在“五四”运动之前，对推动当时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开社会风气，似有一定的作用。 我和陈独秀 光绪末年，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和同校教员刘三友善。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的一位著时望的文人，以刘三名，能诗善饮，同我和沈士远相识。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上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拜访。 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论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 评议会做的几件事 (一)评议会会员由全体教授互举，约每五人中举一人。当时教授共八十余人(讲师、助教一百五十余人不在内)，举评议员十七人，校长为评议长。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女禁)，均须评议会通过。文、理、法、预四科教授都有代表参加评议会，大家都很兴奋。1917年7月，张勋复辟。有一天早上，我到学校，黄幼轩(蔡的郎舅，在北大当会计)跑来告诉我，蔡先生走了。我大惊，和幼渔、玄同、作人等计议。幼渔问：怎么办?我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议会商量，这时候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在这期间，夷初(马叙伦)有一天忽然单独请我吃鸭子，他说：“你们在学校里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说：“事情很仓卒，迫不及待，一个人一个人去找，来不及。夷初，你如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但要我们看法一致，一起合作才行。”我的意思是，北大内部有反对蔡先生的，拥蔡即所以维护北大。夷初同意我的话。于是我们商量，组织教员会，推康宝忠(政治法律系教员，活跃分子)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以夷初监督康，但我们也怕夷初出轨，又推陈大齐和沈士远跟他们一起。 (二)评议会成立以后，我忘了是哪一年，提出设立教务长，胡适毛遂自荐，要做教务长，而为理科教员所反对。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当教务长，主要是反对胡适，因为胡适到北大只一年多，神气十足，张牙舞爪，任何人都不在他眼中，为人治学又浅薄，以后是蔡元培把他捧出来的。当时反对胡适最力的是理科天文学教授秦景阳(秦汾)。我们和蔡先生商量，决定提名马寅初为候选人。当时，理科提出俞同奎，文科提出陈大齐，法科提出马寅初，这三个候选人势均力敌，在评议会选举时，主席蔡先生投马寅初一票，马得以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为什么蔡先生同意以马寅初当教务长呢?一则是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出来当教务长，我们为了免去无谓之争端，就提出以法科的人来担任;二则是马寅初本来是北大教员会的领导人，不知为什么，他得罪了北京中学界，中学教员很不满意他，而教员会和北京学界的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商量教员会改推康宝忠和马叙伦领导，马寅初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了第一任教务长。 评议会选出马寅初为教务长后，胡适找我说：“我在什么地方都喜欢做第一人，这次第一任教务长我要做，是你们出了主意，不要我做，我很不满意。”我答曰：“你不满意也只好算了，我有什么法子呢。” 胡适这个人，因缘时会，盗窃虚名，实际他是一个热中利禄的政客，并非潜心学术的文士。当年，陈仲恕震于胡适之声名，曾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他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作学术讲演，此公既已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作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看见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过，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如此。 (三)“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需要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我们回答说：“上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罗家伦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些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时开评议会讨论。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同意。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什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 当时，我的思想是，学生的态度是激烈的，教师的态度实质上应当和学生一致，但态度要稳重，才能真正维护学生运动，使政府无懈可击，不会解散北大。 蔡元培的走和蒋梦麟的来 蔡先生到北大后，尽管我们帮他的忙，但教育部袁希涛对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袁是江苏教育会系统黄任之的左右手，时蒋维乔亦在教育部，他们就派教育部的秘书、蔡元培的连襟陈任中每天上午十—时挟着皮包坐在北大校长室监视蔡先生，遇事就横加干涉。蔡先生曾经很不痛快地对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连我派的管帐的人(黄幼轩)他们都要干涉，并且派陈任中监视我，干涉学校行政。” 教育部对蔡先生掣肘的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袁希涛对蔡不好，在我想来，是江苏教育会已隐然操纵当时学界，想包围蔡先生为江苏教育会所用，而蔡先生被我们包围了，因此他们就捣蛋，此在旧社会，亦系常有的事，在民初北京官场中更不足为奇。 蒋梦麟本是蔡元培的学生，后由黄任之送他去美国学教育，目的当然是为江苏教育会系统培养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后，增设教育系，在评议会提出，聘蒋梦麟为教育系主任，大家同意，就打电报到美国去，要蒋梦麟回来。 不料过了几天，蔡先生对我说：“不好了，黄任之大发脾气，说我抢他的人，那就算了吧。”其事遂寝。蒋梦麟由美归国后，我们也就不提此事了。 “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先生离京，不知何往，北大评议会议决，派我和马裕藻(幼渔)、徐森玉(时任职北大图书馆)、狄膺(学生代表)到杭州去找汤尔和，目的是迎蔡先生回来。汤尔和因北京各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罢课，尔和即回杭州。我们不知蔡先生的行踪，但肯定汤尔和是一定知道的，因此，直诣杭州。 到杭州后，先由我一个人去找汤尔和。我一到门口，尔和就迎出来，说：“我昨天就知道你来了，蒋竹庄从北京来电报说：'某某阴谋家到杭州来了，你要注意!’”我听了也不答腔，先问他蔡先生在何处，他说：“我明天陪你去看蔡先生。” 翌日，尔和偕我到西湖上某庄子(大约是刘庄)，见到蔡先生，正在谈话时，尔和走开了(打电话之类的事)，蔡先生对我说：很奇怪，尔和昨天来告诉我，你们来了，要我回去，但尔和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怎么办呢?他说要蒋梦麟代替我去做校长，你说奇怪不奇怪?’’蔡接着讲：“我对尔和说，当初评议会通过办教育系，要梦麟来，任之大吵，你现在要梦麟代我当校长，要通过任之才行。尔和说：任之昨天在杭州，现在到厦门讲学去了，不必告诉他了。”蔡先生又说：“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和他讲了。” 总之，蔡先生就答应了。蔡先生对汤尔和如此信任，任其摆弄，我始终不解其故。和蔡见面后，尔和要我们回北京说：“蔡先生可以回来，但暂时不能来，由蒋梦麟代理。”北大诸人亦不知其故，就此了事。 蒋梦麟来以后，也就是黄任之插手进来后，我就想离开北大。北大章程上规定教授任满七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我就在评议会提出要去法国，胡适反对，他说国文教员不必到法国去。我说：我去过日本，那就到日本去吧。评议会通过了，蒋梦麟不放，他以为我们这一起人是一个势力，会拆他的台，无论如何不放。到1921年，才答应除月薪照发外，另给我四十元一月，到日本去了一年。到日本后，我眼睛就发病了。 1922年后，蒋梦麟和胡适联合起来，把教政分开，以校长治校。胡适是骨子里一开始就反对评议会，至此，达到了他的目的，评议会成为空的，取消了教授治校。 (1966年1月)(选自《北大旧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