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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蔡元培（1868一一1940），字孑民，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清光绪进士。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今年1月11日，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纪念日。日前，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绍兴市文物局）二级调研员、文博研究馆员，原绍兴市文物局局长高军撰写了“大哉，蔡元培”一文，以志纪念。  一百多年前，美国著名学者杜威说道：“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并深切体味百年前杜威所说的话时，我们是否仍有一种聆听预言一般的震惊与钦佩？同时，因为百年过去，当我们有了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及看问题有了一个更为合适的时间距离时，我们对蔡先生的“大”是否会有一个更为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呢？  1894年，蔡先生27岁，得授翰林院编修，这在中国长达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史上，几乎是每个男子都心向往之、苦苦追求的终极目标。蔡先生达到了这一目标，而且是那么年轻，本可在鲁迅所谓的“智慧山”上守成享福，但蔡先生觉得这样做有违自己的良知和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次年《马关条约》签订，蔡先生对眼前的世界彻底失望，他已决意要向自己所属的阶级开刀。他以翰林之身，参加革命，并在长期的奋斗中，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领袖。我想，这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1907年，蔡先生四十岁，已不复年轻，但这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下国内一切事业，自费去德国留学。蔡先生说：“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所以，“游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语气中，可看出蔡先生意志很坚定，但实际的境况却令人唏嘘感叹。蔡先生很穷，但他还是毅然抛弃了翰林的头衔，成为体制的掘墓人。他现在要留学，光经费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蔡先生是硬着头皮，不顾体面，求得朋友的帮助，成为驻德公使的职员，才有了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补助；另外，蔡先生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员，靠了起早贪黑的工作，有了一百元一月的工资收入，方才“挈妇将雏”，动身赴德。  蔡元培故居 蔡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为了解决生计，晚上或译书、编书，或做家庭教师，才得以过上“半工半读”“半佣半丐”的留学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翰林出身的饱学之士，作为科举制度废除后仅存的文化贵族，在一个功名思想沦肌浃髓的年代里，在不惑之年，要去西洋重新做一个学生，而且是以自筹经费“半工半读”的低微身份厕身于年轻的公派留学生之间，不啻为中国之孤例，即使大到整个世界也不可能再有第二人。我以为，蔡先生之留学，它实质上见证了一个中国学者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毅力，见证了近代中国最先的觉醒者努力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求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艰辛历程。他非为学位而来，非为利禄而来，是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来，是为国家谋文化上的建设而来。他为了民族的尊严放弃了个人的尊严，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了个人的利益。这种“大”，以冯友兰的说法是：“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蔡先生将自己的声誉看得愈加轻，将自己的身份放得愈加低时，蔡先生的人格力量就愈加大。  1917年，蔡先生任北大校长，这一年，蔡先生50岁。在旁人看来，蔡先生此举无异于一次极大的冒险。为什么这样说？蔡先生心里最清楚。蔡先生曾经在京师大学堂供过职，当然知道京师大学堂的底细：学生来自官场，来学堂镀金后会去向更大的官场，官本位思想当道，学术思想成为根本性缺失。五年前，蔡先生做教育总长，有感于中国教育制度的全面失败，颁布了《大学令》《中学令》，还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意欲对中国的教育作一次全面的改革。可就在此时，袁世凯登台。蔡先生因不满袁的专权，旋即辞职。无奈北大又重新回到京师大学堂的老路上去。  如此乌烟瘴气的腐朽氛围，让蔡先生的前任们束手无策是正常不过的事。光1912年至1916年间的北大，就像走马灯似的，平均一年一任校长。这些校长都可谓是当时的英才俊杰，其中不乏国学名宿、海归新锐。他们各有自己的学识，也各有自己的主张，都想在北大有所作为，但最终不是被调走，就是被轰走；不是坏了名声，就是留下遗憾，根本改变不了北大的现状。所以，此时蔡先生去北大，有人期待，有人作壁上观，有人等着看好戏，有人暗暗捏一把汗，不一而足。以教育救国的蔡先生此去北大是福是祸谁也难料，蔡先生却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如孔子所说的，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蔡先生的“大”是其抱负的大，是其胆魄的大。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先生发表就职演说。他向全体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目的，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北京大学，当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这一演说成了蔡先生改革北大的宣言书。其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成为一枚巨弹，震惊中国。  罗家伦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今天，当我们提到蔡先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时，很多人都以为这是蔡先生的原创，实际上这一思想是受了北大首任校长严复“兼收并蓄、广纳众流”思想的启发而来的。蔡先生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才迈出自己的步子去的。这是一种有积累的发展，是尊重和发扬优秀文化遗产的理性思维模式。比之于当下的某些行政长官，或为标榜自我，或为张扬个性，就毫无理由地或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式的蛮干，蔡先生就显得多么具有雅量和容度。蔡先生主持北大时，造就了北大空前辉煌的师资队伍，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光就文科言，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同时也聚集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如辜鸿铭、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陈独秀曾感慨地说：“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 左起：鲁迅、萧伯纳、蔡元培(资料图片) 正是蔡先生的宽宏大度才使严复“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理想成为现实；才使北大群星璀璨，并成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重镇和新思潮的中心。 北京大学师生走进绍兴 我知道，历史不可假设。因为历史不可预演，亦不可回头，历史只是一条单向度的演进线。但我还是常常有假设蔡先生与五四运动及以后几个重要历史节点之关系的冲动：假如没有蔡先生之改革北大，自然亦就不可能有陈独秀进北大，《新青年》进北京，北大当然不可能成为新思潮之中心；假如没有蔡先生之改革北大，自然亦就没有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及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在北大接受这一思想的可能，北大自然亦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思潮的摇篮；假如没有蔡先生之改革北大，自然亦就不可能有胡适、鲁迅之进北大，北大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假如没有蔡先生之改革北大，北大自然亦就不可能培养出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学生来，为五四运动做好群众基础和运动领袖的准备；假如没有蔡先生之改革北大，自然亦就不可能有汪大燮这样的老友看准了方向、冒着生命危险，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告知蔡先生，并与蔡先生一起策划学生运动，北大当然不可能成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2021年绍兴元培峰会召开 顺着这样一条思想的逻辑线索一路下来，最终我会这样想：蔡先生是幸运的，蔡先生碰上了五四运动，这是国运对蔡先生个体命运的馈赠。假如蔡先生没有碰上五四运动，蔡先生就不可能有如此伟大。此前还没有一个合适的载体能够彰显其足够的伟大，只有五四运动才使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团结通过北大、通过蔡先生让“杜威们”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在这场运动中，蔡先生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民族的风标而存在；借助这场伟大的运动，蔡先生的“大”才真正被凝固成一座丰碑。我进一步会这样想：中国是幸运的，假如没有蔡先生之改革北大，北大亦就不可能形成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如果这样，那么，即使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再惨重，也不可能爆发如此持续发展、如此产生有效作用的五四运动。因为有了北大，才真正造就了蔡先生；因为有了蔡先生，才真正造就了北大。当我们说到蔡先生时，我们必然说到北大；当我们说到北大时，我们必然说到蔡先生。蔡先生即北大，北大即蔡先生。这在中国，绝无第二人。 蔡元培故居 1937年，蔡先生七十岁。这一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十个研究所向西南内陆迁移。年至古稀，蔡先生垂垂老矣。今天，我们看到图片上的蔡先生须发尽白，连眉毛也白了，看了让人心里隐隐作痛。此前蔡先生刚大病过一场，本来想以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跟上中研院去昆明或重庆，但蔡先生已经经不起长途的颠簸了，只得借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内开始养病。此时，好友张静江多次想方设法劝说蔡先生一同赴美，以便得到更好的疗养。但蔡先生都婉拒了，回说的理由是：自己身负着中央研究院之职责，此关系国家百年大计，未可有一日之停顿，实不能远离。 蔡元培故居座楼 1940年3月5日，蔡先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王世杰对蔡先生离世时的情状作过这样的描述：“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蔡元培故居父母卧室 蔡先生年纪轻轻即为翰林，然后为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先生之人生不可谓不显赫，然而蔡先生之生活不可谓不清苦，而且清苦到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蔡先生地位之显赫与其生活之清苦的对比度越大，蔡先生就越伟大。傅斯年曾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大哉！蔡先生。 蔡元培故居大厅 /// 用尽毕生精力 奠定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 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写进历史 心系国家、教育救国 为我国的教育、文化、科学事业作出极大贡献 明天，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纪念日 让我们走近他，致敬他 本文由绍兴文旅发布整理编辑 感谢所有摄影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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