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近代的某些批评 十九世纪初，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对拍卖行的经营之道批评甚多，我们对拍卖行顶风而上的事迹有所了解。无耻的投机商竭尽其能歪曲现行制度，歪曲和离间公众和商界的良好关系，对此，有些小册子早就以拍卖为题材，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报道。 公正地说，自此之后的情况略有变化。以前出现的某些挑剔性谩骂被某些新的、难以识别的手法所代替。毫无疑问，只要拍卖法规还不完整，拍卖活动还不能全部依法运作时，这种谩骂不但现在有，而且将来也会出现。总有那么一些人以出售伪劣商品而获取赢利。另一方面，也总是有一批人想通过商圈进行压价收购。这些非法活动只有通过拍卖人及其职员的努力，才能得以控制。他们可以果断地向这种非法活动开展斗争，使拍卖活动更趋规范化。 然而，现有的法规对参与拍卖活动的精明投机商还缺乏应有的制约作用。拍卖击槌后，随着时间的消逝，不正当行为的证据也越来越难以发现。如果拍卖人不是通过加强管理，而是想采取投机取巧的手段来追求利润。可以设想，那是很难奏效的。这类拍卖人的前途也是非常危险的，有人因拍卖中涉嫌投机而造成快速自杀。 这种涉嫌投机的拍卖人通常都是商人出身，他们可能在自己主持的拍卖会上出售自己的物品，不真实地介绍这些拍品，希望将这些物品卖给毫无戒心的竞买人；他们也可能在拍卖会看到货真价实的物品后，以加快击槌的方法使自己有机会将其买下；他们还可能在拍卖后隐瞒成交价，不将成交货款全额付给委托人。如果公司采用这种手法，他们的信誉已经降到不再适宜做拍卖工作的程度。即使令其停业，但已经使拍卖业在公众的心目中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当地群众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就在拍卖行遭受损失的同时，厚颜无耻的投机商除了对其在拍卖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表示懊悔外，他们实际上也不会得到任何利益。尽管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商圈依然存在，正由于某些拍卖行正确决断，使上述弊端已有所纠正，至少可以确保编制拍品目录的正确性和公正性，可以在目录中公开所有的底价。 最理想的要求是，完全杜绝这种不良风气，但令人悲哀的是，即使在配有大量职员的伦敦拍卖行业里，还远远不能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拍卖行竭尽努力，执行专家进行资产鉴定评估的制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制度；但还是遭到了部分人的谩骂，他们提出，竞买时必须依靠自己，相信自己的鉴别力。当几家合法经营的拍卖行，按目录所列物品的品位进行拍卖时，却又遭到了某些人的非议，似乎这是拍卖单位为法庭内特意所做的举证。对此，伦敦拍卖行业协会凭着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法庭内说服了持有异议、态度坚定、且具有不满情绪的当事人。 当然专家的鉴定只不过是一种学识上的意见，而意见和学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会随着地理和人文的变化而变化的。年长的拍卖人不习惯对拍品进行鉴定，因为他们无此专长。因此，要想请一个不偏不倚的专家来对拍品进行鉴定，那只是伦敦拍卖行管理制度上的一种设想，也可能是某些人的一种骗术。 通常，拍卖艺术品中的精品 — 油画，必定会自始至终地产生引人注目的效果，这是在拍卖会上公认的事实。从古代名画到抽象派油画，尤其对伦敦拍卖行业来说，拍卖油画已经成为拍卖业成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艺术品精品的买卖却是一个是非之地。最大的分歧意见是，哪位专家的鉴定最具权威性。任何专家在进入这块领地时，都必须十分谨慎。商业上有个专用名词叫“差价”。一幅未署名的油画和一幅虽未署名，但却是名画家的作品，其差价可以是一个天文数。 如果我们用常规方法来编制图录，不仅可以被伦敦的拍卖行所采纳，而且也会被绝大多数的拍卖同行所推崇。我们将常规方法归纳为几句话，一方面表达了我们想法；另一方面当竞买人感到疑惑时，或许会有所帮助，下述意见供参考。 当标有艺术家完整的教名和姓氏时 表示这幅作品确系这位艺术家所作 当艺术家的教名和姓氏用简写字母时 表示这幅作品的年代并无争议， 但并不一定全部是这位艺术家所作 这些常规的鉴定方法早年出自佳士德公司南坎辛顿拍卖行出版的拍卖图录中，并一直沿用至今。大多数小拍卖行在编制图录时容易忽视这种标准用语，使竞买人在判断拍品等级时出现错误。由于拍卖行在图录中没有将作者的姓名抄写完整，或只写姓氏而没有写教名。使竞买人对拍品的可靠性始终持怀疑态度。如果能对作品作简要的叙述，并在图录上署上作者的教名和姓氏，将作品以艺术家的名字来命名，表示拍卖人对该作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不仅引起拍卖人的注意，而且使竞买人对作品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然而，就较大的拍卖行而论，为了使拍品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因此，希望有关专家在每幅作品中提供完整的图录和尽可能在编制说明中予以详细介绍，即使对未署名的作品也应如此。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因为，专家的评定可以刺激委托方把拍品归入名家的作品行列，而不是将作品降低列入另册，继而委托较小的拍卖行进行拍卖。伦敦的拍卖行在编制图录时，由于必须经专家鉴定而乐极生悲。虽他们采用精测法对作品进行评估，但这种评估不会使拍卖行感到手足无措。因为，竞买人在阅读图录的编制说明时，必然会注意倾听专家的意见。专家进行评估时也会注意反面意见，对此，拍卖人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倾听专家的意见，其结果自然是引起经济上的纠纷。专家在判断一幅未署名油画时，如果不是名作，那就会将其列入一般人的习作。因此，作品的价值就会降低数千英镑。反过来说，如果把一幅未署名的作品归入名家所作，此时，也只不过应验了拍卖人原定的应有价值。 即使是对最高权威的鉴定，也必然会遭到不同意见的评论。这些专家的鉴定结论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说不定在那一天就会把所定的结论全部翻过来。据称，有一位专家，曾经被誉为最高权威，他曾在本世纪初对古代一幅名画作过评论。但最近对此提出质疑，因为他在进行评论时，考虑到他自身的经济利益，所以使评论的结果罩上了一层色彩。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在当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鉴赏家，为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生，伯纳德·贝伦森》的书，作者是梅里尔·西克雷斯特（Meryle Secrest）。书目问世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应读者的要求，对书中的某些结论进行负责的调查。并于1980年2月3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整版文章。虽这件事与拍卖行没有直接关系，但伯纳德·贝伦森漫长一生中所作的鉴定意见，已经对拍卖场上的交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任何时候，自身的行为才是一个完美的榜样。经济上的压力，伴随着经济上的诱惑，可以在这块土地上最高权威的身上产生作用。报纸的文章说：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内，伯纳德的信誉遭到了粗暴的否定。一本刚出版的传记声称伯纳森准备用他的学说，堕落到要改变油画的属性，或宽容这些作品的美丽伪装，使它们继而升值；而在鉴定其他作品时，则怀疑真正的作者，人为地使作品进行贬值。将珍品改为一般作品，使买受人得益，而伯纳德则共享了由此产生的差额利润。这些指责引起了一场风波。伯纳森的坚定支持者强烈地为他进行辩护。 但是伯纳森对艺术品拍卖的最后几份鉴定，一直放在纽约大主教的棺木旁，葬在纽约博物馆底层的墓穴里。当时有一个艺术品商人，名叫约瑟夫·杜维恩，他并不懂艺术，只是听信伯纳森的意见而进行交易。他们共事了三十二年，他们之间所写的书信全部保存在墓穴里，保存期要到2002年。 然而，当这些资料封藏前，我有幸去看了一下这些庞大的档案。信件、电报、和数以千计的详细帐单，使这个世纪级最大的艺术品交易活动放射出了令人惊讶的光芒。它们也揭露了许多有关伯纳森的生活，一旦将这些资料收集进他的传记中，那将是一本“丑闻录”。 文章接着报道了伯纳森和杜维恩合伙经营时的经济状况，以及经营一些知名油画的细节。还有股东分红的原始记录、伯纳森的鉴定意见和现在专家对此的意见： 在伯纳森和杜维恩合伙经营的许多交易中，他降低了古代名家作品的品位。经他们出售的作品有： 圣母和孩子像 …… 1907年伯纳森鉴定时说，好像“完全是由维罗丘（音）（Verrocchio）的助手所画”。1922年被伯纳森和杜维恩以￡12,000买进。1924年以￡33,000卖给班加明·奥尔特曼。当出售这幅作品时，伯纳森却鉴定为“这是一幅维罗丘的早期之作，是绝对的真品。”现存放在纽约大主教博物馆“创作室”内（存放名家助手的油画）。 谦虚的圣母 …… 由伯纳森发现,被杜维恩在1928年买进。伯纳森鉴定为马萨瑟奥（音）(Masaccio)的名作。1938年经杜维恩修复后，以￡50,000卖给安德鲁·梅伦。现存放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被看作是“毁坏了的”，而“不是马萨瑟奥所作”。 圣母和孩子 …… 1912年伯纳森向物主提示说,那幅属于”创作室”的画(由名画家助手所画)。1913年由杜维恩和另一名商人用￡17,000买进，然后将该画随同另一封信件以￡100,000卖给克拉伦斯·麦凯。这封信件被伯纳森说成是像维罗丘的”纪念性作品”。以后又被杜维恩和伯纳森买进，后又在1935年再次作为维罗丘的真迹出手。现存于钮约大主教博物馆，作为“维罗丘风格”而不再展出。 司马布（音）三联画 …… 1919年伯纳森以杜维恩的名义,用￡1,000买进,1920年以￡35,000卖给卡尔·汉密尔顿。伯纳森鉴定此画时说：“这幅画无疑是司马布所作，可以用历史考证来鉴别”。现存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作为“司马布的追随者”进行保存。 由于法律条文不够明确，给鉴定有可乘之隙，因此悲剧发生了。近代的技术帮了今天专家的忙。可是只有当货物的数量、职员的素质与企业的制度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制定出尽善尽美的预防措施。当然，由于工作中的失误出现一定百分率的错误也在所难免。可是伦敦的拍卖行没有因此发生差错，或很少发生差错，这令人非常诧异。伦敦拍卖行的职员几乎没有人出过差错，至少很少被卷入到丑闻中去。虽然有时在编制图录时也会出点差错，如果因图录的原因使卖主错失一个小小的机会，或者对买主造成不知所措的感觉，此时他们会作出必要的弥补。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一位匈牙利画商，看到了两幅日前被人买去的水彩画。其中一幅是1914-1918年间一名陆军军官的肖像，而另一幅是可爱的英国山水风景画，这是模仿19世纪艺术家科普利·菲尔丁（音）的风格。这两幅画来自同一个拍卖源，同样的框架，两幅画都没有署名。在进行比色时，印象是一气呵成。我的朋友对我说，他对那幅风景画的印象非常之深，他想将其送到伦敦去估价；而同时将实际上不可能出售的肖像扔到就近的垃圾箱里，而把画框装在山水画上。事后，这位朋友又告诉我说，那幅肖像画已被伦敦拍卖行收下，编目是“安东尼·范戴克·科普利·菲尔丁”，并以400畿尼（旧英国金币，相等于21先令）出售。这件事微不足道，但至少有两个人知道，这幅画在出售时是怎样被判过死刑的。 有一个叫“伦敦节目”的电视系列节目在最近播放的图象中出现了疑点。播放的是一幅威尼斯风景画，估计是爱德华·普里切特所作。这是一幅艺术家们熟悉的油画，并具有详尽的编目介绍，计划在伦敦某拍卖行出售。此后，一位观众也提供一幅与此相同的油画，准备在同一家最高级拍卖行的油画拍卖专场出售，而且也有详尽的编目。电视台一共要播放三次，而高潮出现在第三次，因为三幅相同的油画同时出现在屏幕上，一张紧挨着一张。在同一时间内播放全部相同的作品，这对外行来说，也看得出其中肯定有假。因为，同一个艺术家不可能在同时创作三幅完全相同的油画。很明显，编制图录的拍卖行已经把膺品编进了图录。至少有两幅油画的画框中应该用作者教名的缩写字母，指明那些油画是仿制品。非常清楚，现在至少要有两位买受人为购买仿制品而付出一笔昂贵的费用，因为那些画并不是艺术家的真迹。 这些例子表明，误编图录时有发生，而且要比想象中的错误多得多。可是在很多场合下，这种错误可能永远不会被人所知，也不需要对此做一些相应的善后工作。所以，那些大的拍卖行显然不愿意让他们的专家在众目睽睽的场合下做鉴定。采用这种公开的鉴定，结果是往往会破坏他们毫无差错的假象；他们的理由是，别自找麻烦。还有一次，一名假冒的专家鉴定了一幅油画，把一幅艺术品压低为一般作品，目的是将拍品收购作为一种投资。过了一段时间，再度出售时，这幅油画完全可以升值，增值的幅度相当大。因为这幅油画的出处完全可靠，否则投资就会出现风险。 凡此种种，对于已经成交的买受方，非常关心图录说明的准确性。即使是价值稍低的艺术品，一旦成交就意味着大量的现金进出，就有可能会造成惨重的损失。所以，如何对待大拍卖行的鉴定就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重视了拍卖行的鉴定作用，就会降低协会或收藏者的自信心。竞买人在参加价值较高的拍品买卖时，多数比较相信拍卖行对拍品的介绍。从逻辑学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作用会严重地、潜移默化地损害整个艺术品拍卖的基础；而且由于涉及到太多、太大的经济利益，更助长了这种依赖性。 伦敦拍卖行的职员，有许多人参加了各个专业组的工作，由于教育状况及各自的经历不同，因此，专业水平也不完全相同。对评估的物品来说，评估人的职务无关紧要，而鉴定人员的专业水平却导致结论上的差异。 我个人曾亲自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同一个拍卖行对同一件拍品的鉴定，由于时间的不同而导致结论的不同。大约十年前，我拿着一件貌似伦布兰特的雕刻件走进邦德街的苏富比公司。柜台上的接货员接到雕刻件后立即走进一间小屋。隔了一会儿，他带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我说，那件货物的品位不高，只不过是件复制品而已。当专家明确告知这不是伦布兰特的雕刻品后，我按照他的鉴定意见，将货物卖给了当地一家雕刻品商店，只值几英镑。 这件事本来应该就此结束了。可是几个月后，在另一家拍卖会上，我遇到了一位专做雕刻件的商人。他特别兴奋地告诉我，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件伦布兰特的雕刻品。这就是我卖给他的那一件物品。他得到了这件雕刻品后也是拿到位于邦德街的苏富比公司，也是在同一个柜台上交给另一个接货员，但结论却完全不同。同一件物品被认为是真品而编入拍卖目录，并且以三百多英镑成交。 这个例子说明了专业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滥竽充数的现象，即使在大拍卖行也有这种情况。有些拍品经过鉴定和评估后，电视公司对所售之物的品位加深了印象。近年来，电视台开辟了“发现”栏目，靠热衷于古董买卖的观众而赚钱。电视节目推荐和介绍的专家要比拍卖行的职员更为重要。理由有两条：首先，采用专家鉴定的形式，符合中介机构的特性；其次，电视给人的直觉是瞬间而过的图面，对电视中所作的介绍，既不能当场予以答复；就是在播出后，也不可能及时回答你所提的意见。即使要反驳节目主持人陈述的观点，也无法当场向观众表述。因为电视观众千变万化，不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在原有观众中进行解释，就是向一小部分观众进行宣传也很难确保。 电视节目收视率高，这就是电视评估工作重要性的第二个因素。收视的观众成千上万，他们对电视的介绍信以为真。作者的鉴定和拍品的评估是古董节目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且由专家当众作出结论。不幸的是，专家对物品的估价越高，观众的兴趣就越大，这已成为电视观众的通病。因此，普遍存在着评估价偏高的现象。 就电视新闻节目而论，已被佳士德和苏富比所垄断，偶然会轮到菲利浦、博纳姆斯等公司。报道内容不是宣传高价位成交，就是预告下次的专场拍卖。有些拍卖新闻值得一看，但得益的绝非是观众，而是伦敦拍卖行，因为加强了对他们的宣传。 “古董巡回展出”的节目以固定形式按时播放，许多人对此饶有兴趣，但每次的交易量极少。邀请的嘉宾，以大拍卖行或美术馆的专家居多。他们所述的观点都是在其专业的范围内自由发挥，尽量做到通俗易懂，使观众易于接受。因为不会让嘉宾参加节目的预排，也不会叫他们参加节目的合成。因此，他们既不知道，哪些是属于无关紧要的废话要在预审时加以删除；他们更不会想到，上屏幕的镜头全部控制在播放的编辑手里。 他们是否意识到，再次编辑直接影响了观众的收视效果，这类节目不同于纯娱乐性节目。因为，古董节目直接关系着几百万英磅的进出，尤其对具有丰厚回报的大投机商来说，节目的播放效果就显得更为重要。 电视网络对大拍卖行来说，无疑是自古以来的最佳机遇。在广告遍地开花的今天，电视是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无与伦比的广告宣传。拍卖商在小小的屏幕上获得了大量的观众，而不需要为此付出什么成本，伦敦拍卖行90%以上的流动群众就是电视观众。 中间商以公开拍卖制度来寻求拍卖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期间，《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几篇文章，列举了某些大拍卖行的错误和不幸。有的拍卖行对拍品所有权查对制度不严。1980年12月14日，这报纸报导说： 本周，对世界主要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德公司来说俄罗斯肖像是个坏消息。一位著名的俄罗斯艺术历史学家告诉苏富比公司，某场拍卖的那幅肖像，世界记录的成交价是￡25,000，这是从他莫斯科公寓里偷出来的六幅油画中的一幅。上星期将这消息直接电传给伦敦拍卖行，有关去年12月的那幅肖像画——幅16世纪Novgorod processional所画圣·尼古拉斯和圣母玛利亚的双面画——在伦敦出售。莫斯科科学院本部和建筑研究所的历史学家，米哈尔·柯迪亚佐夫说,那幅画是他的，他要收回这幅画。 柯迪亚佐夫说：苏富比那样具有良好声誉的公司,明知拍品来源不正,在未征得物主允许的情况下,居然会接受被窃的肖像画进行拍卖，对此我表示非常惊讶。拍品目录中还将我列为该画的所有权者，并在国际展览会上作为商借物品公开展出。也曾在许多书刊上被复制，大多数近代的Novgorod肖像画，由费顿在英国出版…… 关于肖像画问题,嘉士德面临一个棘手问题，这是由另一位俄罗斯艺术家提出来的，名叫Vladimir Teteriatnikov。他说，世界上某些珍品肖像画是否有伪造的可能？前莫斯科文物保护学院主任修补师……他正在计划出一本肖像赝品书。他尤其对著名的乔治及汉恩某些收藏品的合法性表示怀疑,那些珍品是佳士德公司在当年4月于纽约以￡1,200,000出售的。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又发生一则所有权的问题，主要是针对苏富比的贝尔格莱维亚区拍卖行。《星期日泰晤士报》以“谁拥有(印度)土邦主的黄金宝座”为题，再次刊出了这则故事。 一座来自印度土邦主宫殿的豪华黄金宝座，焦虑地放在苏富比公司贝尔格莱维亚区分部宽阔的地窖里等待拍卖，参加这次拍卖的是国际艺术品中心，他们都是印度界的委员和一位印度最有影响的社会名流。 这座宝座的凳脚用纯金包裹着，并注明生产日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其价值高达￡80,000。上星期二由苏富比相对僻静的分部进行拍卖，这是一座没有出境许可,偷运出印度的艺术品。苏富比公司接受了委托，但却没有向委托人索取印度国的出境证明、处置权的证明资料。著名商人不愿为此给印度当局逮着而遭受惩罚,他们都表示不卷入这件走私拍卖活动，因此，无人报价。拍卖行用￡36,000自行“收购”。尽管禁止艺术品出口的法律已经生效了一个多世纪，但艺术品还是以走私的方式源源不断流向两方市场。走私者发现，贿赂印度海关官员使他们免查托运货物，这是非常容易的事。 拍卖流产后引起所有权的争论，使苏富比公司立即陷入困境。戴维·巴特尔总经理并不知道宝座持有人的姓名。“就我所知他可能是一个爱斯摩人”，他说，“我们和一位代理人联络，他保证那东西不是非法出口的。” 在1980年发生了一则“专家”被愚弄的事件，这是值得注意的事例。1981年前，《星期日泰晤士报》没有对此作出报导。此后，刊登了一篇“怎样在监狱里赚大钱”的文章，文章披露说： 有成打的假冒陶瓷艺术品进行拍卖，人们都信以为真这是出自世界著名科尼希陶工伯纳德·利奇之手，佳士德和博纳姆都在争取拍卖权。但最终发现，这些陶器的制造点就在英国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 的菲瑟思顿斯（Featherstons）监狱附近。 五家拍卖行，苏富比、佳士德、菲利浦、布亨和克利坎的劳伦斯，以及好几个富商都相信那些花瓶、碗和碟子是真货…… 三年前，享年92岁的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过世，生前他被评为18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英国陶工。他所做的制品最高价可达￡42,000，他的制造工艺吸取了日本的朴素风格。他鼓励其他陶工学习他的制造方法，并出版了关于上釉彩的“秘诀”，他的制造工艺使一些犯人受益匪浅。他们瞒过了监狱管理人员，同狱犯在两个羽毛石的窑里制造罐、碟和碗，这些产品的底部全印有著名的B.L（利奇）的标记和印章。监狱当局对犯人嗜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感到高兴，而且还在现场看到过14只罐制品；但狱方并不知道这些陶罐都被标上了B·L的标记……。伦敦商人理查德·丹尼斯对陶瓷很有研究，首先发现事有蹊跷，但已经买进了很多……。去年七月，有一个顾客委托伦敦批发商邓·克林，竞买一个“伯纳德·利奇制造的蛋形陶器大花瓶”。以￡1,000买下这个花瓶后，发现有裂纹，所以要求佳士德公司调整价格。 “他们说，我们只要化￡400就可以买到这只花瓶，价格相差如此悬殊真是骇人。我们相信佳士德公司是公正的”，克林说道，“买一只伯纳德·利奇的花瓶化这么多的钱值得。回去后，有人告诉他们说，买受人所购的花瓶有裂纹。毕竟，他们并不知道这只花瓶除了犯人的粘土外，一文不值，所以他们肯降价。” 一位佳士德的发言人，显然被这事件逗乐了，说道：“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资格进行鉴定”。劳伦斯公司的菲利浦·鲁姆斯在回忆销售三个假货时说“它们做得非常好，最初，我认为它们是利奇的真品，所以就照样出售了。” 博纳姆斯仍记得很清楚，在他弄清楚这是些什么东西之前已经处理过四只这种羽毛石产品。“所做的产品确实太好了”。他说道：“我现在发现这些犯人的唯一错误是投放到市场上的产品太多、太快。” 苏富比公的司弗兰克·赫尔曼卷目中，曾陈述1959年举办古代名家油画的重要拍卖活动的章节中，出示一份详细的清单。那次拍卖的核心拍品是彼德·劳尔·鲁宾斯的“波斯僧的礼拜”。那是一幅12英尺9- 1/4英寸 × 8英尺1- 1/4英寸的大油画，这样大件物品的拍卖确实令人非常激动，一层层的台阶上放置着各种拍品，包括目录中的剩余物品，有关拍卖故事的下篇很久未曾披露。赫尔曼先生写道： 威斯敏斯特古代名人作品拍卖的另一种景象出现在13年之后。第13批拍品中有一幅很脏的油画，描绘《塞缪尔使女的第一本书》中的一段情节，描绘她奉献一条面包给戴维。爱德华·斯比尔曼，一位伦敦西区杰出的图画商人，凝视着这幅画，结论是，虽然所编图录上只是简单地写成好像是“鲁宾斯作品”，有一种仿制品或具有名家风格的作品。可是斯比尔曼肯定这是彼德·劳尔·鲁宾斯亲作。为了使他的发现不为其他商人所知，所以由斯皮尔曼先生出面请一位同行，名叫史蒂文·波洛克先生代他竞买这幅画。波洛克用￡1,500买下并作为买受人记录在价格表上。这幅画被清洁处理后成为一件令人咋舌的名家作品进行展览。路德维格·伯查德博士，一位当时伟大的鲁宾斯学者和迈克尔·贾考首先予以肯定。起初这幅画卖给一个德国的私人收藏家,但后来被买回到英国。 据报导,某公司错将一幅洛提奥的名画编写为一般作品，并于1977年在庞大的门特莫拍卖行以低廉的价格收购，这起霍尔拜因油画事件也许是编目错误而引起的最大事例，它使顾客丧失财运，使国家蒙受损失，而商圈却为此大发横财。 1980年9月21日，也就是霍尔拜因油画拍卖一年多以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出版了一份完整的拍卖实录，反映从小城市拍卖行到佳士德公司有争议的拍卖，以及将拍品从英国运到到美国的可疑情况。其中报导了霍尔拜因油画事件： 霍尔拜因油画，曾是皇家收藏品，曾保存在英国。但出口许可证却作出错误证明，说这幅油画是三流的意大利作品。有一个伦敦商圈以￡3,500在佳士德公司买进，随后又卖给了加利福尼亚马利埠的保罗·格蒂博物馆，据说成交额在￡250,000左右。 佳士德第二次将该拍品编制图录，第二次图录才承认这是一幅霍尔拜因的作品，保留价￡100,000。 圆形的作品刻写着威尔斯王子亨利的名字，这幅画以低价出售，于当年4月运离英国，为什么这幅画能以出境，这就是需要政府回答的若干问题之一。上星期《星期日泰晤士报》将了解的情况全部向贸易部大臣约翰·诺特和艺术部长诺曼·圣·约翰·史蒂文斯作了报告。他们对此进行追查。诺特先生昨天说，“事实真相”“令人吃惊”。 格蒂博物馆意识到某高圈在左右佳士德的拍卖。“垄断集团”和博物馆两方面都具有科学的证据证明那幅画是弗莱明希所作,安特沃普曾保存过这幅画。霍尔拜因创作这幅画的年代约在1515年到1530年之间。然而，商圈却将之作为意大利油画申报出境。 这幅画最早被托尼·海恩斯慧眼所识，他是径向梳刀笔法的油画经销商，当时在格洛斯特市布鲁顿·诺力斯组织的一次拍卖会上，这幅画与家具混放在一起。英国广播公司股东、古董专家阿瑟·尼格斯在帮助编制图录。尼格斯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橡木板的一端，并把刻有PH字样(意即享利王子)的这块橡木板,编目成为一幅“方形黑框菱形遗像”——这是一种编目术语，表明木质稍硬，可以转动的小木板。当我们告诉他错失霍尔拜因真迹的机会时，尼格斯说，“77年底以前，我从来不参加油画的编目工作”。“我害怕图画。哦！亲爱的，哦，亲爱的！” 海恩斯辩认出这是皇家的专题创作，也看到了橡木板的质量和绘画的笔法。他用￡2,700买下了这幅画，经过几天的研究后，确信他得到了一幅霍尔拜因的作品。他把它拿到佳士德委托他们进行鉴定，然后帮他卖掉。佳士德公司处理这件事是令人惊奇的。首先，他没有听取海恩斯的意见，就提出保留价是￡300。海恩斯感到价格太低而改变委托拍卖的初衷，他发电报给佳士德,要求撤回拍卖这幅画的委托。当拍卖行宣布撤销拍卖通知时，三名商人秘密相会后，也立即离开了拍卖厅。 文章继续叙说了这幅画再次进入佳士德图录的经过。起初，海恩斯收到了佳士德寄来的信，信中说他们已经向奥利弗·米勒勋爵咨询过，他查找了皇家财产目录，但没有找到有关这幅画的任何资料。海恩斯对这种答复表示不满，他认为情况还没有弄清楚。但是，他还是继续委托拍卖行进行拍卖。这篇报导接着说： 海恩斯的预感是对的。我们发现，斯皮尔曼虽是具有良好装备的艺术品“商圈”人员，但他却是商圈的牺牲品。这幅画拍给了安东尼·斯皮尔曼，伦敦西区的杰出商人。他与理查德·赫纳以及大卫·卡里特合作。赫纳拥有一个设施良好的企业，位于新邦德街。而卡里特与另一位信誉极好的第莫西·马瑟斯特在詹姆斯大街经营艺术品。 艺术品拍卖有个规定,辛迪加(联合会)参加拍卖前,必须事先向拍卖行提出书面申请，否则联合参加竞买是非法的。斯彼尔曼、赫纳和卡里特事先没有向佳士德提出申请。所以，当我们接触理查德·赫纳时，他说道：“现在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极大的联合体来销售我们花￡250,000买进的那幅油画。我没法准确告诉你格蒂究竟花了多少钱买下了这幅画。我们的群体是晏东尼·斯皮尔曼、大卫·卡里特和我自己，没有其他人。现在谈起这件事依然心有余悸。艺术品商人合伙购买已有多年,因此，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指责这种合作，任何人都会经常组织这类活动的。由于我们没有向拍卖行提出联合竞卖的申请，所以向我们提意见，这简直是笑话，这就像和你在桌子上玩扑克牌那样可笑。”大卫·卡里特说，我一眼就看出这是霍尔拜因的作品。“我不知道格蒂博物馆的伯顿·弗雷德里克逊已经买下了这幅画。反正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公司其他人是否有好处，哦，上帝！我可以坦白地说，我简直是一无所知。” 弗雷德里克逊是一位非常有钱的博物馆馆长，他告诉我们，他见到这幅画是在佳士德公司，并且承认这幅画很值钱……在拍卖后他再让牛津的约翰弗莱彻进行鉴定，并于1979年5月25日提出报告。弗雷德里克逊评论说，“这似乎是揭开霍尔拜因作品真相的重要一员。” 他拒绝透露格蒂买这幅画花了多少钱。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霍尔拜因这幅画会在1980年4月12日运出英国。 当然，总的来说，大拍卖行的鉴定是准确的，估价是合理的，服务是满意的。当然有时也会出错，而且有时会有一种戏剧性的结局，像霍尔拜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大拍卖行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而大踏步地前进。对于很多小拍卖行，如果遇到了这类情况，只用苦笑，或“哦，亲爱的”之类言语还不足以挽救他们的名誉和他们的业务。有抱负的艺术品收藏家一般都有雄厚的资金，但知识贫乏和经营艺术品的经验不足是他们的通病；因此，他们面临着一条充满危险的崎岖之路。他们最棘手的问题是对膺品的鉴别，膺品的出现以及对艺术品的影响已具有很长的历史，几乎与艺术品鉴定同时出现。斯德哥尔摩博物馆在他们的馆藏艺术品中有一本埃及纸莎草纸文稿，它是一册手抄本，记录着彩色玻璃生产珍贵石头的工艺。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专门收藏着伪造的艺术样品。有一尊阿门一拉的小雕像，跨越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600年，但是它的风格、所刻的粗糙文字，暗示着这尊雕像的年代会更早。这件东西毫无疑问是假货。 关于这种作品的出典，对于任何一个年长的收藏家、博物馆、甚至拍卖行，都难免会在判断上的出错。曾经有许多可疑的艺术品存放在大英博物馆中，对此一直感到疑惑不解。1818年收购了一尊“当代的”朱利叶斯·西泽的半身雕塑像，鉴定结果它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 收藏家和专家同样面临的课题是，报导强调的印象派油画领域里，即使是画家他们自己，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经常被不是他们的作品所愚弄。据说一件假的雪柴尼作品曾欺骗了雪柴尼本人。据说，毕加索晚年在他自己认为是自己所画的作品上签名，其实并非如此，其中还有许多假画。据说，科洛特有时有意识地在穷苦艺术家的作品上签上他自己的名字，目的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通过“专家”的介入，这形势变得更加混乱。尽管很多专家是可靠的，而那也是事实，在许多情况下“专家”也是会起变化的，因为，他们并不想用评论某些年轻有为专家的评估意见，而去损害年长的、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或最近过世的艺术家。他们也不想推翻他们早先的见解，或推翻某些重大的鉴定。可以说，如果一群艺术专家汇合在一起，他们的名字应该是“混淆”，我们可以一把一把地举出这种例子，都是由于专家聚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后果，这就是凡高（Van Gogh）油画的故事。 荷兰艺术历史学家，雅洛布·马特·德·拉·费利博士，是撰写凡高书籍的作家，而在一本艺术家作品的目录中，他编入了权威性的一批三十幅油画的收藏品，这是柏林迦里略·奥托·瓦克美术馆提供的作品。凭着优秀博士的权威和专家的身份,这些画很快销售一空。虽然他注意到有许多画非常相似，而且相似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例如，有四幅“柏树”，三幅“橄榄树”和四幅“自画像”。 这些极度类似的作品令人烦恼不安，“在彻底进行研究”后，德·拉·费利发表一则申明，他说，他觉得“有必要追加补充说明”到目录中去，这样可以有效地重新标明这30件作品是“半信半疑的赝品”。随着出现这些“高价”赝品的出现，买受人的骚动导致警方进行调查。结论是奥托·瓦克美术馆正在尝试使用“持续不断的编局”来赚取金钱。 专家的“混淆”在他的尝试中得到证实，其中包括德·拉·费利博士等人，很快以混淆使用他们的不同鉴定事由，向法庭提交诉状。布雷默向法庭申诉说，就他所知有成百件假凡高在流通，而这艺术家的侄子坚持认为，凡高死后留有大量未签名或未完成的作品。这些油画遍布在他的屋子里。现在只得满街叫卖。 无论如何，这枚炸弹被这位尊敬的博士释放了，他在审讯过程中再一次申明说，他必须再一次地更新观念，并证明“就三十幅油画中的五幅而论，我撤回假货的鉴定。”这则令人惊异的插曲得到的结果是，瓦克原判十二个月监禁，现因上诉增判七个月。整个令人遗憾的事件由弗兰克·阿诺，一位艺术赝品鉴别专家做了总结，他回顾了这些证词后，可以任意选择的结论有： ①所有这些油画都是真的；②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③全部都是假的；④有些是假的而有些是真货，但是这些真货就是那些曾被宣判过的假货；而这些假货却是那些曾被证明像真迹一样的膺品。 在这个议题上也许要引用朱利叶斯·迈耶·格雷夫的一句话，格雷夫是一位作家和艺术评论家，有一次他在法庭上陈述说： 任何一位买画的人，如果只听信专家的鉴定就付出了巨大的资金，那么，他必然会倒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