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秋天更契合我想像中的秋天，不必说那绿中泛黄的柳丝要比故乡垂挂的时间长，单是银杏树叶就很是少见的佳景：它粘住夏日的尾巴，穿了金色的服装，满树满树在公园松柏间与路边肆意放亮如点燃的霞光……难怪北京发起了要保护公园银杏树叶的倡议，爱美者哪忍离别秋末灿烂的金黄？徜徉在长春公园看着银杏树旁万柳北大公寓便蓦然萌动了去心仪已久的北大参观念头。
我知道蔡元培先生曾是北大的校长，在北大有雕像，第一念头便是先去瞻仰！在高德地图找到行车路线，在中关园下车，却被阻拦，说是要提前预约。兴致虽有些颓唐，但仔细想想，北大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学府倘若参观人流络绎不绝，岂不扰乱了神圣的宁静。行程便拖至预约后的初冬。在入口曲折的长廊迂回前行，一个醒目的圆形红底白字的圆形校徽篆书“北大”二字映入眼帘，边上是英文，下部为1898年,由鲁迅先生设计。北大已经成立120多年!一股深邃的沧桑感在心头漾开。这是一个星期天，进入校园的人并不多，随了人流，顺了校园的林荫路，朝前走去。路的左边不时有灰色的古瓦大屋顶楼房出现，最多三层，一律红色旧式的窗棂，房子的砖缝细密；路的另一边是疏密相间的松柏，宁静而清远古朴的气氛氤氲着，草木叶子的清香弥散着扑入鼻孔。在一个交叉路口的校园平面图前辨明位置，便穿越小径大约朝了雕像的位置而去。
不经意的行走间，一座高高的塔尖在松柏顶部矗立，啊！多熟悉的塔影，心便跳起隐隐的激动！啊，这不是北大校园地标性建筑－未名湖畔么？多少次在电视及古旧的照片中看到了它！兴奋中加快了脚步。塔边的说明牌告诉我，原来塔的功能并不是保存佛像，而是一个水塔，起名博雅塔。这个塔周遭被护栏阻隔，古旧的灰砖显得厚重沉稳。水塔于1924年7月建造。燕京大学为解决全校师生吃水问题，在此掘水井一口，井深164尺，水质清澈，喷水高于地面十余尺，每小时一万六千加伦，合60560公升。塔形仿照北周时代通州的燃灯塔，因美国人博氏捐资，便起名博雅塔。啊！这里原是燕京大学校址!也就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提到的这个美国人所创建!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二十年。如今北大与燕京大学早已合而为一，而蔡元培才是北大的校长，他的雕像在哪儿呢？我在未名湖边松柏树杆的间隙与竹林中寻觅着，一个女士骑车从湖边小路走过来，顺着她指的路，我在终于博雅塔所对不远的松林中看到了一尊汉白玉基座半身青铜雕像－蔡先生身着中衫装，亲切睿智谦和的目光看着前面，似平静，却深沉，正欲说出些什么。基座上书“蔡元培先生”。由许德珩书写。许是蔡的学生，为什么不称蔡校长呢？细一想，大约是校长的称谓远不及先生能融入更多更大范围的尊敬与仰慕吧。是呀，古今中外，能像蔡元培这样对北大及中国教育起过如此重大作用的又有几位呢？正如范仲淹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基座下放着左右各用纸包着簇新的两束鲜花。雕像的周围是一棵棵松柏树，枝杆那么稠密，如同蔡先生的学生一样，簇拥守护着他们的校长。蔡先生用心血孕育浇灌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北大学精神，涵养并滋润北大一茬茬学子，薪火相传……蔡元培(1860-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早年组织光复会，后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12月-1927年间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和中国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毛泽东曾赞誉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铜像由北大一九七七，七八级毕业生捐赠制作。由著名雕塑家曾竹韶教授创作，北京钢铁学院、首都钢铁公司铸成。1977年正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往事云烟般翻卷，禁不住让人浮想联翩。雕像前摆放着鲜花，很是新鲜，仿佛刚从鲜花店里买来，鼻息里扑来淡淡的清香，让我刚划过的心得以抚慰；回转身在树林的另一端，我看到一座大屋顶旧建筑，门前有一块牌匾，上书“蔡元培研究学院”。啊！我长长地舒出了口气，继续行走在校园里。在沿途，我看到了原燕京大学的校舍，那规整的小院二层小楼，被常春藤覆盖的教学楼与宿舍显得静谧恬淡而安祥。穿过了长廊，前面一片开阔的广场。广场的一端是大理石纪念碑。形状像展开的一册书页。近前可看到上面镌刻着一行行镀金的名字－这是北京大学烈士纪念碑。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北京大学(含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的师生和校友，有八十三位(其中中共党员七十位)，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一种敬仰而庄重肃穆的心绪在我心中弥漫。仔细观览，上面有熟悉的名字：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高君宇、闻一多 ，山西籍的有：河津县李光汉、山西永济的肖扬、平顺的赵梅生……这里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北京支部的发祥地。五四运动发端于北京大学，恰恰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期!这难道是巧合？“五四”时期的北大在红楼，我怀着敬仰的心情驱车前往。红楼在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故宫博物院北侧景山公园东边，中国美术馆的西侧。一座一百多年前的建筑，依然显得那么庄重、大气。红楼是典型的西洋建筑，坐北朝南，平面为“凹”字开型，东西长110米，中部南北宽14、03米，东西两翼长32、2M宽13、4米，地上4层半，地下一层，每层面积2140米，总建筑面积为10700平米，共有房间263个。进入一楼的陈列室，在走廊的两侧展室，我看到了当年蔡校长的办公室：旧室的桌子，老式的电话；还有教室、黑板、图书馆第一、第二阅览室。展室里陈列的实物、图片、刊物、手稿、书籍打开了尘封的历史，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排着队映入眼帘：陈独秀、胡适、 李大钊、丁文江、马寅初、梁潄溟、罗家伦、傅斯年、陈寅恪、周作人……蔡元培不仅聘请鲁迅为北大讲师，还委托他为北大设计校徽、为刊物《国学季刊》设计封面。在第二阅览室，曾是毛泽东工作过的地方。1918年8月，毛泽东由长沙来到北京，后在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做助理馆员工作，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月领取薪金八元。其实，毛泽东早在湖南读书时，就是蔡的粉丝，他对蔡的著作曾写下数万字的学习笔记。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广泛结交新文化运动人物；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经过探索，逐渐建立起对马克思的信仰。京师大学堂这个清朝的所谓最高学府，它是如何在蔡元培的手中变为中国近代最知名的学府、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沿着展室的长长的走廊，走入历史，在民国那激荡着政治风云中梳理甄别，从风起云涌的校史中领略，从一张张照片、实物中体味，从蔡校长那谦和的目光里、珍贵手迹中感知。1898年7月3日，光绪帝亲自下令批准成立京师大学堂。在维新派的理想中，它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最高学府的确立，还将替代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但两个月后风云突变，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国外，维新派的改革在这场蹂躏中几乎被一扫而光。政变风暴之后，京师大学堂却意外得以幸存，连年的战祸纷至沓来，京师大学堂没有真正得到重新起步。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后，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校长。但严复的任职时间也很短，他对京师大学堂进行了体制性改造，但很快又被别人攻击，也离开了。1910年之后，新教育的其它格局从县府省都确立起来，京师大学堂面临很大的压力。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又开始进入到一种堕落、喧哗的状态。此校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很多教师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京师大学堂是科举考试的替代物，进了就是进士。很多教师都是官员兼职。到了民国，北京大学还被看成京师大学堂，在社会公众眼中仍是官僚机构，一度曾被叫做：“官僚养成所”。那时的校园里，根本没人去谈论知识，没人为真理、为知识去研究学问。学生身带仆人，完全不务正业。当年有这个说法，八大胡同的主要嫖客是“两院一堂”的“人杰”。“两院一堂”的“两院”即上、下议院，而堂指的就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维新变法被强行中止，满腔愤怒的蔡元培出走翰林院，回乡办教育。这一年他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这是绍兴唯一的一所新式学校。他提倡新学，增加日语、法语，还开设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进行教育改革。在绍兴因守旧派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徐要蔡元培抄录皇帝要求遵守旧礼教等上谕，挂于办公室，被蔡拒绝：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这一套，我来干什么，我还在待在翰林院好了！于是辞职而去！此时的蔡元培，不再是满清翰林，而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他兴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断发习兵操，亲自试制炸药，发起拒法，拒俄运动，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蔡是光复会会长、同盟会的上海掌门人。武装反清和发展教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当时他为上海学校筹款，绍兴老家的儿子阿根病重，家人在码头报告他儿子病情，蔡依然决然启程到青岛筹款，亲生儿子因病重而夭折。1903年夏，蔡元培因言论激进而被清政府通辑。这期间他放弃了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直到1907年，四十不惑的他才“半佣半丐”游学德国。1912年元月，蔡元培以开国元勋的身份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刚刚成立的民国，连办公地方都没有，蔡元培便带了几个手下，在南京满街找办公地方。在简陋的办公条件下，蔡元培倾注心血，起草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法》主持制定了《大学令》、《中学令》，并奠定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在短短的时间内，他让民国教育有了好的开端，整个蓝图非常前沿。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100多年前的教育主张，今天看起来依然没有一点过时与落伍！一个教育家的前瞻的眼光多么令人肃然起敬！ 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宣布失败。因袁世凯专权辞职出走的蔡元培出现在法国巴黎街头。三年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的一份急电，惊破了蔡元培在法国宁静的时光，电告蔡回国担任北大校长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蔡元的战友孙中山、黄兴也在归国途中。在上海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征询他的意见，孙中山非常支持他去北大任校长：如果你去北大做校长，有利于革命思想向北方传播。这坚定了他任职北大并改造北大的决心。他认为，要使中国转危为安，只有从教育入手。大学能够培养出国家的精英人才。中国如果有一批杰出的尖端、高端人才，中国就有希望，中国才能走向富强。他下决心要走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以至于他后来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表明自己毅然决然的态度。啊！这让我想到了胡耀邦在评反冤假错案时说出同样的话！赤诚为国、为民的决心古今相通！蔡元培抵达北京，《中华新报》发出北京专电：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城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北大之举充满期待。蔡元培进入北大，并非他人生路上的邂逅之遇，而是一个矢志教育救国者的不二选择。1917年1月9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发表就职演说。从他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其前任截然不同。到校的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也非常郑重地脱下帽子向校役鞠躬回礼。校役们包括许多师生都对他的这一行为惊讶不已！这样的校长，真是从来不曾见过。此后，每天他出入校门，校役们向他致敬，他都会郑重还礼。就是这件小事，给封建积习的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也预示着这所学校将会走向改革的新征程。1917年1月9日，蔡发表的就职演说针对当时学校存在的不良风气，郑重提出了三项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劝学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来法律学校，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来此大学，“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这是一篇宣言，是对学生的希望，也是他改革北大的目标。他的改革措施，一以贯之，仍从延揽人才着手，刻意延聘优良师资。他认为北大的弊端是“学课之凌杂”和“风纪之败坏”，而“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聘请热心教员，改革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改革整个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从而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注入北大。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不停地被人们赞赏怀念。正是因为在他周围有一个群星璀璨的教授团队，蔡元培引领群星，利用这所没落的书院，唤醒大学精神精髓。也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先从文科做起，而最注意的是，为文科选一位好的领导人。到校之前，他先找到医专校长汤尔和了解北大情况，汤尔和与沈尹默都向他推荐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汤对他说，陈“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交了十多本《新青年》给他。他对陈独秀“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听了汤与沈的介绍，旧事重忆，回去翻阅了《新青年》，乃决意聘请陈独秀，到校不到九天，即一月十三日，他聘请了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他探知陈独秀在前门外的一个旅馆，立即登门拜访，与之订定。据其时与陈独秀住在一起的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日记》得知，元培和陈独秀首次晤面在1916年12月26日，这一天的《日记》写着：“早几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我国之唯一人物也。”而在这一天以后，元培还去过多次，汪孟邹对人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上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后来我和仲甫商量，晚上早睡，早上要起得早些才好。”胡适之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因在《新青年》所载文学革命的文章给元培以深刻印象，乃请胡到北大任教，于1917年到校。李大钊与1917年11月也应邀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8日，校评议会议召开特别会议，授予教授职称。刘半农，周作人也都陆续应蔡元培邀约到校任教授；鲁迅则于1920年来校兼课，主讲《中国小说史》，这样一个教师阵营，加上原在北大的沈尹默、钱玄同等，于是“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聘请教授不拘一格，不受年龄与学历的限制，当时教授中有很多年轻人，如徐宝璜，25岁，朱家骅 26岁，刘文典28岁，胡适28岁，最年轻的是梁潄溟，只有24岁，他不但没有大学学历，且投考北大未被录取，元培看了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1917年请他来校教印度哲学。梁谦辞，元培坚请说：“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自己是爱好哲学的，我们还有一些爱好哲学的朋友，都引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么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学习来研究好了!”态度如此诚恳。气度如此恢宏，识见如此宏远，梁深为感动。在当时矿业司任地质科长的丁文江，听说北大办起了地质门，去参观之后，对胡适说是有名无实。胡适介绍他去见元培，他对元培谈地质门应该如何办理，元培便请他来主持。当年蔡元培写信给法国的朋友，请他们帮助物色文学、哲学、美学方面的教授，“拟予各门研究所，以一本国学者为主任，而聘一欧洲学者共同研究；讲授则本国学者任之。此本国学者，以大学毕业后，再在英法德等国研究数年者为合格。”此信公开发表在8月15日出版的《旅欧杂志》上。 就这样，留欧归来的李四光、王世杰、丁燮林等各个学科的学者陆续回国进入北大。 一时间，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梁潄溟、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马叙伦、马寅初、沈尹默、辜鸿铭、熊十力、陈垣、陈大齐、王世杰、高一涵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先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
1922年3月中旬，刚从欧洲考察归来的蔡元培，派马衡再赴天津罗振玉宅第聘王国维为国学门通信导师。王国维虽为北大函授导师，蔡打破常轨照致薪金，以表示北大对这位学术大师的诚意。而王国维两度不受，说自己丝毫未有贡献。蔡元培再度命人登门以帮通讯教授报销邮费名义，让王收下两百元大洋。这样，王国维终于数请出山。延揽人才的同时，元培大胆地退聘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外教员。辞退外籍教员一事，曾引起风波。先后辞退的外籍教师有克来德、牛兰德、斯华鲁、伦特等数人，其中多数英籍。学校通知克来德、燕瑞博自3月18日后解职，二人控告蔡元培，说指称他们不堪胜任教职，影响了他们以后的职业，要求发给当年全年及以后两年的工资。英国和挪威公使馆相继出面干涉，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总长伍廷芳一面告诉英使，谓北大辞退克德来系按合同办理，一面批评蔡元培，不应在报端先行宣布。英国公使馆通过外交部没有压倒蔡元培。公使朱尔典亲自与蔡元培直接谈判，但同样也没有压倒蔡元培。㝴蔡后来回忆说：“有一法国教员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要求英国公使馆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此事看来虽小，而敢于拔虎须，意义不可谓不大。蔡元培对于外籍教员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推崇，一切以有无真才实学为条件，外籍教师葛得普就在北大长期任教。蔡元培尤其注意延请世界知名学者到北大讲学。 1919年5月哲学家杜威到北大讲学，以后罗素、泰戈尔相继来校；给法国数学家班乐卫、里昂大学校长儒班等人以荣誉学位。他曾在法国访问居里夫人，并偕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访问爱因斯坦提出邀请，后因事宜未能成行。苏联诗人爱罗先珂，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于1922年春到北京。有人把他介绍给蔡元培，并请安置。蔡元培便请他到北大教世界语，月薪二百元，经鲁迅与周作人同意，请爱罗先珂先住在他们家里，予以照顾。北大也掀起了学习世界语热。随着蔡先生胸中宏图渐次展开，一支充满生机的优质中外师资队伍延揽到了北大校园。蔡元培首先从学科和课程的设置入手，设立并改组大学研究院，研究科目日益扩充，后来废科存系，把年级制改为选科制；设立国史编纂处。在北大招手女生入校，冲破男女不同校的惯例，影响到全国。他说，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要求来，而程度上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到1920年春，北大招收旁听女生共九人，这让当时的徐世昌大总统、以及张作霖、曹锟也以此告诫攻击北大，终而造成了元培于1920年11月出国考察，以为缓和。蔡还改变入学限制和推行平民教育。从他的教育救国的理念出发，理想做到人人受教育，改变过去那种只有少数人能读书的情况。这种想法在当时难免流于空想，但是在他领导的北大却做出一番成绩。为了改变只招收“老爷”、“少爷”，考试从严，以考试成绩为标准，杜绝纨绔弟子入学，让成绩好的学生得以进校。校门打开，招收旁听生。好多学生都可以在北大听一二门课，其中不乏日后学业有成和从事革命工作的人。时至今日，人们仍盛称此情此景。他在北大办起了校役夜班。1918年4月14日北大校役夜班开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到1920年初，校役班从校内扩大到了校外，北京大学办起了平民夜校，招收学生四百多人。蔡元培说，“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校役夜班开办后，“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人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他推行了教授治校恢复学长权限，组织各门教授会， 组织评议会，非教授不得当选评议员，每五位教授选一名评议员，任期一年。校长为评议会议长。评议会制定与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与学生成绩，提出学校预决算。在各学系，系主任由教授互选，并分别成立教授会，规划本会教学工作。教务长由各系教授会主任推选。第一任教务长为马寅初，随后顾孟余、胡适，均曾担任。这些整顿改革，环绕一个总目的，即为了提高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平，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进而创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学风。蔡号召提倡促成组织了各种课余业余团体。各种课外组织如雨后春笋：进德会、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演讲团、地质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马克思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体育会、静坐会、音乐研究会等等。其中的进德会、新闻研究会、学术演讲会、书法研究会均为蔡元培发起。元培提倡美育的思想，体现在他组织书法研究会、赞助音乐研究会的举动。他聘请徐悲鸿为书法研究会导师；音乐研究会改为音乐传习所并亲自任所长。毛泽东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也得力于蔡元培。1918年冬，李大钊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12月李大钊等9人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走向公开宣传社会主义阶段。同时由邓中夏等19人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12年11月公开宣布。元培对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的成立曾予支持，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拨给办公室，并出席了成立大会，发表了简短讲话。在这样一个思想自由，意气风发的北京大学里，刊物极盛。如：《北京大学日刊》、《国学季刊》、《社会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文学季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等，其中以陈独秀的《新青年》影响最为巨大。元培当初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之时，陈曾表示因为在上海办《新青年》不能来，元培便主张《新青年》可移到北京办理，陈独秀乃同意。陈在蔡元培“三顾 茅庐”后，带着《新青年》杂志迁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和《新青年》主编，杂志由上海搬到北京，也标志着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营垒迁来北大。经过一年的发展，《新青年》杂志也由原来的千余份增至1.5万份。陈到北大后，北大教授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先后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与陈轮流主编。陈的《文学革命论》，即发表1917.2月的《新青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即发表于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新文学运动的旗帜终于大张。此时的北京大学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气氛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一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京大学的陈腐之气，使之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蔡元培上任不到一年，北大气象焕然一新。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长短。”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为一种风气。 那时的北大课堂，两位老师可能同时上课，学生们可以听到不同观点。蔡元培希望学生在听过这些不同的观点之后，自己有一种思考、判断和选择。师生虽然互相在政见上，学术上意见不一致，相互对立甚至互相谩骂，但是没关系，因为他们是在这里讲学问。 《每周评论》系陈独秀与李大钊所创，发刊于1918年12月20日。当《新青年》改组之时，胡适与陈独秀有所分歧，胡主张不谈政治；陈则认为应该谈政治，陈与李大钊之创《每周评论》目的在此。五四时期，这个刊物的影响仅次于《新青年》。它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思想新文化。 《努力周报》为胡适与丁文江等于1922年创办，倾向改良主义。鼓吹好人政府，对于北京政府有批评之处。《读书杂志》是《努力周报》的增刊，《努力周报》停办后，《读书杂志》继续出版。还有一个《少年中国》系少年中国学会所主办。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8年7月。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它是一个全国性组织，不专属北大，会员也不只在北京，北大的成员则教师和学生兼而有之。总会设在北京。领导人为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上海、南京、成都等地设有分会，成员中有毛泽东、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张闻天等，在传播进步思想中，少年中国学会及其月刊起过很大作用，五四运动中功劳尤著。纯粹学生办的刊物，以《新潮》影响最大，主要人物为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顾颉刚、潘家洵等，以傅、罗为主要负责。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想。这个杂志在反封建、反礼教，宣扬新文化、鼓吹文学革命、介绍西方文学等方面，起过不少作用。这些刊物都和蔡元培发生关系。他和《新青年》《努力周报》《新潮》关系密切。对《少年中国》也多支持。经过蔡元培的积极提倡和努力，一个腐败沉寂的旧北大变为生意盎然焕然一新的新北大。新思想、新潮流应运而生。他领导下的北大 ，不只真正成了全国最高学府，也成了新文化的策源地。这一切取决于他那气度恢宏的兼容并包思想。
王长英 山西省昔阳县人。退休干部。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科学幻想小说《失踪者回忆录》获得晋中文艺精品奖。《世事年轮（中短篇小说选）》《世事年轮(散文卷)》出版。诗歌在《诗刊》《中华诗词》发表。短篇小说获晋中文学奖。(诗歌散文及其它奖项略)本刊主编：谭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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