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生，注定是来改写历史的

1920，蔡元培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大校友合影（前排正中者为蔡元培）

世间再无蔡元培

© 徐尔新 / 文

01

 

1917年1月4日，寒风呼啸中，一辆马车停在了北京大学门口。49岁的蔡元培从马车上下来。道路两旁，教职工们分立两侧，向新校长鞠躬致敬。蔡元培摘下礼帽，也回敬以深深一躬。

 

没有人知道，蔡元培这一鞠躬，不仅彻底改变了北大，还就此拉开了新中国现代大学的帷幕。

 

当天的报纸上这样描述说：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后来的事实证明，媒体没有说错，蔡元培就是一颗明星，要来照亮探索出路的民族。

 

他这一生，注定是来改写历史的。

 

02

 

1868年，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绍兴。他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做了翰林院编修。就在大家都认为他前途无量时，他却辞官回老家办起了学堂。1912年1月，慧眼识珠的孙中山，邀请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当时的教育总长寒酸极了，既没钱也没办公室，教育部一共就三个人：总长、次长和秘书。但办公室可以寒酸，人才不能缺少，鲁迅、许寿裳、王云五等一群牛人，便是这个时候被蔡元培发现，并请进教育部的。

 

也正是这群牛人，为中国后来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后袁世凯执政，蔡元培不满其独裁，断然辞职。

 

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不为所动：“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毫不恋栈，执意要走。

 

直到袁世凯死后，受黎元洪之邀，蔡元培又才出任北大校长。

 

其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对读书毫无兴趣，惟于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却个个内行，乐此不疲。有的纨绔子弟，一年开销竟然高达5000大洋。

 

至于校内派系纷争，彼此互斗，无休无止，不论学术成就多高的校长，结局都如走马观花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终落得灰头土脸逃离北大。学子们醉生梦死，进北大镀金，就只为混一纸顶尖学府的文凭，去社会上捞个一官半职。教师则多为走后门进来的不学无术之徒，所谓讲课，就是照着讲义诵读一遍。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第一件事，就是坐车直奔“八大胡同”的高档妓院。

 

当时的学生中还流行一种恶劣风气，就是所谓“结十兄弟”：十个学生结为异姓兄弟，毕业后各自钻营，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个官如果是买来的，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如此北大，哪里是求学之地，整个就是一座“官僚养成所”。

 

像这样的污泥浊水，在别人是避之唯恐不及，深怕玷污了自己的好名声，而蔡元培却毅然受命，挺身赴任。

 

03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为大学定位。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庸庸碌碌混文凭、混日子的时代结束了。

 

他首先将整顿的目标，指向了师资队伍，不拘一格招揽人才。

 

听说陈独秀住在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他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来北大做文科学长，一次请不来，就隔天跑一次，半月后，陈独秀说：好吧，我去。

 

一个23岁的青年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稿寄给蔡元培，希望得到赏识，让他能进北大读书。蔡元培读后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说：“我只有中学学历。”蔡元培找来梁漱溟彻夜长谈，鼓励他说：“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别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梁漱溟原本想进北大求学，没想到竟然成了北大教师。

 

其余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也都陆续被蔡元培用各种方式请来北大担任教职。

 

与此同时，对于学校中不合格的教师，则毫不客气，全部辞退。

 

有三个英国教员，被解聘后托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学校说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朱尔典找到总统黎元洪，黎让外交总长伍廷芳出面转圜，伍写信劝蔡元培收回成命。蔡元培回复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按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对方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对方自知理亏，也就知难而退。那段时间，蔡元培还连续辞退了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外籍教师。

 

04

 

蔡元培的敢作敢当，也表现在他的敢为天下先。1920年，蔡元培做出一项决定：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帷幕。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道：“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无规定的事情自然可以尝试去做，而有规定的事情则必须遵守。北大曾经发生过一起“讲义风波“。有段时间，教育部拖欠了北大好几个月的工资，教师们生活拮据，难以为继。为解决温饱问题，教授评议会决定向学生征收少许讲义费。

 

数百名学生为此群情激愤，拒绝缴纳，包围了红楼，冲击校长室。一向温和的蔡元培被激怒了，怒吼道：“你们闹什么，这是教授评议会做出的决定，我是校长，我负责！”有的学生被震住了，但仍有学生不依不饶。蔡元培怒不可遏，撸起袖子说：“谁敢违背教授评议会的决定，我跟你们决斗！”学生们被其气势所慑，纷纷散去。

 

就是这样一个蔡元培，使北大不但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也成为了中国最规范的大学。

 

在这样一所大学里，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聘请教授，只问真才实学，从不问个人的政治主张。故而，他虽然倡导革命，但仍然聘帝制派的刘师培讲授“中古文学史”，请复辟派的辜鸿铭教“英国文学”。

 

胡适、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学，黄侃、刘师培维护古文学。蔡元培让他们各行其道，传播自己的主张。

 

黄侃讲课时，常常攻击白话文：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那边厢胡适听闻后，也针锋相对予以回击。胡适在课堂上讲道：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文代我草拟一则电文。接下来，胡适从学生所写电文中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足够言简意赅了。但胡适却说：“我的白话电文就5字：干不了，谢谢。”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让他们一概各抒己见，和平共处。

 

05

 

在北大校园，社会流行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涌现多少分支；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团体。在蔡元培的观念中，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包容不同思维方式和学术追求的氛围，在北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更难能可贵者，是蔡元培自身，就是这样一个胸怀大度的实践者。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牵强附会，准备以《四松堂集》为依据，推翻蔡元培的观点。不料此书四处寻找不得，正在焦急无奈之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亲自送上门来。

 

如此光明磊落的胸襟，此等毫无芥蒂的雅量，惟蔡元培一人而已。

 

身处这样的环境，北大如何不大师辈出？北大学术焉得不硕果累累？正是蔡元培的以身垂范，塑造了名扬千古的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非但如此，蔡元培留给后世的，还有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他说：“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具体办法，就是“每五名教授中选举一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如此不贪权不要权，把管理权让渡给教职工，天下有几？全国第一学府，不设副校长，办公室只设一秘书，天下有几？

 

蔡元培一生，历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在一般人看来，不说腰缠万贯，也当衣食无忧，不缺钱财。他儿子蔡怀新回忆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的月薪，每月为800大洋。这在当时的北京买房，是一点没有问题的。但蔡先生为官清廉，不治家产，无论居官何处，都是租房居住。他收入固然不少，但支出也多，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多用来捐助公益事业，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和学生。他有不少社会兼职，多数都是挂职不取报酬，有时甚至还要捐资赞助。

 

06

 

1940年3月5日早晨，蔡元培忽然口吐鲜血，倒地昏厥。两天后，在香港医院病逝。

 

蔡元培操劳一生，也清贫一生，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寸。不仅欠下医院千余元的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的。其清贫之状令人落泪。

 

1977 年，诗人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蔡先生的墓地。因多年无人照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

 

蔡元培以一人之力，领导一所大学，让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的教育，发生巨变。在他之后，这样的校长，已经不可能再有了。

这个健忘的世界，有时真的让人怀疑，先驱者值不值得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