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记忆片段

1974年春天，我第一次吃了正规的酒席。那一年，我19岁。我不知道，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父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开始，我没觉出什么特殊，跟平时差不太多，还没有“事到临头”的感觉。那天，家里人送我去插队。

是个星期天，比平时上学上班起得还要早，起来以后等车。后来全家上了一辆吉普车，我母亲把那辆车叫大屁股吉普。用塑料布和紫色毡子包捆好的行李，还有一只白茬儿的薄木箱子也都放进车里。从那天起，它们就是我的全部用具，将要和我一起下乡插队了。车开动以后，行李箱子不停地在车后部摇晃。

我是没经过敲锣打鼓举红旗宣誓就下乡了的。送我的是家里的其他四口人，父母弟妹。

出城前，又上来一个人，母亲让我叫他张叔叔，我觉得父母对这位张叔叔特殊地热情。很快车就出了城。季节还早，车窗外面的田野里还没长出庄稼。一路上，弟妹两个很兴奋。我和他们一起看风景，春游一样。父母一直和张叔叔说话。

当天下午，就是这辆大屁股吉普，将把他们都带回城里。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未知之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之间，我一个人被抛下。

“文革”以前，在我们家里，就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母亲经常爱说一句话：“我们堂堂正正，万事不求人，不搞歪门邪道。”但是，1974年春天的那一次，我看见他们为我而笨拙地改变。我去插队的那个公社是张叔叔的老家，他的几个亲戚在公社和大队当干部，为了得到照应，父母带上张叔叔，并且要在县城请他的亲戚们吃饭。

将近中午，听说快到县城了。我听见母亲低声问张叔叔，他们是不是能喝酒，要什么酒合适。我母亲嘱咐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几位客人，你们都要安静点。我觉得那天她和父亲都有点紧张。

弟弟很高兴，他对我说：“饭馆里做得肉好吃。”弟弟小我一岁，他中学毕业插队还要等到第二年。妹妹也很高兴，当时她刚上中学。

那天我很惊奇，父母并不认识他们将要宴请的客人。车一进县城，张就把头伸出窗外，向路边张望。父亲还不断问，是不是那几个人。张总摇头，他的头又尖又长。他说他妹夫很胖，肚子都圆了，一个管下乡青年的公社小干部，屁大个官儿，成天吃席。

那个小县城现在升格成为一个市，当时它的交通要道只是十字路口，有四个重要的建筑，除副食品商店是平房外，国营商店、国营旅社、国营饭店都是两层楼，在一片平房中，这几座楼很显眼。国营饭店门口，几个穿蓝色吊兜制服的人，有站的有蹲的，正抽烟。张说，就是他们。

大人们见面一番握手。我站在他们后面，看见父母和不认识的人寒暄，表现出了不大自然的热情。母亲拿出烟，请每个人抽。

我记得，那种场面让我反感，觉得庸俗。大人们之间客套了一阵，父母叫我的名字，我被推向前，父亲的手热热地抓着我，说：“就是这孩子。”

陌生的人们很平淡地点点头，然后全体人上楼，木楼梯咕咚咕咚一阵响。围着一个油乎乎的大圆餐桌坐下来，我看见母亲和张叔叔商量着点菜。感觉母亲拿不准该点些什么，净看张叔叔，又小声问服务员。她的意图是不怕花钱，要尽量让客人吃好。那天，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大人很不容易。平时下了班就在家里看看书浇浇花的父母，应酬那天很努力，连我都看出了他们的不自如。

酒席上，大人们都在喝酒，连不喝酒的父母也喝了。很多的时候，是客人们之间谈得很热闹，父母只是听着。我几次看见我母亲在擦汗。在我插队前后的那几年，她身体一直不好，肩周炎，心情烦躁。但是她那天好像很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父亲一贯看不惯“喝大酒”的人，那个中午他对喝酒一点意见都没有。

酒席吃了很久。我真不知道，一顿饭还能吃那么久，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

弟弟说得对，我们吃的是酒席，不是家里的菜，鱼和肉都给做出了花样儿。盘子端上来，一层压着一层。我只能记住一道菜，是整个猪肘。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菜还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见母亲动作很小心地从裤子侧面的口袋里往外拿钱，是一叠钱。在客人们喝得说话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算了账。那一叠钱让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吃酒席的，有我插队那个公社主管知青的干事，大队民兵营长。还有公社的其他几个干事。吃好了饭，人很快都散了。吉普继续向东，几分钟就出了县城。跟我们走的，还是那个张叔叔。他喝多了，话有些颠倒。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离县城还有五十多里路。这一段路上，我父母都不大讲话，只听那张叔叔一个人说。他说的大意是，人不能太死性了，不能像我父母这样，清高的人要吃亏，不遇到事儿还行，真遇到了，就要“浑和”点儿。

现在还能记住的下一个场面是，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墙豁口上，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吉普走，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眼睛里含着泪。后来，我自己走进集体户，男生女生全不认识，全都冷眼看我，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都不敢动。

上世纪90年代，我问起母亲那天请客的细节，问她花了多少钱，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吃酒席的任何细节，她都忘记了。反而她记忆最深的是，那天，她看见我站在土墙那儿可怜巴巴的。她小声对我父亲说：“快走，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