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云维 戴颖琳 || 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注：原文发表于《四库学》（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0-200页。

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宫云维 戴颖琳

  摘要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的研究工作以保存、整理补抄和西迁的相关史料为主，同时，也搜购遗失的阁书，考证相关史实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在表彰补抄和保护阁书之功臣、挖掘阁书的学术价值、整理出版相关的研究资料等方面做出了不少的成绩，文澜阁《四库全书》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的说来，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信随着影印本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出版和四库申遗工作的推进，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关键词：文澜阁；《四库全书》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现存四部《四库全书》之一，也是乾隆时所纂修的七部《四库全书》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部。由于历史的原因，该书经历了三次补抄，方成完帙。抗战时期，该书又历经西迁，辗转流离，始完璧归杭，创造了世界藏书史上的一个奇迹！唯其如此，文澜阁《四库全书》才迥然有别于其他三部《四库全书》，成为“四库学”研究中的“另类”。因而，研究文澜阁《四库全书》，将极大地丰富“四库学”研究的意义。本文拟通过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史的梳理，进一步剖析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有助于“四库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一

《四库全书》之庋藏文澜阁始于乾隆四十九年，大约至乾隆末年完成。[1]但文澜阁《四库全书》却没有北四阁那么幸运。咸丰十年（1860）、十一年（1861），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州，阁圮书散，“峨峨之杰阁欹，煌煌之宝书散，残余者狼藉盈地，几等沾泥之絮矣。不胫而走，则或归有识之家，或归无知之贾竖。藏家得之，尚为书幸，一入蚩氓之手，则卤莽灭裂，无所不至。惜字者，则妄为焚化，阴蹈祖龙之覆辙而不知；贪小利者，则散册解钉，撕供裹物，留下市上，几同常事”。[2]其时，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丁乙兄弟避难西溪，偶然发现留下市场上有用四库书纸包裹食物者，乃集合胆大者数人，冒着生命危险，乘夜俯拾，得失散之阁书数千册，陆续藏之西溪。后来丁氏兄弟又将所收之阁书运到上海，加以保护，直至同治三年，杭州光复，才运归故里。回杭后，丁氏兄弟又出资购求其他散佚城乡者，加上徐葵之所收集者，共计约9060册，藏之于杭州府学尊经阁。这就是著名的丁氏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故事。其时，文澜阁《四库全书》所存者不足原书的1/4。为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回复原貌，光绪八年（1882），在浙江官绅的支持下，丁丙主持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工作。本次补抄，历时七年，计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247册6124万余字。

1910年，浙江图书馆建馆。次年6月，经浙江咨议局议决，并浙江抚院核准，文澜阁藏《四库全书》划归浙江图书馆保管。1912年，钱恂出任浙江图书馆总理（馆长），开始策划阁书的补抄工作。1915年，在钱恂的主持下（时已离任），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第二次补抄工作正式开始。到1923年，历时八年方告结束。由于1915年（民国4年）是农历乙卯年，所以这次补抄又被称为“乙卯补抄”。此次除补抄《四库全书》外，还从书肆中补购了旧抄本182种268卷。

1922年，著名学者张宗祥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开始筹划、主持第三次补抄工作。此次补抄从1923年春天正式开始，到1924年12月竣工，计抄书4497卷2046册。次年又重校昔日丁抄213种5660卷2251册。至此，“全书完备，交图书馆仍贮阁中”。[3]因为1923年是农历癸亥年，所以这次补抄又称“癸亥补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之后，抗战全面爆发，为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免遭日本人的算计，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和他的同人们，为保护和转移文澜阁《四库全书》进行了一场堪称伟大的库书西迁运动。西迁从1937年8月1日开始，一迁富阳，再迁建德，三迁龙泉，四迁贵阳张家祠堂，五迁贵阳地母洞，六迁重庆青木关，历时9年，辗转浙、闽、赣、湘、黔、川六省，最终于1946年顺利返回杭州。

二

文澜阁《四库全书》从补抄到西迁，再到回杭，是一部历史传奇大戏。这部传奇大戏的主要演员，则是那些为补抄和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浙江藏书家和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因而，早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围绕上述“剧情”而展开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整理、保存相关史料。

事实上，早在清末丁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时候，当时丁抄本的主要参与者、曾负责管理文澜阁书库的王同就著有《文澜阁补书记》，详细记叙了当时补书的过程。丁抄本完成后，主持文澜阁事的孙峻、孙树礼，又根据阁中的档案资料，编撰了《文澜阁志》。是书凡两卷，另有卷首和附录。卷首收录乾隆皇帝与文澜阁有关的诏谕三道、御制诗三首，光绪皇帝关于修复文澜阁的诏谕一道。卷上为文澜阁之建置、图说，以及同治、光绪间修复文澜阁及抄补阁书的往来公牍等，并附有《补抄阁书章程》《续拟抄书章程》等。卷下为文澜阁修复前后，学士大夫的相关吟咏诗文等。王同的《文澜阁补书记》也被收录其中。附录则收录了著名学者孙衣言等关于《书库抱残图》《文澜归书图》的题记、跋语等。该书的编成，保存了文澜阁最初的相关史料，尤其是丁抄的相关史料，对后来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第二次、第三次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史料，尚有钱恂曾编的《文澜阁现存书目》，记述其卷册之存佚与抄写之先后等。1929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杨立诚著有《文澜阁书目索引》，“举凡书名、著者、卷数、册数、架数以及写录之年月，莫不厘然详载于表”。[4]第三次补抄的重要参与者周庆云著有《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记录》。第三次补抄的主持人张宗祥1961年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的回忆性文章。因之，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三次补抄的史料，基本整理完备。

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的史料，则有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图书展望》1947年第3期）。毛氏时任浙江图书馆编目组干事，负责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抵贵阳，并负责保管阁书。1945年后，还担任过阁书保管委员会秘书。抗战胜利后，又奉命负责护送阁书回杭。他是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全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因而，该文对了解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极有历史价值。祝文白《两次查看内运文澜阁<四库全书>记》（《真理杂志》1944年第1卷第1期），亦有所补充。

第二，搜购遗失的阁书，考证相关史实。

搜购遗失阁书的工作，自丁抄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进入浙江图书馆时代后，遗失阁书的搜购工作是浙江图书馆的常态，被搜购的阁书一直被作为珍贵的“保存类”，经常见之于浙江图书馆主办的几本杂志中。例如，1922年第8期的《浙江省公立图书馆年报》中就有“保存类文澜阁本”。1934年第3卷第5期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也刊有“文澜阁书之购回与新收图籍”一栏，重点介绍购回的文澜阁旧抄本《两宋名贤集》第186～188卷、第249～253卷。

与搜购遗失阁书紧密相关的，就是对相关阁书的校勘和考证。1923年，曾参与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单丕（不庵）发表了《跋补抄文澜阁书六种》（《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3期）。1927年，康爵发表了《文澜阁丁氏补抄夹漈遗稿校勘记》（《浙江省立图书馆报》1927年第1卷第1期），即属此类。1932～1937年间，在浙江图书馆编纂组供职的张崟（曾任编纂组主任），先后发表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史表》（《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年第1卷第7、8期合刊），《新购阁本<欧阳文忠集>卷一至二十七校勘表》（《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3年第2卷第4期）、《西湖文澜阁规制征故》（《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文澜阁<四库全书>浅说》（《浙江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2卷 第1期）等论文。1935年，张崟又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文澜学报》1935年第1期）。该书从《四库全书》的编撰入手，考察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成书次第、《四库全书》与文澜阁之关系、文澜阁劫后重建问题、阁书燹后之补苴、阁书规制、浙图藏阁书之概况，以及文澜阁《四库全书》之重要性等。书末还附有五个相关的表格等。该长文的发表，实集此前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之大成，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除了张崟之外，陈训慈撰有《丁氏兴复文澜阁书记》（《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年第1卷第7、8期合刊）、君弢撰有《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今昔》（《图书展望》1937年第2卷第6期），洪焕椿撰有《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之过去与现状》（《读书通讯》1948年第153期），等等。其他介绍和研究《四库全书》的著作中，也略有介绍和研究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章节。

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库全书》研究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出现了一批卓有影响的著作。如黄爱平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崔富章先生的《<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周积明先生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司马朝军先生的《<四库总目提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等。但上述著作中，仅黄爱平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关系密切。该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均有章节探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相关问题，涉及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续缮与校订、续藏与阅览、复校、装潢与庋藏、亡佚，以及文澜阁的建置等。

乘此东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也出现了长足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了顾志兴先生的《文澜阁与<四库全书>》——这是第一本专门介绍和研究文澜阁和《四库全书》的著作。大致说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补抄和保护阁书之功臣被大力表彰。

正如前文所言，文澜阁《四库全书》是世界藏书史上的一个传奇，演绎这一传奇的保护和传播阁书的功臣，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历史铭记。陈训慈先生早年撰《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即属此类。新时期的四库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文章。如林祖藻《陈训慈与文澜阁<四库全书>》（《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第666～675页）、刘亮《张宗祥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华夏文化》2011年第2期）、汪帆《张崟的四库学贡献》（《浙江学刊》2013年第5期）、杨斌《竺可桢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大迁移》（《中国档案》2013年第10期）、朱炜《江南有完秩，补阙到文澜——张宗祥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半个世纪情》（《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5年第3期）等，分别探讨了陈训慈、张宗祥、张崟、竺可桢等对文澜阁《四库全书》保护和传播的杰出贡献。此外，徐永明《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赵春华《护卫国宝，青史永记——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时初迁富阳渔山记述》（《浙江档案》2008年第9期），顾志兴《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世纪》2010年第4期），鲍志华《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苦旅线始末》（《图书与情报》2011年第4期），袁媛、刘劲松《抗战时期贵州省立图书馆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考察》（《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韩卓吾《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创奇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799期），徐忠友《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西迁之路》（《党史纵横》2015年第10期），等等，虽然没有具体表彰哪一位个人，但总体上属于对补抄和保护《四库全书》西迁的表彰。

第二，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价值重新引起学者的重视。

众所周知，现存文澜阁《四库全书》其实是一部“残书”（“残卷”），因为其中2/3以上的内容是后来补抄的，不是原抄。但正是因为有了后来的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价值反而有意想不到的提升。张崟撰《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时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阁书经乱后，虽残缺，赖抄配得完，似与原来面目微有殊致，但有因抄补而转较原著录为更可宝者在焉。”[5]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响应者并不多，也鲜有人去继续挖掘。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张崟的基础上，撰写论文，挖掘和肯定抄本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价值。如林祖藻《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谷响集”谈起》（《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赵冰心、裘樟松《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本之价值》（《图书与情报》2000年第1期），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2005年第1期），高明《<网山集>文澜阁四库本、文渊阁四库本异文掇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6期），童正伦《丁氏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述评》（《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2年第4期），吴育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及价值》（《晋图学刊》2013年第1期）等，从不同角度，挖掘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价值，证实张崟之结论。

第三，研究资料更加丰富完备。

史学研究贵在创新，新史料的发现则是史学研究创新的基石。以往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主要是依赖早期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等所整理的资料。[6]即使文澜阁《四库全书》本身，由于多年来“养在深闺”，见一面尚且困难，更不必说运用其进行研究。好消息是，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终于在2015年7月正式出版。这对于广大的《四库全书》研究者乃至文史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喜讯。对此，杭州出版社官方网站对该书有如下介绍：

      杭州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有以下特点和优势：

      一、内容更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文澜阁本在补抄过程中据善本予以补齐。据初步估计，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比原《四库全书》多出8000卷，其中有的为不同版本分卷不同所致，有的则为补全原本漏抄内容。

      二、版本更优良。丁丙、钱恂、张宗祥等前辈组织补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时，从事者均为版本目录学专家，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善加拣择，比其他阁本更具版本价值。

      三、面目更真实。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出于满清统治的需要，四库馆臣对书籍中的“违碍字眼”多有删改，遭到后世学者的非议。而在补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时，被四库馆臣删改的文字据原本得以恢复。[7]

无论如何，该书的出版对文澜阁《四库全书》，乃至整个四库学的研究，都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相关史料，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陆续被发现和整理。其中较有影响的首先是陈训慈《运书日记》的整理出版。

陈训慈1932～1941年间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是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的策划者和直接领导者。抗战胜利后，他又是促成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回杭州的功臣。因而，其日记中有关搬运《四库全书》的记载，对于了解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西迁有特殊的价值。1991年，陈训慈九十华诞时，曾将三册日记捐献给浙江图书馆，编号为《丁丑日记》第一册、第三、第四册。2000年，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征得陈训慈哲嗣的同意，将其中有关搬运《四库全书》的史料整理出来，以《<陈训慈日记>中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迁徙事摘录》为题，发表在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0卷第1期上。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先生也曾“在偶然的场合中”得到陈训慈日记手稿三册，其中题名《丁丑日记》第五册《运书日记戊寅日记之一》所记，正好是1938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头两个月途中之事。2005年、2006年，周振鹤先生将这两册日记整理出来，以《陈训慈及其<运书日记>》为题，分别发表在《近代中国》第十五辑、第十六辑上。2013年，又将两册日记以《运书日记》为名，并附上前揭徐永明教授之文，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外，尚有洪丽亚《文澜阁归书图卷资料述略》（《东方博物》2005年第2期）、杨斌《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第3期）等史料，陆续被发现和整理。尤其是张廷银先生《晚清藏书家丁丙致袁昶手札》（《文献》2007年第4期）、赵天一先生《丁丙致陈豪手札释读》（《文献》2012年第2期）等，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

2017年6月，浙江大学陈东辉先生主编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由杭州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卷前提要”抽出来，连同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并附有《文澜阁志》《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等十三种近现代学者关于文澜阁的重要著述，汇成一编，皇皇三十大册，以冀“一编在手，如指诸掌”，实属锦上添花之作。

第四，文澜阁《四库全书》对江南文化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

乾隆皇帝之所以设南三阁，其本意旨在嘉惠士林，推广文治。这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的诏谕中说得非常清楚：

      前因江浙为人文渊薮，特降谕旨，发给内帑，缮写《四库全书》三分，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藏庋一分。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抄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抄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8]

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二十三日，再加发谕旨，要求内阁督促江浙督抚等允许士子到南三阁中抄阅：

      《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至为美备……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以资搜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等翻阅污损，或至过为珍秘，阻其争先快睹之忱，则所颁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即武英殿聚珍板诸书，排印无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购觅。著该督抚等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9]

藉是之故，浙江地方官员特按上谕派遣官员管理文澜阁《四库全书》，公开向社会开放，允许士子入阁读书抄录，甚至借阅。据有关材料记载，曾在文澜阁抄校或读书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至少有汪中、孙星衍、刘凤浩、朱绪曾、陈奂、谢启昆、钱熙祚、钱泰吉、陆心源、孙衣言等。例如，瑞安玉海楼主人孙衣言，就多次登阁阅览、利用阁书。孙延钊在《文澜阁、嘉惠堂与玉海楼》一文中，直称“清代文澜阁秘笈，实东南文献之渊薮”，并云“玉海楼所收温州文籍见于两谱者，往往为阁本与嘉惠堂之福帙”（《文澜学报》1935年第1期）。

近年来，相关的研究开始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例如，程惠新、高明著《文澜阁<四库全书>传抄本考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年第10期），即基于浙江大学所藏的22种文澜阁本传抄本（以文澜阁《四库全书》为底本而抄录的本子）进行了研究。遗憾的是，此类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

四

以上是笔者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历史的初步梳理。从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迄今为止，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三次补抄、西迁史料的整理和对有功之臣的表彰等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目前关于补抄和保护功臣的表彰，还仅限于少数贡献巨大者。更多的参与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和保护，包括补抄的工人、为补抄捐助费用者，还没有被提及，需要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第二，除了陈训慈日记之外，其他参与补抄的学者还有没有关于补抄和保护的日记？还有多少名人手札中谈到过库书补抄？库书西迁过程中，有关地方有无相关档案？如果有，这些新史料的出现，必将推动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的深入。

第三，除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本的学术价值外，现存的旧抄本与其他阁书有何差异？为什么会有差异？这一工作随着阁书的影印出版，变得非常便利了。与此相关的是，对于现存旧抄阁书尚有多少存世，也应该加以统计和研究。

第四，有多少学者和藏书家登文澜阁看过书？他们抄录过哪些阁书？为什么要抄录？换言之，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江南文化？又是如何影响的？这对于凸显《四库全书》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传承，是有巨大意义的，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

以上是笔者简单想到的几个方面。相信，随着影印本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面世和《四库全书》申遗工作的推进，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工作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关于《四库全书》之完全庋藏文澜阁的时间，限于史料，尚难以详知。据《汪容甫年谱》，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尚未完全送阁。此据黄爱平先生说。见黄爱平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62～163页。

[2]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0册，杭州出版社，2004，第128页。

[3]周庆云：《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记录》，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0册，第332页。

[4]顾颉刚：《文澜阁书目索引序》，《燕大月刊》1930年第6卷第2期。

[5]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0册，第161页。

[6]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的《西湖文献集成》丛书第20册，收录了孙峻、孙树礼《文澜阁志》，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周庆云《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记录》，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

[7]http：//www.hzcbs.com/news/show/？id=551.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将来江浙文汇等三阁分贮全书许读书者领出传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768页。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著江浙督抚等谆饬俟所属全书排架后许士子到阁抄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189页。

  作者简介

宫云维，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戴颖琳，浙江工商大学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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