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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与天学秘籍[续三]
除了《开元占经》、《乙巳占》和《灵台秘苑》及官史中的“天学三志”以外，其余的传世星占学著作，或残缺不完，或年代不明，或流落海外。兹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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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讨论名声很大的《石氏星经》和《甘石星经》问题。
所谓《甘石星经》，顾名思义，当然被认为是甘德、石申（夫）的作品。甘、石齐名，汉人常并称之，如《史记·天官书》云：
故甘、石历五星法，惟独荧惑有反逆行。
此处“历”犹“步”也，推算也。又《汉书·天文志》亦云：
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
中国古历何时能够描述行星的逆行，是中国行星天文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但我们这里还是省却枝蔓，专谈甘、石要紧。汉代人虽常将甘、石并称，现代学者更是常将甘、石并称为战国时人，其实甘德的年代很可能要比石氏晚，因为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记载着甘公劝张耳弃楚投汉之事，此甘公被认为就是甘德，如果这样的话甘德就活到楚汉相争之时，已在战国之后了。
非常奇怪的是，汉代以后的古籍虽常称引甘、石著作，但在《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下，天文类、历谱类中却未著录任何甘、石著作；仅杂占类有“《甘德长柳梦占》二十卷”。自然而东汉以降，对甘、石著作的记载渐渐多见：
许慎《说文解字》中出现了《甘氏星经》之名；
《后汉书·律历志》中有《石氏星经》之称；
梁阮孝绪《七录》中云甘公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作《天文》八卷；
《隋书·经籍志》称“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又著录石氏《浑天图》、《石氏星经簿赞》、《石氏四七法》等；《旧唐书·经籍志》中亦加著录；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了“《甘石星经》一卷”；
……
相传既久，在明人丛书中就有归于甘、石名下的《星经》，但是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详下文）。
然而，现代天文学史专家们在将明人丛书中的甘、石《星经》归于伪作的同时，却又普遍相信甘、石的著作确实流传至今——至少是有一部分流传至今。这就是唐代瞿昙悉达所编《开元占经》中的甘氏、石氏和巫咸三家的星占占辞及星表。《开元占经》中所引用的石氏占辞被许多现代学者视为《石氏星经》的真正遗文——事实上他们通常就将这部分占辞直接称为《石氏星经》。
《石氏星经》之所以受到现代学者特别的重视（远远超出甘氏和巫咸二氏），是因为其中除了有二十八宿及中官与外官诸星的记载和占辞（同类的内容甘氏和巫咸二氏也有），还有120个星官之距星的“入宿度”、“去极度”和“黄道内外度”。正是后面这部分内容构成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恒星位置表——通常被称为“石氏星表”。
中国古代天学家所用的天球坐标系统，当然与现代天文学的不同。关于“入宿度”、“去极度”和“黄道内外度”的具体含义，详见下一章，这里只需明白前两项数值可以从数学上直接换算为现代天文学的“赤经”和“赤纬”即可。
从理论上说，利用现代天体力学的方法，只要知道了一份古代星表中诸星的赤经和赤纬数据，就能根据岁差理论推算出这些数据观测的年代。既然如此，推算《石氏星经》究竟是什么年代的观测结果，就成为吸引不少天文学史专家的题目，日本学者好象尤其热衷于此。如新城新藏、上田穰、薮内清，以及在德国的前山保胜，都对此作过专题研究。[1] 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或许当推潘鼐，他在《中国恒星观测史》中的结论是：
（石氏星表中）第一群星的平均年份为公元前440年：……第二群星的平均年份为公元160年：……因此，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石氏星经》恒星表的观测原本作于公元前五世纪近中叶的战国初期，部份佚失后，补充于公元二世纪下半叶约东汉桓灵之世前后。[2]
潘鼐的结论，属于长期被许多同行所接受的主流观点。
然而，最近胡维佳异调独弹，提出了与以往主流观点迥异的看法。他认为现存的《石氏星表》实际上只是隋唐之际的天文学成就。
胡氏起先是用传统的文献考据之法，指出将现存的《石氏星表》视为战国时期或汉代的作品，文献学上的证据并不充分。但是以往的主流观点，是建立在利用岁差之类的数理天文学方法推算古代数据的基础之上的，“科学”色彩非常浓厚，如果没有对应的推算结果来证明《石氏星表》的数据确实来自隋唐之际，也就很难使异调独弹的结论真正确立。因为在许多人心目中，数理天文学计算结果的“硬度”是大大超过文献考证的。胡氏暂时无法提供这样的推算结果，但是他的办法却很绝：他将前贤推算《石氏星表》的方法移用于已知确切年代的宋代星表，结果发现推算的年代与已知年代相差达数百年之久！这样，他实际上就用反证法证明了：前贤在处理这一课题时相沿所用的现代天文学方法，其实不一定适用于这一课题。既然如此，他们所得的结论也就靠不住了。胡氏的结论是：
“石氏”星官的组织规模是逐步发展的，至陈卓为三家星“定纪”，方达到了其后沿用数百年不变的规模；我们今天判断星官分属石氏、甘氏或巫咸氏的依据正是陈卓的“三家星”体系。“石氏”星表的形成应在“石氏”星官的确立之后。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最早的二十八宿星表及“石氏”星表，是出于唐代文献的；排比唐代文献中的二十八宿星表并参照相关的记载可以推断，其二十八宿去极度数值的改变是由新的观测引起的，而不是由流传造成的。
夹注于《开元占经》中的二十八宿的黄道内外度和“石氏”星官的入宿度、去极度及黄道内外度，是在唐初文献所载的二十八宿去极度之后出现并被加入的，没有理由认为它们的观测年代会更早，而应当把它们作为唐代早期天文学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对流行的用岁差逆推星表观测年代方法的检验表明，其方法是不可信的；对逆推的基础──唐代文献所载星表──的考查也表明，这类方法的应用是不必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科学”色彩非常浓厚的结论既然靠不住，我们岂不是还只能回到传统的文献考据之法那里去？然而胡氏的论证还有更为重大的启发意义：如果他的论证能够成立，这就对科学史研究中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观念──认为越是使用了“科学的”（实际上是数理的）方法，其结论就越可靠──造成了一次有力的冲击。他实际上提醒广大的科学史研究者：由于古代文献本身的制约，一些本身正确无疑的现代数理方法，用之于某些古代文献的处理上是无效的，或是可疑的。
当然，依我的看法，即使现今所见之《石氏星经》是隋唐时代的观测成果，但战国时代曾有过甘、石其人，他们曾留下过星表，仍是可以相信之事。
当我写这一章时，胡氏陈述上述结论的论文正在印刷过程中。[3]
9
在敦煌卷子中，有不少星占学史料。其中最重要者当推伯卷2512和斯卷3326，本节先略述之，下面几节再讨论有关的问题。
伯卷2512。此卷卷首残缺，抄写也缺乏章法，有时不同的作品接连抄写，有时同一作品中却分行分段，标题眉目也不全。但保存下来的内容多达约八千五百字，在敦煌卷子星占学史料中，这或许可算最重要的一种。内容分为五部分：
1、星占的残余部分。因卷首残缺，故第一部分仅余外官占、巫咸占、占五星色变动、占列宿变、五星顺逆、分野、十二次、九州等。
2、二十八宿次位经。列出二十八宿各宿之宿名、星数、距度，以及每宿之距星、各距星之去极度，还有各宿所属分野。
3、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
4、著名的《玄象诗》。
5、一段星占杂论及关于日月旁云气之简单图说，不象完整作品。
此卷中第2、3、4部分涉及比较重要的问题，将于下文讨论。
斯卷3326。为一长卷写本，卷首部分也已残缺。卷子前半部分尚存云气图25幅──按图末原作者所记，应有云气图48幅；图下为占文。
此卷特别受到科学史研究者注意的是其后半部分，共有星图13幅，其中前12幅系依据十二次（这是中国古代对天区的传统划分法之一），画出各次天区之星图，最后一幅为“紫微垣”星图，并附一引弓矢之神像，旁题曰“电神”──看不出与诸星图有什么内在联系。
斯卷3326星图与古代中国主流星占学体系的关系是密切而明显的：图中十二次的起讫度数与《晋书·天文志上》所录陈卓──关于此人我们后面还会谈到──的度数完全一致；而各次星图下的说明文字则取自《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分野略例”。这些说明文字已由席泽宗院士在1966年发表的研究工作中对其抄写讹误作了校刊。[4]
关于这份星图系依据何种原理而绘成，也有一点公案。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断言，此星图（以及后来苏颂《新仪象法要》中的星图）是用“麦卡脱式正圆柱投影”（cylindrical orthomophic ‘Mercator’ projection）绘成。这一说法和李约瑟的许多其它说法一样，问世之后就被国内学者反复援引沿用──尽管李约瑟并未提供证明。然而近年国内新的研究成果通过计算表明：这些星图不可能是用麦卡脱投影法绘成的。[5]
关于伯卷2512和斯卷3326的价值，前贤都评价很高，这自然不错，但是有一点，似未见有论者特别提出，即此类卷子在今日固然是珍品，但在当日却未必是精品──因为敦煌卷子的保存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此两卷并不能视为当时天学水准的最高体现。
10
伯卷2512中的《二十八宿次位经》是一份完整的作品。它看来也是严格继承着传统数据的：各宿的赤道距度（各宿在赤道上所跨越的度数）数值与《淮南子·天文训》及《汉书·律历志》相同。先前已有一些学者对此作过研究。潘鼐在《中国恒星观测史》中的结论是：
“二十八宿次位经”作为天文资料，……其观测时期可分为公元前450年及公元200年两组。……二十八宿次位经本身便是《石氏星经》的的组成部分。[6]
但是新出的研究成果却不支持上述结论。因为此问题是与《石氏星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胡维佳既已论证《石氏星经》为晚出，当然也不会认为《二十八宿次位经》能早至战国秦汉，胡氏的论断是：
《开元占经》所载二十八宿星度是先天二年（713年；即开元元年）或其后不久的观测结果，而今存最早的二十八宿去极度表《次位经》应是唐初或稍前观测的。[7]
这一论断自然与他对《石氏星经》的论断同进退。
这里还有两种编撰年代介于《二十八宿次位经》和《开元占经》之间的作品，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李凤所撰的《天文要录》和麟德三年（公元666年）萨守真所撰的《天地瑞祥志》，需要一提。此两作品皆只在日本保留下了残缺的抄本。席泽宗院士曾对这两份残抄本作过研究，他的结论是：《二十八宿次位经》通过此两作品过渡到《开元占经》（中的三家星经）。[8] 这一结论也为胡维佳所赞成。
11
对于伯卷2512中的“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这部分内容，潘鼐在他的著作中费过不少篇幅。他主要是仔细统计和比勘了三家的星座和星数，最后论定为星官283座，星数1464（或1465，因对“神宫”一星的处理而异）。[9]
其实三家星的问题，也是中国天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之一。应该在此作一简要交代。
中国古代的天文星占之学，曾分为不同门派，各有承传。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看，当初石氏、甘氏和巫咸氏三家，各有自己的星经和星图，所占之星也不相同。但是他们的原始资料并未能直接传下来。《开元占经》中保存了三家的星占资料，如前所述，星表可能出于后来所测，但甘、石作为星占学家，历史上确有其人，应属无疑；巫咸的问题就比较玄一点。[10] 潘鼐甚至认为，所谓巫咸之星，其实就是陈卓自己所补入的，不过托名巫咸而已。其说也颇能成理。[11]
三家星经·星图承传史上的关键人物是陈卓。陈卓生卒年已不可考，正史中亦无传记。但从《晋书·天文志》及《隋书·天文志》中可知，他原是东吴的太史令，西晋灭吴后，他与许多原东吴上层人物一样，出仕西晋朝廷，在晋武帝时任晋朝的太史令。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在当时天学界的重要地位──西晋朝廷在灭吴之前已经接收了曹魏和蜀汉的两套天学家班子，陈卓如果艺业平庸，恐怕就轮不到他来当新朝的太史令。及至永嘉南渡，陈卓看来也旧地重游了──公元317年西晋灭亡，晋元帝即位于建康，建立东晋王朝，陈卓以太史令的身份参与了登基大典吉日的选择。此后在史籍中就见不到陈卓活动的踪迹了。
陈卓在东吴太史令任上完成的一件大事，是将三家之星整理汇总。《隋书·天文志》记此事云：
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始立甘、石、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图录，并注占赞，总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辅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五星。
自陈卓汇总三家之星后，就出现了如何在汇总的星图中区分各家之星的问题。古人想到的办法，是在星图中用三种不同的颜色来标识三家之星。此法原很自然，但因后世约定不同，也引出一段“星三色事”的小小公案。刘宋时太史令钱乐之，铸铜浑天仪，首开此法。《隋书·天文志》记此事云：
宋元嘉中，太史令钱乐之所铸浑天铜仪，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陈卓之数。……（隋文帝）乃命庾季才等参校周、齐、梁、陈及祖暅、孙僧化官私旧图，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准三家星位，以为盖图。
钱氏的铜制浑天仪，当然未能流传下来。庾季才所撰的《灵台秘苑》中倒是有星图多幅，但此书传世的版本是北宋王安礼等人重修的，其中的星图，究竟是北宋之物还是隋周之际的旧物，抑或是更早时代的遗物，已不得而知矣。
钱乐之以红、黑、白三色区别三家，用在铜制的仪器上当然可以，后来用在墙面、绢帛或纸上时，白色会与底色混淆，就要变通了。在北燕冯素弗墓中，石椁内顶星图（只是星象图──并不反映诸星的精确位置）用了红、黄、绿三色；唐章怀太子墓后室顶上的星象图用了金箔、银箔和黄色；而在伯卷2512中，明确记载着：
石氏中官六十四坐二百七十星赤，石氏外官三十坐凡二百五十七星……赤；甘氏外官四十二坐二百三十星……黑，甘氏中官七十六坐二百八十一星皆黑；巫咸中、外官四十四坐一百三十四星黄。
在伯卷3589的《玄象诗》（不全）中，也用同样的方案标识三家星（石氏、甘氏、巫咸氏星前分别书有“赤”、“黑”、“黄”字）。此两卷中虽无星图，但可以从斯卷3326中看到不同星色的标识──甘氏之星用黑色圆点，石氏与巫咸之星在黑圈中涂以红色。另一幅传世的敦煌卷子星图，通常被称为“紫微垣星图”（敦煌县博物馆藏品58号），也用了同样的标识方法。
此外史籍中还有不同的标识记载，如北宋苏颂《新仪象法要》中的星图、日本的《格子月进图》（约公元1100年，被认为是日本最古老的星图）、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条记徐子仪考试事，等等。兹将史料出处与三家星色给出一览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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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氏 甘氏 巫咸 《隋书·天文志》记钱乐之铜仪 黑 红 白 敦煌卷子伯卷2512 红 黑 黄 敦煌卷子伯卷3589 红 黑 黄 敦煌卷子伯卷3589 红 黑 红 敦煌“紫微垣星图” 红 黑 红 宋苏颂《新仪象法要》卷中 红 黑 黄 日本《格子月进图》 红 黑 黄 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条 黑 红 黄 星分三色，只是早期星占学门派的历史遗迹。自陈卓汇总三家之后，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以后的星图逐渐取消了这种多此一举的区分，也就顺理成章了。
12
伯卷2512中的《玄象诗》，是以诗歌形式描述天空星象的通俗作品，虽名曰诗，实无文学价值可言。兹举其首尾若干句以见一斑：
角、亢氐三宿，行位东西直，库楼在角南，平星库楼北，南门楼下安，骑官氐南植，摄角梗招摇，以次当杓直。……北斗不入咏，为是人皆识，正北有奎娄，正南当轸翼。以此记推步，众星安可匿？
伯卷3589中也抄有《玄象诗》，不全，且与伯卷2512中的编排有出入，但题有“太史令陈卓撰”字样，因此潘鼐认为应将《玄象诗》的作者定为陈卓。[12] 但细玩这些如此通俗质朴的文句，似乎不象陈卓这种人物以及那个时代所应有──当然这仅仅是感觉而已。
与《玄象诗》相比，另一首同类作品《步天歌》要重要得多。
《步天歌》有文本传世。《新唐书·艺文志》三“天文类”称：“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一卷”；此外郑樵《通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书中也皆有著录。但对于王希明是隋代人还是唐代人，以及他和“丹元子”是否为同一人，历来有不同说法。据我所见，以今人陈尚君教授之考据最为可信，所见文本亦以陈氏点校者为最佳，[13] 今采其说：王希明，唐人，开元年间曾任右拾遗内供奉，著有《太一金镜式经》十卷，“丹元子”应视为其号。
《步天歌》用七言歌行形式，描述陈卓所汇总的283座星官共1464星。在文采上明显比《玄象诗》好些，姑举其北方七宿之“牛”为例：
六星近在河岸头。头上虽然有两角，腹下从来欠一脚。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连。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号织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两畔右边明。更有四黄名天桴，河鼓直下如连珠，罗堰三乌牛东居。渐台四星似口形，辇道东足连五丁。辇道渐台在何许？欲得见时近织女。
《步天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迄今所见最早确立“三垣二十八宿”天区划分法的文献。二十八宿早已有之──它的起源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但又是非常迷人的问题，我们下文还会谈到。三垣者，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也。其雏形在《史记·天官书》中已经初具，其名称在《玄象诗》中也已经出现，但到了《步天歌》中才算真正确立，此后就一直被沿用下来，长达一千二百年左右。明末耶稣会传教士输入西方天文学，清代以欧洲天文学作为官方天文学的理论基础，也只是建立中西星名对照而已。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全盘采用西方的现代天文学，三垣二十八宿的传统天区划分才被放弃。
在《玄象诗》和《步天歌》前后，还有一些铺陈描述星象的作品。相传东汉张衡曾作《天象赋》，但已佚失。北魏太武帝时太史令张渊作《观象赋》，隋唐之际李播（李淳风之父）作《天文大象赋》，初唐四杰中的杨炯有《浑天赋》，宋朝吴淑作《星赋》，元代汪克宽有《紫微垣赋》，到清代吴锡祺还有《星象赋》。这些作品，除了《天文大象赋》较为专业化之外，都只能视为文人舞文弄墨之作，至多只能算二三流的文学作品，不应与专业性质的《玄象诗》和《步天歌》等量齐观。这从郑樵在《通志·天文略》中对《步天歌》的赞叹就可略窥一二：
臣向尝尽求其书，不得其象；又尽求其图，不得其信。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性星斗尽在胸中矣！此本只传灵台，不传人间，术家秘之，名曰“鬼料窍”。
换句话说，《玄象诗》和《步天歌》属于“天学秘籍”之列，而那些赋则不在此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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