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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红楼
北京大学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五四大衔，为“工”字形四层红砖楼，建于1918年8月，是当时北京大学校本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学楼。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以后，延聘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到北大任教，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中，红楼和它北面的民主广场成为当时爱国活动的主要场所。1918—1919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蔡元培造就北大之“大” 公元1916年年底，蔡元培接受出任北大校长的聘请，执掌中国的最高学府。 那天，校门口排着一队毕恭毕敬的杂役，欢迎这位新到任的校长。当蔡元培走近这一列工役的时候，校工们按照礼节，向新校长行礼。但是他们鞠躬之后肃立在校门前，却惊讶地发现，这位新校长竟然向他们面前走几步，表情好像诚惶诚恐的样子，摘下礼帽，非常尊重地向他们回礼，以标准的西方人的姿势，也鞠了一个躬。 当时蔡元培在国内鼎鼎大名，然而就是他，竟然向在其他人甚至是这批人自己眼里都无足轻重的仆役鞠了一躬！不仅校工们吃惊，就是闻讯赶来先睹新校长风采的众多学生，也大为惊讶。蔡元培的这一鞠躬，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今 蔡元培这里表明的，其实就是他后来的施政纲领。他奉劝学生珍惜光阴，勤奋学习，而他本人所做的，就是为学生创造一个最适宜于学习的环境。这个环境，不光是指提供完善的物质设备，更是指聘请优秀的教师，以利于学生知识的长进、道德的提升与研究兴趣的培养。 蔡元培在1922年3月发表的文章《教育独立议》中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 蔡元培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一个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其实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说：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意思是说，国家的存亡取决于人，而人的优劣，则取决于有否真正的个性。 蔡元培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今天我们读来还是特别亲切，他是抓住了教育的本质。 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说，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义，归根到底是学术上的自由、民主。他认为： 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 蔡元培提出了人才难得的思想，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人才。 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陈独秀不想受聘，因他在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苦口婆心，反复劝他把杂志搬到北京来办。也许感动于蔡元培的诚恳，陈独秀最终同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而《新青年》编辑工作自从转移到北京后，与北大合在一起，聚集了一批锐意革新的文化勇士，风云际会，成就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蔡元培1868年生，生肖是兔，陈独秀小他十二岁，生肖恰好也是兔。蔡元培引陈独秀入北大，是一只兔子引来了另一只兔子。 我们再来看第三只兔子。 陈独秀向蔡元培举荐胡适，蔡元培 胡适的成就当然与博士一纸文凭没有太大关系。他的声名，首先起于他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文学的论文。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锐气这时被蔡元培看中，因此是作为“人才”加以引进的。蔡元培说： 延聘教员，不但是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这种标准，虽不是一时就能完全适合，但我们总是向这方面进行。 巧合的是，胡适比陈独秀小十二岁、比蔡元培小二十四岁，属相也是兔。所以后来有人说，是“三只兔子”引领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个属兔的文化人，也是三个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化一个光辉传统的文人，在北京大学聚首，开创了一个时代。 梁漱溟在当时非新非旧，自学成才，蔡元培聘请他到北大任教，最能体现蔡元培执掌北大的包容性。梁漱溟1916年接受蔡元培的聘请，第二年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及中国文化。梁漱溟当时年龄不过24岁，而北大的学生当中就有他少年时的同学如雷国能、张申府等人，学生里后来相熟发展成为朋友的，也有顾颉刚、冯友兰、朱自清等人，而年龄最大的一个谭鸣谦（后以谭平山之名行世），已经年近三十。同时，梁漱溟对佛家唯识一宗虽然甚有研究，但也老实向蔡元培交底，说对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其实所知甚少。 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也说不知道，蔡元培就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这样，一席话打动了他，梁漱溟也就很难再推辞了。 于是，年轻的梁漱溟就进入北大哲学系，成为讲师。 梁漱溟记得他1923—1924年讲儒家思想，听课人数最多，情形也最为热烈。同学中彭基相、余文伟对梁漱溟的唯心主义历来没有好感，每次上课都说，“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 在当时，北大风气更新后，以哲学系最为兴盛。系中既有胡适这样的“明星”老师鼓吹新思想，又有梁漱溟这样的人守护传统文化，双方虽然没有形成直接的对立，但在学生眼中，无疑也是属于“对台戏”。 各种论争和驳讦，在北大课堂上也是层出不穷。比如，当年教文字学的有两个人，一位钱玄同，一位黄侃，恰好一新一旧。某天上课，众人正听钱玄同上课，也在对面教室里上课的黄侃突然大声地骂起了钱玄同。学生都觉得很尴尬，但钱玄同满不在乎的样子，照样讲课。骂人者算不得有风度，被骂者倒不失雅量。 这样的长期熏陶，可以促使学生逐步习惯独立地钻研问题，并真正感到思考的愉快。 北大从这时开始，形成了学术自由的风气，并成为传统。 蔡元培网罗了当时社会上的一批学界名流，汇聚于北大，北大之“大”，正在于此。蔡元培的功绩，也正是由于他造就了当年北京大学之“大”。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凡是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学府，都是因为有杰出的大师而著名，而非有世界一流的大楼而著名。 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可以进去。 “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 开办“平民夜校”，实际上就是打通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围墙，拉近两者的距离，把自由、平等的空气，扩大到社会上去。 蔡元培在北大的可圈可点之处，不能不说到一件事。对于“五四”运动中走出校园上街游行的学生，蔡元培深信学生的举动“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不得不关心学生的安危。在警察厅逮捕了几十个学生后，蔡元培联合北京专门以上十四校校长在北大集会，讨论营救学生方法。之后，费了些周折，终于解救出了被捕的学生。 蔡元培生活的年代，是清朝灭亡、民国兴起，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时代变革中，他作出了自己的建树。 傅斯年这样评价蔡元培： 蔡元培曾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于蔡元培的功绩，梁漱溟这样评价他： 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现在一提起北大，就自然想起了蔡元培开创的北大，这就是他的遗风尚存吧。 2012、9、28上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