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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左高

 fdshan 2012-03-10

陈左高


作者 文/韦泱   发表于2011-08-03 01:28

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去世,87岁。

  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去世,87岁

陈左高  1924.8.20-2011.7.26   浙江平湖人

  我国历代日记,是传统文化遗产中丰富的史料文献,历来为学界所重视。陈左高先生六十多年矻矻于此,潜心研究,先后出版《古代日记选注》、《晚清二十五家日记辑录》、《中国日记史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历代日记丛谈》、《文苑人物丛谈》等专著。

  1939年,陈左高以优异成绩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国专,时迁入上海),唐文治(字蔚芝)任校长,王蘧常任教务长。陈左高浸润于治学严谨的国专校园,学涯五年,学业精进,得唐文治赏识,被郑逸梅先生称誉为“唐门弟子的佼佼者”。陈左高从十岁起,即萌发写日记的兴趣,共积累日记三十二册,用荣宝斋瓷青纸作封面,以丝线精装,可见他对日记写作情有独钟。1945年陈左高考入复旦大学,开始与学林前辈及师长交往求益,耳闻目睹,每获心得,便悉数记入。每日所记均为独立华章,精彩迭出,内容多珍贵史料。可惜这些日记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陈左高复旦毕业即留校任教,初治唐宋古文、晚清散文,二十岁出头,在《申报》、《益世报》、《永安月刊》上发表评述唐宋散文的文章。在教学中,他辅导学生翻阅《丛书集成》,从中浏览到陆游、范成大、方凤等多种名家日记,深感许多日记不仅行文简练优美,而且颇多第一手史料。由此,他开始搜集整理历代日记,开创了我国日记史学研究之先河,成为当代学人研究日记文献第一人。

  陈左高对日记历史源流的考据,尤下苦功。他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考证着古代每一部日记的作者及流变。李慈铭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著作等身,留有《越缦堂日记》及《日记补》,计数百万字。这些日记,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诸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但是,爬梳考证中,陈左高发现《越缦堂日记》尝有残缺。传说李慈铭光绪十五岁以后的日记,被樊增祥收藏,后樊去世,日记流入书摊,不知下落。对这些说法,陈左高以为存疑,不轻易下结论。他埋首在故纸堆中,又辑得三种,终获其全,解决了百年来悬案。又如海内外认为文廷式日记缺少两种,陈左高又得补辑佚失,纠正了误传。

  同样,关于日记的起源,陈左高综合历代论者的考查成果,又获悉江苏扬州掘到一座西汉宣帝时平民王世奉墓葬,棺内存十余件木牍,多有年月日的简单日记。作者因“有狱事”,在狱中随手记下亲友来探监的经过。这一木牍的发现,给陈左高提供了最早一位有姓名的日记作者。日记起源由此推前至2000年前的西汉,即公元前无疑。对这一收获,陈左高欣喜难抑,当即写文阐述,亦在《中国日记史略》修订时一并补入,使日记的起源始得匡正,亦更为确切。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陈左高为访求日记文本,奔走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不分寒暑风雨,没有节假日,埋首于历代日记的发掘、整理、研究,遍览各种刊本日记,手稿、抄本日记,还从大量新旧杂志、文集、年谱中,一点点辑录、挖掘出大量散佚日记,经寓目研读的日记达1200多种。

  陈左高治学途中,深得赵景深、潘景郑、周谷城、伍蠡甫等师友的帮助。尤其是版本目录专家顾廷龙教授对他关怀有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顾廷龙时任合众图书馆馆长,他为陈左高经常到馆内阅读书籍、查找资料的好学身影所注目,询问之下,方知左高在钻研日记,便大为赞赏,高兴地对左高说:“合众馆时刻都欢迎你来查阅书刊”,由此陈左高得以在该馆阅读了近200种日记,其中不少是稀有的稿抄本。不仅顾老,就连当年看门的杜师傅也被左高的坚韧毅力所打动。有天傍晚,天下着瓢泼大雨,图书馆空无一人,然而陈左高却蹚着大水,准时来到馆内,杜师傅忙不迭地把左高迎进来,说:“你安心看书,我住在馆里,每天可以多陪你几个小时。”

  日记作者大多是按照年月日、气候等形式如实记载的,均真实地记下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动态、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友朋往来、私人生活等不同侧面,内容包罗万象,蕴藏丰富,取汲不尽。陈左高的日记研究缘此展开,年轻时便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20多篇专文。一次,赴新中国法商学院卢锡荣院长宴请,陈左高旁边就坐的是顾毓琇(字一樵),时任交大教授、市教育局长,交换名片后,顾老说,“我是《申报》读者,君写的文章均留有深刻印象。”获此赞誉,陈左高初尝学术研究的甜头,更加乐此不疲,矢志不移。经几十年殚精竭虑,厚积薄发,撰述纷呈,卓有建树,国内目前在此领域尚无望其项背者。其影响遍及海内外,不少专著在港台均有再版,美国哈佛大学藏有其全部日记研究资料,日本亦藏有不少,韩国、菲律宾等国汉学家都给予高度评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先后在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等开设文史专栏。因日记撰者多为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书画家等,又广涉政治、经济、科教、文艺诸领域,陈左高便由此汲取史料,怀人忆事,秉笔为文,仅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就刊文近五百篇,写的均是龙榆生、张元济、钱仲联、施蛰存等文坛宿老。我深感这些人物类文史资料之珍贵,且大陆读者多所未及得读,获左高的信任和支持,为他编为一集《文苑人物丛谈》,又遵嘱驰函请冯其庸先生题写书名。这部他生前最后的专著,得以在远东出版社出版,使他晚年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状下,颇得宽慰。左高遽然去世,原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80多岁的钱币学家王贵忱惊悉后,悲痛不已,在电话中哽咽着对我说:“左高博识,人品亦好,一生不求闻达,是真正受人尊敬的学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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