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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为何成为绝响

 恬淡之心 2012-03-04

苏东坡为何成为绝响

(2009-07-14 11:37:11)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那个年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词人,也出现了大批优秀的作品。除此之外,唐宋八大家也是那一时期文学的卓越成就。考察一下唐宋时期的文学高手,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是高官。但也有一些特例,例如,李白因没有考科举,朝廷虽然想重用,但他在朝廷呆了不长的时间就走了;杜甫因逢战乱,命运不佳,官做得不大;李贺因避父讳,未能考科举,所以没有当官;苏洵两个儿子有出息,自己当官时间不长;其他唐宋时期的著名文学高手大都地位显赫,其中李后主、宋徽宗还是皇帝。但是,到了北宋苏东坡以后,文学大家做高官的越来越少。李清照不是官,辛弃疾、陆游诗文成就和官品地位都不及苏东坡。元明清时期,朝廷里的高官更多是学者,而非文学家。可以说,文学高手做大官,苏东坡是最后一位,也是最高峰的一位。苏东坡之后,官方地位显赫的文学家,在中国历史上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这与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制度在隋朝建立后,到北宋前期之前,诗赋都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唐朝时期,朝廷还特别重视诗歌,经常举办诗歌比赛,这一政策导致大批文学才能突出的人能够进入官员阶层。唐朝将诗赋列入科举内容的政策也延续到了北宋,因而在北宋前期,高官行列中,也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占据了六位,个个都是高官。不仅如此,苏东坡除了文学才能突出外,还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称之为“苏学”或“蜀学”。其地位并不亚于当时二程兄弟刚刚形成的“理学”。那么,文学家做高官,为何在苏东坡之后就急转直下呢?
    唐宋八大家中有一个人名叫王安石。文学家做高官现象的改变,就是因为王安石。王安石除了文章写得好以外,在学术上也创立了一个流派,称之为“新学”或“荆学”。如果把“理学”、“苏学”、“新学”当成北宋前期出现的三个学术流派,那么,在王安石之后,“新学”占据官方学术的统治地位长达60多年。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学术的地位,是在南宋后期确立的。王安石“新学”的具体内容如今大多失传。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王安石做了大官以后,变法的内容之一,便是在科举考试中取消了诗赋。由于科举不再考诗赋,文学才能不再作为当官的重要素质之一,因而,文学在社会上的整个地位都下降。苏东坡死于王安石之后,虽然王安石死后,科举考试曾经短暂地恢复过诗赋考试,但是,此后几百年间,经义策论成为科举的主要内容,已成定局。
    北宋、南宋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党争”。很多学者在评价两宋“党争”时,常常说它只是文人的“意气之争”,这个“意气之争”的“党争”也被认为是造成宋代朝廷软弱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意气之争”,本质上牵涉到一个严肃的问题。科举同今天的高考不一样,它是用于选拔官员的。那么,选拔官员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实际上成为两宋“党争”或“意气之争”的关键之一。在王安石看来,一个好的文学家未必能成为好的官员(虽然他本人也算不错的文学家),这是王安石在科举中取消诗赋、增加律学考试的根本原因。依今天看来,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大都对文学才能没有要求,个别国家有文学家当总统的,那只是特例。如今的政治家,要发表演讲,发表文章,大都有写作班子代为捉刀。
    由此我们看到,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改革实际上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它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什么阶级斗争的体现,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现象出现,新的问题出现,必须要有新的办法去面对和解决。中国首创科举制度选拔官员,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到王安石时代,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选拔官员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便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王安石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经后人调整后,在中国有效行使了几百年。
    但是,社会依然是在不断变化的。王安石制定的科举考试方式,后来也面临问题。比方说,到明末清初,顾炎武就对王安石制定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顾炎武认为,王安石制定的科举考试方式,几百年来没有大的改动,只有小的调整,是造成八股文泛滥的原因,从而使得科举选拔的十之八九都是庸才。顾炎武主张科举考试中恢复诗赋,他认为,诗赋虽然被认为是雕虫小技,但写出好的诗赋,必须有综合的素质。顾炎武的这一观点是否是解决官员素质问题的有效办法,这里不做评价。但是至少,顾炎武对王安石的批评,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原则:没有一劳永逸的政策,随着时代的变化,政策制度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传到西方后,西方根据他们自己的现实,借鉴了其精髓,并做出了较大的改进,从而逐渐形成了现代西方的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也在向东方学习。但在学习过程中,并没有照搬东方先进的方式,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做出改进和调整。如今,中国在很多方面也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不顾现实地照抄照搬也是不行的,也会产生巨大的不适应,并产生危害。苏东坡为何成为绝响,原因其实很简单。但是,苏东坡现象的背后,却是一个人类社会至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官员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什么样的人才能做政治家?对于这个问题,恐怕还要根据不同社会的现实,找到适合自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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