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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说：“阿谀人人喜，直言个个嫌。”可见，好话人人爱听，高帽人人好戴。然而，人之所以爱听好话，好戴高帽子，说到底，是因为虚荣心和爱面子的思想作怪。 从常人来看。俗话说：“人爱面子树爱皮。”可见，爱听好话，好戴高帽既是的人本性，也是人性的一大弱点，正因为如此，才有“做官不打笑面人”的说法。如生活中很多人听到好话都笑得像石狮子那样合不拢嘴，听到不好的话，便不是把脸拉得比马面还长，就是像“借了米还了糠似的──一脸不高兴，满面苦瓜皮！如过去有个人去算命，当他在问到寿年时，算命先生说：“四九。”他以为自己只有四十九岁那么短命，于是便把算命先生骂了一顿，并懊丧地要他再好好算算。算命先生为了两个钱，也只好重新闭起眼睛，念念有词，装模作样地算了算，说：“六六。”然而，六十六岁对他来说还是不满意，便又叫他再仔细算算。算命先生无奈，也只好一边假装乱翻命书，一边数着指头，算来算去说：“九四！”这回他算是高兴地笑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算命先生说他“九四”，人生能有几个活到九十四岁的？他想。谁不知，算命先生说他只有三十六岁！说“四九”只是好听一点，不得罪他而已。因为“四九”，并非是四十九岁，而是四乘以九，等于三十六，而“六六”也是三十六，“九四”还是三十六。可见，自古以来，算命先生说话都是踮着生脚，一语双关，模棱两可，就像那些无良医生那样，连哄带吓，连吓带骗的。尤其是对女人，先是把她们弄得晕头转向，让她们自己先说，把要问的情况告诉他，然后胡乱编造一番，使她们信以为真，好让她们把红包包大一点，不知道的人，就被他忽悠了。 从达官贵人来看。“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他们既爱听好话，也爱好名声。如清朝才子袁枚，二三十岁便名扬天下，他在当县长上任之前，向老师——乾隆时代的名臣尹文端辞行请训，老师问他：“你年纪轻轻就当县长，不简单，有什么准备吗？”他回答说：“什么准备都没有，只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老师说：“青年人为什么搞这一套？”袁枚说：“社会上人人都喜欢戴，有几个像老师这样不愿意戴的？”老师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便不再说什么了。袁枚出来，同学们问他：“跟老师交谈有什么启迪？”他回答说：“高帽已经送出一顶去了。”这便是孔子说的“巽与之言，能无说乎？”好听的话谁不愿意听呢？从帝王将相来看。他们是靠美名和威势来行使权力的，他们不但爱听好话，而且更喜欢戴高帽。如姚广孝是一个元末明初，十四岁出家的和尚，法号叫做道衍。本应远离红尘，但他却不甘过那坐禅清苦、寂寞的生活，热衷于追逐名利，来回于灯红酒绿繁华之地，出入于王侯将相之门，于是一心想找个可以依靠的主子。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凡事在于一个“早”，因此早在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姚广孝便在南京第一次会见了朱棣。他看到朱棣英武、年轻有为，一下子就认定了这就是他要找的人。朱棣也早知道姚广孝的大名，也听说他精通禅理和诗文，于是便打趣地出了一副对联要他对，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果然厉害，随即答道：“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暗示朱棣将来要成为人主。朱棣听后心里非常高兴，便立即邀他回王府交谈，请他指教。姚广孝说：“他精通相面之术，云游天下多年，从未见过有像大王这样的非凡骨相，大王并非是个久居人下之人！如今天下初定，凡事皆未有定局，望大王善自珍重，如能令老僧追随左右，老僧一定奉一顶白帽子给大王戴。”看官知道，这“王”头上加“白”便是“皇”。从此，朱棣便把他视为心腹。不久，姚广孝便成了朱棣的重要谋臣。 朱元璋死后，把帝位传给了孙子朱文炆，他是个十分软弱、难于控制局面的年轻人，于是几位皇叔都在虎视眈眈地想要篡夺皇位，而实力最强的便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后来在朱棣起兵反叛朝廷的事变中，姚广孝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朱棣篡位成功要当皇帝，为了得到合理继位的美名，便一再胁迫翰林院侍讲学士、一代忠臣方孝儒为他起草即位诏书，遭到方孝儒严辞拒绝，宁死不屈后，便狠毒地把他灭十族，受株连遭到杀害的竟有873人！ 可见，从平民百姓到帝王将相，都喜欢听好话，喜欢戴“高帽”。因为“高帽”使人高兴，它既是一种礼貌，也是晋见上司，打通人际关系的一种“通行证”。如上司见你有“通行证”，即使有烦恼，也不至于马上送你“两座山”──请你“出”去！ 老子说得好：“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人生在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风和雨，愿我们都不为好话所陶醉，不为“高帽”所迷惑，不为一个“利”字所击倒，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大写的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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