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杨建梅，贵州人，女，汉族，1975年生，在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近50篇。 过客的家【原创】 不知何年何月起，我家就再没出现过赶路人，他们像河流枯涸，像野生鱼类亡佚，不知被时光支离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家单门独户，坐落在一个山槽子中。打东边冈峦伸下来的大牛路从门口经过，翻越一个布满庄稼的土脊梁，往前延续一两公里才到达西边的村子。“大牛路”名副其实，是全村人赶牲口上山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骂依咪村通向外界的最大要道。听说从东边可以去乍基、板桥、万德等许多村镇，出了西边村子便通向遥远的县城、省城。无论是东边的村镇还是西边的城市，我们小孩子都没去过，大人怎么描述，我们就怎样腾起想象的翅膀。 就在我家东耳房不远处，有一条大沟自北而来，把大牛路拦腰切断。水流冲过那深深的豁口，唱着乐着奔向远方。冬春季节清流如线，是真正的沟。夏天山洪暴发，它就变成了一条汹涌的河，赶上暴雨天，滔天浊浪咆哮而来，卷走泥石、朽木枯枝，甚至小猪小羊。被阻隔在两岸的来往行人，无不睁大湿淋淋的双眼，等待着，等待着……谁也不知，等了几世，几代。 不分寒暑春秋，常常有陌生人或从山梁那边跨沟而过，或由村子这头迎河而来，都把我家当成临时“客栈”，有找碗饭吃的，有讨口水喝的，也有借住一夜两夜的。大多过路人我们从没见过，但从口音和服饰上就能判断出他是彝族、苗族、回族或是傈僳族。管他是什么民簇，管他穿涤卡布灯芯绒，还是一身褴褛神色落魄，有吃无吃，我父母都会视为上宾，热情招待。那时的山村，人与人之间无需多少沟通也不会产生隔阂，相互没有防范的心理。来人不多会儿就跟我父母融洽地拉起了家常，亲近得像走了几十年的老亲戚，或者更像是家庭成员出了趟远门归来，完全没有宾主之间的拘泥和生疏感。 也遇到过一群不速之客。太阳正从山顶跌落的一个向晚，牛高马大的五个壮汉拔了门销，闯进院来。灰毡喇叭帽下，一色黑亮的长发披散在肩后；脸庞黝黑，耳挂金坠，身着红袍，腰束黄带，下穿蓬松阔腿裤。他们叽里咕噜说了半天，我父母一句也听不懂，畏畏缩缩让到一边，任由他们进屋放行李，找板凳，从长袍里掏出明晃晃的直刀，弯刀，小尖刀。我和姐姐唬得藏进了耳房，我二哥和小弟躲到门背后偷看，只有我大哥上前去，好奇地摸那皮刀鞘。 他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绽着我们看不穿的笑，把我家干净的锅碗收到大沟里清洗，用沙粒擦得锃光瓦亮后，回屋杀鸡做饭。不一会儿，松柴火苗冲着锑锅盖一翕一合，油汤扑突扑突往外冒，我们的肠胃也跟着咕咕叫起个不停。可是他们越打手势召唤，我们越远远地跑开。其中一个就用焦黑的柴头在火塘石板上划，拉我父亲凑近了看。父亲回头告诉我妈，我妈又传达给我们：不用怕，他们从西藏来，不习惯汉人的口味。 我家只有两间睡觉的破屋子，大屋间腾出来安顿这帮神秘人物，父亲领着我大哥、二哥和小弟挤小屋，以油纸当铺盖，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在堂屋搭地铺。母女三人以仅有的四件草蓑衣为被褥，垫盖各两张。平时披在肩上遮风挡雨的蓑衣厚实又温暖，可当了床铺睡时，它却又短又窄又硬，仅比睡到泥地上好一点点。我们不停地往火塘里添柴取暖，翻来覆去交替烤着前胸和后背，时冷时热，时梦时醒。母亲一夜没合眼，不知她是怕柴头烧出火塘外点燃蓑衣呢，还是放心不下大屋里的几名“紫马黑汉”（我母亲对他们的称呼）。 记不清那时我几岁。看着火一样远去的红背影，我心里生出一种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蠢动。他们，让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闪了几星诡异光亮，也在一个小女孩的梦幻里激起了微微涟漪。 有一帮赶水牛的叔叔，人走了几十年，却把温暖种在了我家，把情谊植根在我们的记忆里。 三头水牛吸足我父亲灌满猪槽里的水后，吭哧吭哧打着鼻息，笨拙地挤进圈里。叔叔们倒了冒尖的一簸箕花生在我家桌上，硬塞给母亲两盒红糖，然后就像回到自家里一样，甩开膀子劈了一堆柴，又磨了三升包谷面。父亲把刚满双月的乳猪烤了，又拿出珍藏了很久的烧酒来款待他们。晚上围火塘而坐，叔叔们的摆谈稀奇古怪又吸引人：水牛从四川来，像人游泳一样凫水过金沙江；四川人喜欢茶，闲了泡茶馆，饿了吃茶水泡饭；成都像玉皇大帝的宫殿，晚上不烧柴火也不点煤油灯，房梁上吊个发光的小葫芦，满屋子就跟白天一样明亮；成都的街上没一点灰尘和泥土，要不是人挤人的，可以直接在地上揉面团……我们专注地听着，嘴巴一会儿张大一会儿抿紧，眼神一会儿放亮一会儿黯然。金沙江有多远？四川有多大？成都有多干净？听起来像老辈人讲“古经”一样。我们把脑袋想成浆糊，把脖颈转得生疼，也想象不出一幅相吻合的画面。 叔叔们夜里给牛拌料、添草、喂水，父亲也起来帮忙。第二天一早就走的，但听说我烧得全身滚烫讲迷糊话，他们便停了下来。年纪大的一位取出包裹里的生姜，一部分剁成细粒烧红糖水哄我喝下，一部分切成厚片刮我的额头、太阳穴、耳根和后背，直到我慢慢退烧，安静地睡去。 我们最熟悉、也最欢迎的一位过路人，是我的表伯。他在万德公社当官，穿着灰蓝色的中山装和千层底布鞋，从万德翻山越岭而来，步行一整个白天到达我家，歇上一宿，再赶两个小时山路到我们公社所在地发窝，乘开往县城的班车。回来也一样，发窝为班车的终点，我家是他步行途中的“驿站”。 表伯偶尔也会在我家停留一二日。有一次他就没急着走，跑到屋后去平了一畦地，把从县城带来的大蒜瓣全插进地里。他打理出来的地，土粒细碎均匀，比耙过的还好看，立在其中的蒜头更是疏密有度，像拉了绳栽的那么整齐。我父母说表伯家是“半边户”——只有他一个人端铁饭碗，表伯母和儿女们都在农村刨土地。他回家从不闲着，耕地薅秧割麦，不比任何一个纯粹的农民差。 我们以有这样一位亲戚为荣，他的到来，能带给全家人一股活力。遇着村人，我父母会主动搭讪，末了不忘交代：“我老表来了，万德当官的那个。”我们小孩子也蹦蹦跶跶，鼓着腮帮炫耀：“我表伯买的糖！”喜欢表伯不假，更重要的是心里还藏着个小秘密——表伯来了就能改善生活。父母把长了很多霉衣的老火腿肢解开来，架起大火急催紧煮，香味刺激得路人也要多做几次深呼吸。饭桌上，父母把净巴巴的瘦肉夹进表伯碗里，表伯又悉数往外送出，分给了我们。他自己抢着去搛那厚块的大肥肉。他说瘦的塞牙不好吃，肥的嫩，好消化。很多年后，表伯终于“坦白”：“瘦的当然好吃，但那时营养不足，吃肥肉油水多，有力气，多走两段路不心慌。” 表伯供职过的万德公社，如今改叫万德乡。从县城到万德仅三个小时的车程，每隔40分钟发一趟班车。他们全家早已迁到县城住进五层高楼，大女儿经商，二女儿是财政局干部，两个儿子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80多岁的表伯鹤发童颜，抖擞着精神当起了儿孙们工作、营生和学习的军师。前年暑假，“老神仙”率众来我家奔波了几天。表伯忙着与我父母等村中老人们谈过去谈时下谈将来，谈土地谈庄稼谈牲畜；年轻的到村里购买土酿小锅酒，到山上挖马刺根，掐蕨苔，寻奶浆菌、青头菌和大脚菇，拽上村里壮年男子武装着去摘马蜂；小屁孩们像脱缰的野马，满山满坡跑着采野花，逮雏雀，吊在松树栗树枝上荡秋……告别小村时，车上各塞满了腹鼓肚胀的坛罐瓶盒。表伯开玩笑说，吃腻了各种化肥农药添加剂的城市亲友们，对这山里的东西稀罕着呢。 天南地北的足迹，络绎不绝地进出于我家的陋室寒门。像一页页叠进记忆深处的大书，有色彩异样的插图，有跌宕起伏的叙事，有曲折离奇的情节。那个用小鸡算命的瞎子，身着破烂衣服，说起别人的前尘后事玄乎灵怪，在我家吃住了两天，我父母虔诚侍候，没半点怠慢。黑更半夜敲门的哑巴，比划一气后，闷头吃了大半甑子包谷饭和八个烧洋芋。对满头草屑、敞胸露乳的疯女子，我母亲没敢放进家门，拿了一件缀满补丁的衣服帮她披上，又塞了些炒蚕豆打发走了。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那个20来岁的小伙子，喝完一大壶开水后，破帆布包和衣袋裤袋里塞满了我家的小红梨、清水梨、宝珠梨。他回家不久便请了媒人来向我姐姐提亲。我母亲嫌那地方高寒贫穷，不舍得让女儿去受苦。 …… 东山的半腰上，几年前就飘起了彩带一样的乡村公路，我家旁边那条大沟与大路相遇而相残的豁口，已植入了三根双人合抱都围不拢的大水泥管，表面浇铸成平坦的混泥土路面，再不会阻挡路人和伤害小动物了。大车小车东来西往，络绎不绝，从我家门口扬尘而过。夜半三更喇叭声和犬吠声远近呼应，伴随着一束一束的光亮射进院来。小山村的夜，已不再在死寂中沉眠。 我们兄妹五人都成了这个家里的客人，一年半载回去吃喝几顿，抹了嘴巴，拍拍屁股又往外跑。再回去时，又是一年半载，或几番春秋。 我父母已赶不动乡集，盐米酱醋洗衣粉等一应生活用品，全托乡邻捎带。乡亲们从不收运费，已习惯到了我家门口就停下来问一声：大伯大妈带点啥？东西捎门口也不用操心搬不动，他们会自行卸了，送进我家堂屋才离去。 我那满头霜雪的母亲，每天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立在大门口，对认识不认识的人，她都要扬一扬手，热情招呼道：“停下来歇歇噢，进屋喝口水吃碗饭再走。”大多过路人也都会放慢车速或来个急刹，笑呵呵地回一声：“谢啰，大妈！忙得很呢！” 发掘文学新星、培育潜力作者、推出知名作家，是《时代作家》的担当。 投稿须知： 一、栏目设置为诗歌阵地、美文视线、小说在线、散文诗苑等栏目。 四、来稿请以正文加附件形式发送，务必注明作者简介、详细通联和本人照片一张。投稿邮箱：ludongwenxue@126.co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