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记与丘处机（转载） 作者:舒飞廉 2012-03-01 21:09 星期四 晴 而坐在主座上的危险道士丘处机，原型是宋金元之交大名鼎鼎的全真教主，在《元史》中，可以读到他的传记： “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儿时，有相者谓其异日当为神仙宗伯。年十九，为全真学于宁海之昆嵛山，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同师重阳王真人。重阳一见处机，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 岁已卯，太祖（成吉思汗）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求之。处机一日忽语其徒，使促装，曰：“天使来召我，我当往。”翌日，二人者至，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有同往见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又明年，趣使再至，乃发抚州，以数十国，为地万有馀里。盖蹀血战场，避寇叛域，绝粮沙漠，自昆嵛历四载而始达雪山。常马行深雪中，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既见，太祖大悦，赐食、设庐帐甚饬。 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由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赐仙翁，以寤吾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从之。 岁癸末，太祖大猎于东山，马踣，处机请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数畋猎，非宜。”太祖为罢猎者久之。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馀，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岁乙酉，荧惑犯尾，其占在燕，处机祷之，果退舍。丁亥，又为旱祷，期以三日雨，当名瑞应，已而亦验。有旨改赐宫名曰长春，且遣使劳问，制若曰：“联常念神仙，神仙毋忘联也。”六月，浴于东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东湖。声闻数里，鱼鳖尽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处机叹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将与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至大间加赐金印。 处机之四传有曰祁志诚者，居云州，道誉甚著。丞相安童尝过而问之，志诚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忽必烈）也，以清静忠厚为主。及罢还第，退然若无与于世者，人以为有得于志诚之言。其后安童复被召入相，辞，不可，遂往决于志诚。志诚曰：“昔与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见世祖，辞曰：“臣昔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师友。今事臣者，皆进与臣俱，则臣之为政能有加于前乎！”世祖曰：“谁为卿言是？”对曰：“祁真人。”世祖叹异者久之。 在见成吉思汗之前，丘处机其实还见过金世宗。在他的《石番溪集?〈世宗挽词〉引》中，他写道：“臣处机，以大定戊申二十八年春二月，自终南召赴阙下。中秋，以他事得旨许放还山。” 他并不是与射雕三部曲里出现的“丘处机”那样，禀负着天生的抗金的使命，而是以高道“望气”的本领，由宋、金、元的帝王中，选中了成吉思汗下注，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前往大雪山与之相会，告之以“敬天安民”、“卫生之法”、“止杀之道”等以全真道修身治国的道理，因此得到成吉思汗的钦服。得到成吉思汗的支持之后，丘处机将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创立的“全真教”发扬光大，在元初鼎盛一时。其全真教团体系，一直持续到近代。 除了创教成就，丘处机还是内丹学的大师，他的内丹学著作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青天歌》、《丘祖全书》等，他开创的龙门派，在主张内外双修的同时，强调在尘世中济物利生以证道，以至于被任继愈等认为近乎于儒：“金元时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与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把道教社会化，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支派。” 丘处机还曾被认为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相会，被记入元代耶律楚材的《玄风庆会录》与丘处机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两卷中。乾隆年间，嘉定钱竹汀在苏州玄妙观的《道藏》里发现此书，上世纪初，由金庸的同乡王国维拟序作注刊布出来。《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发现，成为丘处机不是《西游记》作者的证据，鲁迅说：“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 由此，由鲁迅与胡适一起，将《西游记》的作者定为江苏淮安人吴承恩，其核心的证据，其实也是因为由《淮安府志》里找到了吴承恩作《西游记》的记载，很难确认这一本《西游记》到底是一本游记，还是而今列入四大名著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而且，在由清汪澹漪印行的《西游证道书》序文中，已经讲明“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其后所录《长春真君传》，又指出丘处机雪山西行与成吉思汗朝觐的事迹。所以，鲁迅指出的“以为一书，不根之谈”的说法值得推敲。 自清初到二十世纪初三百余年的时间，丘处机被认为是《西游记》的作者，这个简单的“错误”后面，可能有一些有意味的原因。 《西游记》就是三教合一证仙佛同源、五行俱全讲金丹大道的证道书。明陈元之已在《刊西游记序》里清楚地指出：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庄子曰：“道在屎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章近馸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其叙以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摄。是故撮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类以为道道成耳。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彼以为大丹丹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披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遭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椒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已。 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面充叙于余。余维太史漆园之意，道之所存，不欲尽废，况中虑者哉？故聊为辍其轶叙叙之。不欲其志之尽湮，而使后之人有览，得其意忘其言也。或曰：“此东野之语，非君子所志。以为史则非信，以为子则非伦，以言道则近诬。吾为吾子之辱。”余曰：“否，否！不然！子以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伦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诬均则去此书非远。余何从而定之？故以大道观，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观，何所不有哉？故以彼见非者，非也；以我见非者，非也。人非人之非者，非非人之非，人之非者，又与非者也。是故必兼存之后可。于是兼存焉。”而或者乃亦以为信。属梓成，遂书冠之。时壬辰夏端四日也。 《西游记》的主题与全真教的内丹学说是相合的。元初之后，全真教失去官方的支持，不复当年护国圣教的鼎盛，在国家的宗教活动中，被佛教与道教内的正一道排斥，反而令全真道的道士重回民间，接续王重阳、马钰的传统，隐修丹道。《西游记》作为一部累积型的小说，经过一百余年数代人的努力，由元代的话本、杂剧演化成“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的复杂小说，在西游记文本系统之中，必定发生过一次革命，由民间说书艺人、文人或者是有高妙的文学修养的道士，将简单的西游取经故事，演绎成汪洋恣肆的《西游记》小说。 没有对“金丹大道”的深入了解，将之作为确立主题、构思人物、设定情节的动力所在与灵感来源，然后又具备罕见的文学才华，《西游记》由杂剧与话本变成复杂小说，这样的“涌现”是不可想像的。由丘处机的龙门派的弟子们，或者是受到丘处机的丹道大旨启示的文人承担起了这项工作。陈元之揣摩这位隐修的高人：“彼以为大丹丹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披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遭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椒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西游记》的改写者，就是心怀汪澹漪所说的将《西游记》改编成“即以当《道藏》全书亦可”的使命感。 著作权的观念是由近代西方引进的，对应的是作者个体的权益。在中国古代，署名的情况相对复杂。将文章当作立功、立言、立德的大事，以求“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留名青史的作者不少，也有一些事了拂衣去的作者，没有在著作完成后留下自己的姓名。而一些重要的、累积而成的书籍，其作者往往冠以学派、教团的学术领袖与精神领袖，《黄帝内经》托名以黄帝，《吕氏春秋》、《淮南子》托名于吕不韦与淮南王，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道家与道家的文学领域，这样的例子更为常见。《十洲记》托名为东方朔，《汉武帝内传》托名于班固，《西京杂记》托名于葛洪，《搜神记》托名于陶渊明，皆是如此。有弘道的责任感的作者们欲将教义附丽于故事，得到更多传播的空间与传播的时间，将撰写成的书籍题上教主、雇主与名人的名字，可能更有效率。而在明清时期，《西游记》署名丘处机，有无刊印书商的利益考量因素，这个就要另当别论了。 而且，研修内丹的道士们，他们对个体生命的看法与时下的观念也有差异。在他们看来，有色身，也有法身，得道的宗师，色身已灭，法身却会长存，以“阳神出游”参与世间的事务，通过一些宗教的仪礼，重新回到弟子们中间。这种看法，也有可能让已经去世的丘处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参与到他的弟子改写《西游记》的工作中来，而改写《西游记》的人，也会真诚地将自己的工作，肯定为出自祖师的神示。 而将《西游记》的作者，题写成丘处机，就不应是“以为一书”的谬误，而是仔细考量过的文化行为。正是因为有这些精心的文本改写与推广办法，《西游记》才由明清众多的神魔小说里脱颖而出，承载着丰富的内丹学的信息，成为对中国民间的观念与思想影响最大的小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