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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四库学的深入发展，在四库著作研究、四库问题研究与四库学学科建构研究等几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年来，四库学研究日益受到材料的掣肘，如何深入开掘新材料并深翻旧材料，成为当下四库学思考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四库学研究中尚有众多重要议题，如《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细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版本及校注研究等，还有深耕细作的余地。此外，《四库全书》采择书籍的来源问题更是鲜有关注，可以成为今后四库学开拓的重要方向。 作者简介 琚小飞，男，1990年生，安徽安庆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四库学、清代文献学。 一、引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四库学”以来，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四库研究日渐成为“显学”。关涉四库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概而言之，四库学可以分为四库著作研究与四库问题研究两种。顾名思义，四库著作即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产生的衍生品，如《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考证》《四库全书荟要》《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当然还包含嘉道之际各阁检查书籍形成的各阁《书籍目录》和《装函清册》。这些著作的研究，构成了四库学发展的重大空间，并奠定了四库学的根基。[1]学界对这些最主要著作的研究非常丰富和深刻，基本解决了各书的编纂、修改和刻印等问题，揭示了其对清代学人治学、学术发展等方面的价值。[2]就四库问题研究而言，四库学领域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大致有四库编纂研究、四库馆研究、四库文化研究、四库文本研究、四库禁毁研究、四库底本研究、各阁及馆臣研究等几个方面。尤其是四库编纂研究和四库馆研究，已有突破性进展。学界藉助《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等史料，已经清楚地阐释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详情、四库馆的运作、与武英殿及其他各馆的协调、馆臣的实际职任等议题，在四库学领域中成绩最为显著。 陈寅恪先生曾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3]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材料的深入运用与解读，而材料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问题的解读与探讨。回顾史学界各领域学术议题的激发，无一不与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密切相关。四库学的研究手段或方法始终没有脱离文献学的藩篱，与传统文献研究一样，继续发展的最大阻碍正在于材料的掣肘。因此，这也时刻提醒我们反思四库学发展的方向，探寻如何开掘四库学新史料并拓宽研究的路径。 二、四库学史料的开掘与深翻 纵观四库学发展的历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是最兴盛时期。大量四库学专著和新研究议题的涌现，扩展了四库学的外延，而促使这段时期四库学迅速发展的原因便是《纂修四库全书档案》[4]及其他有关四库学的大型丛书的整理与出版。[5]新史料的出现，促进了旧问题的解读，催生了新议题的探讨，亦支撑着四库学研究的学术进步。新世纪以来，四库学材料的匮乏问题开始显现，从研究内容到研究议题，皆呈现出乏善可陈的状态，材料问题成为四库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鉴于此，对解决四库学领域的材料问题提出以下几个思路： 1.大力开掘四库学的新史料 新史料启发新的议题，且能够促进已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四库学领域，这种迹象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库学纂修档案，虽然经过王重民在上世纪的初步整理[6]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系统辑录，但近年来仍有很多新见馆藏材料问世。这些新材料成为于档案之外的文献内证，对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四库学，极为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应属《四库全书总目》纂修稿本的发现所掀起的研究热潮。天津图书馆整理出版馆藏四种卷前提要[7]和纪昀删改《总目》残稿[8]，其中更有价值的便是内府写本卷前提要和纪昀删改本《总目》，加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总目》残稿，以及浙江图书馆藏文澜阁写本《总目》残稿等，使得学界在重新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删改等方面有了新的材料。[9]书前提要的整理汇编，也是近年来促进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史料。目前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四阁卷前提要皆已影印出版。除了以上比较大规模和集中的四库史料以外，若仔细爬梳和挖掘，仍有一些尚未得到利用或者说鲜为人知的新史料。 其一，最先需要说明的便是现存甘肃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文溯阁《四库全书》作为仅存的四阁全书之一，迄今没有影印，亦未开放阅览。除了早先出版的零星几种文溯阁书籍，学术界对其了解甚少。以至于在研究各阁全书异同、《总目》编纂等极为重要的议题时，每每苦于没有文溯阁书的印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与文溯阁《四库全书》相伴随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天津图书馆藏文溯阁《四库全书总目》。据民国以来留存的有关文溯阁书目来看，阁藏《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皆保存完好，未曾离析，而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卷前提要已由金毓黻整理出版，因而对于国图及天图所藏的《四库全书总目》，颇有疑义。笔者初步猜测应为庋藏文溯阁《总目》的撤回本。因为各阁《全书》缮竣后，曾有抄本《总目》《简目》《考证》一同入藏，而《总目》则在乾隆后期撤回武英殿，代之以乾隆六十年刊刻的《总目》，故而现存钤盖“文溯阁宝”之抄本《总目》极有可能属于撤回本。据查，国图藏文溯阁抄本《四库全书总目》仅一册，系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朱丝栏，单鱼尾，鱼尾上方题“四库全书总目”，下为书名、页码卷数等，首叶钤“文溯阁宝”，卷末钤“乾隆御览之宝”，其他另有“抱残”、“董印增儒”及“北京图书馆”等印，正文前有签条作“臣蔡新恭校”。观此书版式、钤印等，为文溯阁《四库全书》之《总目》无疑。天图藏文溯阁写本《四库全书总目》一百四十三卷，首叶钤有“文溯阁宝”，红格纸抄写（朱丝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题写《四库全书总目》，下记书名卷数等，与《四库全书》版式一致。此书未见影印，亦未曾为学界所识。但显而易见的是，以上两种残本或为研究《总目》提供新的材料。 除此之外，文澜阁、文津阁亦有抄本《总目》留存。现藏浙江省图书馆的文澜阁写本《四库全书总目》，存二十七卷，钤有“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即为文澜阁原藏旧物。嘉庆二十五年吴恒聚造送《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登载此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文津阁写本《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无卷首，卷端钤有“文津阁宝”“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诸印，提要内容极简略，或应为介于《总目》与《简明目录》之间。[10]以上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抄本《总目》皆有钤印，应为送往各阁庋藏之《总目》无疑。 其二为天津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内府写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底本所附提要等。关于天图所藏内府写本卷前提要，《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收录其中并影印出版。江庆柏曾撰文指出或为遭焚毁的文源阁《四库全书》卷前提要，[11]此论颇有石破天惊之感，但仍难定论。类似这种内府写本的卷前提要，除天图外，中国国家图书馆亦有收藏。国图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分卷，清内府抄本，用翰林院红格纸抄写，即朱丝栏，共有提要105篇。该书共计八册，白口，四周双边，八行二十一字，单鱼尾，鱼尾上题“四库全书总目”，版心题书名，另署“提要”二字，各书前钤有“赵常恂印”、“北京图书馆印”、“信卿”、“北海赵心青藏”等印。每篇提要均重新编次页码，提要开头均为“臣等谨案”，末为“乾隆 十 年 月恭校上”，年月付阙，抄写工整，无改动痕迹。此书年月皆付阙，但有两书有例外。其一为《读礼志疑》，提要末题署“乾隆 年 月恭校上”，与其他提要“乾隆 十 年 月恭校上”少一“十”字；其二为《文溪存稿》，提要末题“乾隆五十 年 月恭校上”，直接将五十题写，但至于具体何年，亦付空待添。查阅文渊阁书前提要，作“文溪集（书名有别），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提要内容无异。文津阁书前提要作“文溪存稿，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恭校上”，提要内容差别很大。文溯阁书前提要作“文溪存稿，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提要内容与文渊、文津皆有别。此处《文溪存稿》题署乾隆五十，显然晚于以上三阁的抄写时间，亦与文源阁不符。[12] 此外，各馆藏单位收贮的四库底本所附提要稿，是此前学界研究极少关注的。目前所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南夷书》《笔史》等底本提要稿。《南夷书》一卷，明张洪撰，明抄本，首页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此为四库修书底本无疑。又书前有木记作“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南夷书》一部，计书一本”及“总办处阅定，拟存目”。卷末附有程晋芳提要稿，且署“纂修官程晋芳”。《笔史》二卷，明杨思本撰，清抄本，首页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亦为四库修书底本。卷末另纸写有提要，并戳有“存目”“已办”木记，提要稿署“纂修郑”，不详具体撰写者。但据杜泽逊考订，应为郑际唐[13]。除此之外，尚有上海图书馆藏《经籍异同》附姚鼐提要稿等。 其三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编纂期间的校档残记。国图题作《四库全书馆校档残记》，稿本，有涂乙痕迹，卷中有“吴正有号”、“全书处”、“荟要处”、“程中堂未定（完）签”等揭示《四库全书》编纂的专有词汇。卷中有墨笔题《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猜测应该嘉庆时人添撰，书名之后记“[嘉庆]十五年六月初二日，办事堂穆代李老爷振翥借去”。该书登载数十种四库馆办理书籍的签讹总档，书中原文应该是分校官校阅书籍的讹错记录，其上的墨笔校改当为复校官核查分校官讹错情形的记载。如《日讲四书解义复校签讹总记》作“内《周易述义》之底档版心全误，应换写”，《复校鸡肋编》作“已销四次 ，三本共签出原本七十二条、缮本四十条，分校汪锡魁”等。这是四库馆臣校阅书籍的签改记录，且分校官姓名皆有题署。又如《新唐书复校签讹总记》作“四十六年五月初八日销记，送销讫，又查存疑签办。总裁 下 又销一半”。此又为分校官签出讹错后逐一销签的记录。再如《礼记注疏复校签讹总记》作“校对王瑸、校对张埙、校对王钟泰、校对陈墉、分校陈墉。'锡’应依元签改'赐’，缺'自直’二字，当依原签补”，其称“原签”，即是复校官核对分校签改记录，并指出分校校阅书籍的错误。《四库全书馆校档残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编纂《四库全书考证》，从其书中所称“凡黄签须明白晓畅进呈时一览了然，若重沓支离均不足取，倘太简略，又不可以此藉口急索解”即可知悉，“黄签”乃是进呈御览的校签，是从《四库全书馆校档残记》中选取的，而黄签最终汇编成了《四库全书考证》。从《四库全书馆校档残记》的具体内容和性质来看，其对四库馆校阅书籍的运作、复校官的职责和《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特别是针对荟要处的研究，具重要价值。 其四，故宫博物院藏《文渊文源文津三阁记册》《青玉御制三阁记册》《白玉文溯阁记册》《青玉乾隆御笔文源阁记册》及国图、浙图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乾隆朝以及嘉道时期皆抄写有关于各阁的装函清册和目录。乾隆时期抄写各阁目录和记册乃是尊藏宫内，以便乾隆帝查阅，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文源文津三阁记册》《青玉御制三阁记册》《白玉文溯阁记册》《青玉乾隆御笔文源阁记册》，其内容乃是各阁全书的实际庋藏册数和书目的记载，具体书籍的装函、合函情况，皆有著录。嘉庆、道光时期，曾对文津、文澜、文宗、文汇等阁《四库全书》进行过核查，并造送书目清册。文津阁书目清册学界早已知悉，其附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之后。文宗阁、文汇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北“国家图书馆”，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两种清册的四库学价值。[14]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此书共有两种，一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杭州承办盐商吴恒聚等造送，二是道光间金裕新造送的《钦颁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仅存子部与集部，书后附《清理书籍核对不符谨请存案清册》一卷。文澜阁书目清册分别是嘉庆和道光时核对阁书后造送，首先具有了解文澜阁书的具体庋藏情形的价值，其次能够据此比勘不同时期阁书散佚和分函、合函的差异等，最后根据附录之《清理书籍核对不符谨请存案清册》，可以管窥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其他各阁的书目异同，从而了解南三阁《四库全书》编纂的细节。 其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通馆纂修档案、内阁大库中关于四库馆和武英殿及纂修《四库全书》的相关档案。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全书馆，编修《四库全书》，然而四库馆并非独立运作，四库馆臣亦非固定不变。四库修书期间，三通馆、武英殿修书处、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等修书机构互有重叠，馆员互有交叉，各馆之间互有协作，因而四库学的材料，亦可从这些协作的修书机构的相关档案中挖掘。首先是武英殿修书处，这是《四库全书》编纂时除四库馆外的另一个重要机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业已刊布武英殿的诸多档案[15]，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内阁大库档案中，存有大量有关武英殿修书处与四库馆之间协作的材料，尤为重要的材料是涉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摆印，列入丛书的一百余种书籍的摆印时间、摆印部数、摆印用纸、颁赐人员和陈列地点等等，皆有档案印证，对研究聚珍书以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书目疑义、内外聚珍书的差别、乾隆与嘉庆时期摆印书籍的版式异同等，皆有重要价值。其次是三通馆。三通馆初名“续文献通考馆”。乾隆十二年（1747），于宣武门设立“通考馆”，编纂《续文献通考》，《清实录》载“上溯宋嘉定以后，马氏所未备者，悉著于编，为《续文献通考》。大学士张廷玉,尚书梁诗正、汪由敦经理其事”。此后，由于《续通志》《续通典》等其他志书的修撰，三通并纂，册籍繁多，往来不便，于乾隆三十二年将“通考馆”移置武英殿西、咸安宫东夹道内之东，并改称“三通馆”。三通馆由总裁嵇璜、刘墉、王杰、曹文植负责纂修，而这四人均曾充四库馆总裁（副总裁），《四库全书》收录的《续通志》《续通典》《续文献通考》，全部是在三通馆编纂完成的。因此三通馆的档案史料，直接关涉《四库全书》的编纂。内阁大库所藏三通馆档案，涉及三通馆采择的史料来源及编纂的具体细节，如馆臣编纂的稿本、正本的誊清时间、进呈时间，稿本中签改内容等。试举《续通志》为例：“三通馆为知会事照得本馆，于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将《续通志》内之类传四门共十二册，计四百七十五叶，缮写正本进呈，于本月十二日发下，奉旨知道了”；[16]“其通志底本亦俱纂竣，今将图谱略一册、乐略三册缮写正本呈御览，伏候训示”；[17]“今将添纂完竣之钱币一门缮写正本，粘签声明，恭呈御览”；[18] “移会稽查房三通馆奏，奉旨查改之职官考一并敬谨查改，粘签声明，恭呈御览”。[19]除此之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三通编纂的底本，即三通馆纂修完成后的底稿本，其目的是抄写定本缮入《四库全书》。这些底稿本与台北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相互印证，能够揭示三通编纂的详情，厘清四库馆与三通馆之间的协作。 2.重新甄别和深翻四库学史料 于传统史学研究而言，多一分史料就多一分解释力，因而各学科、各研究领域的发展多建立在史料开掘基础上。新史料的发现固然能够引领新的学术热潮，但蓄意伪造和误揣而致伪的史料，无疑会干扰四库学研究，甚至会导致结论的南辕北辙。因而，对已有史料的研读、甄别，是四库学深入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判断四库学史料的来源，将史料所代表的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场域中考量，了解史料撰写者的心境，辨析史料文本的形成过程，从而催发四库研究的新认知。 程晋芳墓志铭的文本差异，可以看出史料甄别的重要性。程晋芳，字鱼门，号蕺园，江苏江都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官吏部文选司主事、武英殿分校官等。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开，任《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并奉诏进献数百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编修程晋芳家藏本”书有350余种。乾隆四十九年（1784），北四阁书初成，程晋芳卒于陕西任上。程晋芳任职四库馆期间，与副总裁刘墉、纂修官翁方纲等交好。程氏卒后，翁方纲、袁枚等撰写墓志铭，追记程晋芳生平、撰著及交游诸事。引起四库学特别注意的是翁方纲撰写的《蕺园程君墓志铭》。据该墓志铭叙述，其他四库馆分校官“校覈讹错，皆罹薄谴”，而独程晋芳“毫发无疵”。四库学界在研究和探讨程晋芳的四库馆经历时，多以此为据。如果忽略这篇墓志铭的撰写者，如此夸大程晋芳在四库馆的贡献倒也符合墓志铭的一贯撰写风格。但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也曾入馆校书，其赞誉程晋芳校书“君所手辑，毫发无疵”的同时，断不会有“旋以馆阁诸公校覈讹误，皆罹薄谴”这样自毁清誉的记载，以各馆臣（包括翁氏）的讹错，衬托程晋芳校书功绩，与一般常理不符，而且也与史实相违伐。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所录程晋芳罚俸记载，足以证明程氏绝非毫发无疵。循此，我们尝试分析《蕺园程君墓志铭》文本流传系统。检核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中所录《蕺园程君墓志铭》，仅叙及程晋芳蒙恩入馆，并无在馆校书的具体细节。[20]但这份墓志铭在程晋芳《勉行堂诗文集》中却又是另一番记载，其称“癸巳岁，高宗纯皇帝允廷臣之请，特开四库全书馆，妙选淹通硕彦，俾司修纂，君与其列。旋以馆阁诸公校覈讹误，皆罹薄谴。独君所手辑，毫发无疵。书成奏进，纯皇帝素稔君才，仰荷特达之知，改授编修”。[21]一般而言，古人的墓志或由至交密友撰写，或请名家代笔，刊刻之前还经家眷子侄润笔，而润笔的内容大多属于夸耀甚至不实的记载。这样一来，倩人撰写的墓志铭就保存在撰者的文集中，而经过润笔的就在墓主的文集或者以碑刻的形式保存流播，这两种文本反映了中国古代墓志铭撰写的特殊情形。就墓志中涉及的四库学史料而言，显然《勉行堂文集》的记载不足凭信，如果不加甄别的利用这段材料，得到的结论一定是有失偏颇的。 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例看研究史料的深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嘉庆年间雕版（前四种为殿版）、摆印而成的一百三十八种书籍的总称。摆印之时，并无丛书之名，但清代流传有很多版本的《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早在嘉庆四年顾修就编撰有《汇刻书目》，其中著录《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名。此外道光、光绪时期流传有《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等。这些书目登载的殿本数量有一百二十六、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八、一百四十一等差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摆印完成并流通以后，各省仿照武英殿版式重新刊刻，是为“外聚珍”，与乾隆嘉庆时期武英殿摆印的“内聚珍”相区隔。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是聚珍版丛书的具体数量以及内外聚珍之别这两个议题，而现有的成果也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继续深翻有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史料，便会发现还有一些重要的议题被忽略了，比如武英殿聚珍本的摆印完成时间，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和《内阁大库档案》，更多武英殿本的实际摆印时间和摆印的用纸、数量等，是可以深入探讨的；再者，学界基本认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特征是：版式划一，各书均为墨栏双边，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行款一致，每书均录乾隆《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一诗并序，次载提要，这两个特征也是鉴定武英殿本的最重要标准。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既有的结论并不可靠。首先，举凡殿本皆有诗序、提要的说法不够确切，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聚珍版书《周易口义》、《四库全书考证》《御选名臣奏议》等，书前皆无提要，其次乾隆嘉庆两朝摆印的殿本书不尽相同，国家图书馆藏嘉庆时摆印的《农书》，虽然其版式、行格等与乾隆时武英殿摆印书籍无异，但在提要撰述上明显不同。一般而言，聚珍版书籍的提要的叙述方式与《四库全书》一致，首行题书名提要，另行以“臣等”书写。但《农书》首行题“钦定四库全书农书提要”，继而另行书写“农书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很显然，这里的提要是直接抄录《四库全书总目》，甚至将其版本来源一并附入，与《总目》著录格式相同。仅以《农书》而言，这或许可作为嘉庆摆印本与乾隆摆印本区别的一个侧面。因此，藉由已有史料的深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摆印、判断标准等已有结论或可重新商榷，而各书的实际摆印完竣时间以及乾隆嘉庆时期摆印书籍的差异等新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 三、关注四库学领域中的核心议题 四库学”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快速推进，日渐成为文献学研究的焦点。但需要引起警惕的是，正是由于研究成果的层出不穷、学术会议的频繁召开等宏大盛况，愈加掩蔽四库学发展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在热潮之下进行冷思考。就当下的四库学研究而言，越发沉溺于四库文本研究不能自拔，忽视四库学中的诸多核心议题。愚见以为，四库学最核心最重要的议题，应当是《四库全书》的编纂与清代政治与学术的互动问题，而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及史料积累程度，还远不足以对此核心问题做出深入探讨。因而，当下四库学的研究，仍然需要以文献学为主，先将相关史实和文献考辨清楚，本文所讨论的几个议题，主要立足于文献学的视角。 1.《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 目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鉴于新见材料的发现，《总目》编纂的细节，或可得到进一步揭示。前文提及的文澜阁、文溯阁抄本《四库全书总目》，刘浦江考订后认为二者内容十分相似，应为乾隆五十五年左右的抄本。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文溯阁《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四十七年办竣送外盛京贮藏，乾隆五十二年禁毁书的抽删以及全面复校工作的开展，各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四库全书考证》均重经复校馆员带回武英殿缮写，此后重新庋藏。而《四库全书总目》此后并未缮写，而是直接以刻本入藏各阁。那么，现存的文澜阁、文溯阁写本《四库全书总目》是否为乾隆五十三复校之后各阁撤回武英殿的本子，需要集中文溯阁、文津阁及文澜阁现存的抄本《总目》，并结合《总目》的编纂、修改过程，做一个系统的研究。而关于国图藏文溯阁抄本《总目》的研究，仅有王菡的《〈四库全书总目〉之稿本及文溯阁本述略》。[22]该文多为绍介性质，至于该抄本《总目》的性质及具体的抄写时间以及缘何留存文溯阁抄本《总目》等，没有过多阐释。天图藏文溯阁写本《四库全书总目》一百四十三卷，首叶钤有“文溯阁宝”，红格纸抄写（朱丝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题写《四库全书总目》，下记书名卷数等，与《四库全书》版式一致。此书未见影印，亦未曾为学界所识。最重要的是，天图所藏文溯阁抄本《总目》的具体抄写年代等问题，始终无人解答，这关系到该书的性质和递藏渊源。并且，天图藏本与国图藏文溯阁抄本《总目》的关系究竟怎样？这都是目前需要开拓的研究方向。 此外，《总目》编修前期的过程，现有研究也不明确。如卷前提要的性质、四库底本提要与分纂稿、初次进呈存目及各时期修改稿的关系问题等有待揭示。天图、国图所藏内府写本卷前提要，其用途可能是为各阁卷前提要之底本。翰林院按照统一格式抄写四库全书提要底本七份，供七阁全书缮录时直接取材，当每种书籍抄写完成后，只需将这些已经抄好的书前提要填上日期即可。[23]当然，至于是否为卷前提要的底本，应该将国图、天图藏写本卷前提要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四库底本提要稿的性质应该是分纂稿的一种，即纂修官校阅书籍后粘贴提要于书中。从国图、上图所藏的底本提要可以看出，这些署有纂修官姓名的四库底本提要，较《初次进呈存目》及《总目》差别很大，且其中的修改痕迹也表明了《总目》吸收了馆臣的校改。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底本提要中的馆臣校改内容，并未被《进呈存目》吸收，如《笔史》提要稿，《进呈存目》更像是直接取材郑际唐原稿，稍加修饰即抄写进呈，而现存底本之上的校改，却又被《四库全书总目》采纳，这说明底本提要稿与《总目》的编纂又有着某些关联。以上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诸多细节，值得深入挖掘，再结合学界已有成果，或许能够完全明晰《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问题。 2.《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研究亟需加强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产生的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对清人治学以及晚清士人的藏书事业产生极大的影响。然而关于此书的编纂、修改、纂成时间等基本问题仍有待发之覆，学界的研究相当薄弱，可以是进一步扩展的研究方向。 检诸档案发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编纂与分纂稿、四库底本提要稿以及《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有着密切的关联。《简目》的编纂，应该是在乾隆帝御览了分纂稿的修改稿（存有应刊、应抄信息）才决定编纂的。据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其抄刻成书，翻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另列《简明目录》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24]此时总目尚未办理完竣，呈送进呈的应为某种分纂稿的修改稿。以时间推论，目前所知最早的《总目》提要稿为台北所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大致反映了《总目》编纂早期的基本面貌，与后来《总目》的体例、撰写内容有着明显区别，其性质和内容更接近分纂稿。关于此稿本的抄写时间，台湾夏长朴根据稿本内容，考订应为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的初次进呈本，但又提出自相违伐的几条证据，认为稿本的编纂时间或应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间。[25]刘浦江依据王士祯名讳问题，认为乾隆帝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三日谕令将王士正改为王士祯，凡各馆在办书籍，均一体照改，此谕非同小可，后期的《总目》及各阁提要皆完全遵从，而《进呈存目》中王士正不止一见，可证此稿本的编纂时间不应晚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后结合《于文襄手札》及《四库全书档案》，推定《进呈存目》应为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次进呈本的残本，至于其他涉及乾隆四十年的提要以及汪如藻职名等问题，显然是后期提要在重订时掺入其中。[26]赵永磊撰文指出，《进呈存目》或应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十月间。其文规避王士祯名讳改易一事，并以《山谷诗集注》之提要撰写于乾隆三十九年冬反证刘氏之说[27]，但刘氏即已认定《进呈存目》当为残稿，并已孱入后期提要，赵氏之反证似不确凿。由此一论，若台北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为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的进呈稿，即乾隆帝乃是御览此本而生编纂《简目》的想法；若此稿进呈时间为乾隆四十年甚至之后，那么乾隆帝御览的提要稿或是分纂官拟定的提要稿。 又乾隆四十八年奏称，“查《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进呈发下改正，另缮清本。并遵旨纂出《简明目录》二十卷，于乾隆四十七年六月进呈，蒙皇上钦定发下，缮写四分于四阁陈设，现已缮出第一分，于本年正月，送武英殿装潢，其余三分缮写将尽”。据此可知，《简明目录》的编纂，应在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进呈的《总目》中析出，并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进呈。因此，我们在探讨《简目》的编纂时，又时刻将其与《总目》的编纂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据这份档案，第一分《简明目录》即文渊阁所藏，于乾隆四十八年缮写完成，乃据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的《总目》进呈本析出，据此可知《简目》的纂成时间定晚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又据赵怀玉年谱可知，其任武英殿分校之时，录副《简目》，并于乾隆四十九年刊刻，这里又牵扯出赵怀玉录副本与进呈本的先后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赵怀玉录副本、进呈本《简目》与乾隆四十六年进呈的《总目》及最终定稿的《总目》比勘研究，才能知悉《简目》的具体编纂过程。 《简目》纂成之后，随《四库全书》入藏各阁，但是在乾隆五十三年复校开始后，各阁皆有抽换、撤改书籍之举，《简目》《总目》《四库全书考证》等皆在其列，各阁抽改之后，各阁《简目》与进呈本存在大量不同，又与武英殿定本存在差异。各阁《简明目录》经撤回武英殿后，重新缮写入阁，而重缮时并非以武英殿所藏《简目》为底本，而是直接以进呈本《简目》稍加删削禁毁书即办竣，因而造成阁本与殿本《简目》的差异，这与《四库全书考证》等书的重缮如出一辙，皆是四库馆臣倦于誊写修改后的《简目》（或许是因为武英殿本修改太多，重现缮写较为耗时），而直接以进呈本为据。《简目》的修改过程与最终的武英殿本及各阁本《简目》、进呈本《简目》的异同密切相关，需要深入探求。 《简目》纂成之前，即有赵怀玉录副刊刻，早于清廷武英殿刻本流传于世，其版刻便有赵怀玉刻本、进呈本、武英殿刻本等，远较《四库全书总目》复杂。将存世的《简目》版本，区分整理，可以列为以下两种刻本系统：第一，赵怀玉刻本系统：乾隆四十九年赵怀玉刻本以及以赵刻本为底本的粤刻本和其他刻本。第二，进呈本系统：进呈本《简目》、袖珍版《简目》、七阁《简目》、武英殿刻本《简目》、纪昀呈进本《简目》以及以武英殿本为底本和进呈本为底本刊刻、抄写的各种版本。清代及清代以来流传的各种《简目》版刻，皆不出以上两个系统。在梳理和辨别版刻系统之后，需要探明进呈本系统中的清抄本、进呈本、纪昀呈进本与阁本《简目》的内容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特别是乾隆四十八年左右，纪昀呈进《简目》，此本《简目》仅书名、卷数与作者，与各本《简目》均有别，这是出于什么因由，尚需仔细研究。除此之外，各阁本《简目》与武英殿本《简目》均属于后期抽改而成，依据常理，两者应属一致，甚至完全相同，但在对校过程中发现，阁本《简目》或许是直接在进呈本的基础上再次删去禁毁书而成，而乾隆四十七年之后的校改内容，却没有吸收。武英殿本《简目》一直在馆修改，故而最为详瞻和完整，这是探求阁本《简目》与殿本《简目》异同的一种路径。 所述《简目》的编纂、校改与版本，是研究《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研究其与清代学术史的关联。《简目》对清人的治学产生了极大影响。《简目》刊刻流传以后，一直成为清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购书藏书的指南。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简目》是晚清藏书家收集书籍和判断典籍珍贵与否的标杆，对清人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产生重要影响。以《简目》为切入点，深入到藏书家和他们所历经的社会背景，可以进一步探索《简目》的书籍史影响。与此同时，士人纷纷以《简目》为准，更加催生了对《简目》的研究。士人读书之余，常以札记标注其上，大旨约为增补书籍版刻、纠正《简目》记载之失。嘉道之际，邵懿辰首开标注《简目》之先河，成为清人竞相模仿的范例，多有标注之举。邵氏标注《简目》之后，广为传抄，邵著本身又经清人增补，枝蔓相连，绵延不绝，是为《简目》流传的发展史。从这个维度上说，《简目》与清代学术及书籍流播，密切相关。 3.《四库全书》书籍采择来源问题仍有研究空间 采择书籍，是四库开馆的第一步工作，是编纂《四库全书》前的首要任务，因而采择书籍的研究，是四库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议题。一般而言，在探求《四库全书》所录书籍底本时，首先依据的便是《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述之采择来源。由于《总目》仅述及何省或何人进呈，并未明确具体的版本，因而对于四库底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核查版本，追溯递藏源流和版本异同。颇具吊诡的是，在具体的四库底本研究中，往往依据《四库全书总目》而得知的四库底本来源与实际考订的四库底本并不相符，由此引发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总目》中叙述的书籍采择来源是否在《总目》成书后仍有修改？或是为了顾及与平衡各地、各家藏书，有意置换，尚待进一步验证。 其实，对于以上猜测，目前也有多个例证相佐。天津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中有纪昀删改书籍采择来源的记载，残稿原作“《意林》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纪昀墨笔删去“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改作“江苏巡抚采进本”。据查《意林》提要，作“此本为江苏巡抚所续进，乃明嘉靖己丑廖自显所刻，较范氏本少戴、柳二序，而首尾特完整”，是知纪昀所改当据提要而言。这个例证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书籍来源有着通盘的思考，但至少提示我们《总目》中著录书籍来源是存在错误且有过修改的。再如《四库全书》所录《雍录》的书籍来源，《总目》为“于敏中家藏本”，与实际的书籍来源亦不相符。据《藏园群书经眼录》载，“《雍录》十卷，宋程大昌撰，明嘉靖十一年西安知府李经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单栏，版心题雍卷之几。前嘉靖辛卯康海序，卷第一开卷为五代都雍总图，后嘉靖十一年知西安府事李经序”。[28]封面有“乾隆三十九年正月江苏巡抚萨载送到蒋曾莹家雍录一部计四本”朱文木记，每册尾有“江苏巡抚购备进书籍”戳记，钤有翰林院大方印。众所周知，翰林院大方印是确定四库底本的直接标识，此本经傅增湘先生经眼，断为李经刊本，而笔者依据《四库全书考证》亦考订四库本《雍录》为李经刊本。[29]因此，《四库全书》所录《雍录》的书籍来源应为明代李经刊本无疑。此外，《雍录》底本钤有“乾隆三十九年正月江苏巡抚萨载送到蒋曾莹家雍录一部计四本”朱文木记及“江苏巡抚购备进书籍”戳记，且盖有翰林院大印，故而知此本应为江苏巡抚采进本，并非《四全书总目》著录之“于敏中家藏本”。 既然《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书籍来源，并不能完全反应四库馆征书的书籍来源，那么我们以征访采择的地理类书籍为例，结合《四库全书采进书目》《四库进呈书籍底簿》与《四库全书总目》做一个对比，尝试总结四库馆著录书籍来源的一些问题。 据统计，《四库全书》著录地理类书籍149种，大多为《四库采进书目》《四库进呈书籍底簿》登载，但亦有少量书籍如《关中胜迹图志》等书籍，未在著录之列。另有一些书籍如《至元嘉禾志》《景定新定续志》《正德嘉兴府补志》《三吴杂志》《惠山古今考》《漕河奏议》《海运志》等《四库采进书目》未著录，而《四库进呈书籍底簿》登载，这其中主要的因由或许征访书籍告一段落，而后进呈的的书籍未及登载，或是因为《采进书目》经清人删定增补，偶有缺漏。但就绝大多数书籍而言，凡四库著录、列为存目的地理书籍，皆为《四库采进书目》《进呈底簿》所录。 各地进献书籍与《总目》采择异同表
由上表可以总结《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籍来源的一些问题。第一，《总目》采择的地理书籍，从总体上看，大部分书籍的进呈地与总目采择的来源相吻合，但并非完全对应，具体体现在不仅《总目》登载的某省进呈本数量较《采进书目》为多，还存在《四库采进书目》或是失载，或是存于其他省份等情况。如《剡录》，《总目》录为江苏采进，《采进书目》在浙江省。《京口三山志》，《总目》录为江苏采进，《采进书目》录为浙江范懋柱天一阁进呈等。对于这些登载不一的书籍来源，《四库全书总目》为何没有依据《采进书目》著录书籍来源，而是以他本代替？第二，比勘《总目》著录的书籍来源，并与《四库采进书目》覆核，发现《总目》实际著录的典籍均超过《四库采进书目》中采择的数量：如江苏省，《采进书目》著录江苏进呈地理书籍64种，经比勘后有28种书籍被《总目》采择。但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江苏省进呈书籍33种。也就是说，《总目》实际著录的典籍，超过了《四库采进书目》中被采择的书籍。那么，这些多余采择的典籍，是否是《总目》在著录书籍来源时有意置换为江苏巡抚采进？当然，对于以上两个问题，似乎可以用“《四库采进书目》不全”为由予以解释，但如大量典籍的来源均存在置换，绝非如此简单。 除上述所述的几个议题之外，像文澜阁《四库全书》中丁丙兄弟补抄本的价值、《四库全书》的复校过程等，也是可以深入研究的。因此，目前四库学研究中还有一些重要的议题亟待探研，在新史料的启发下，既往的研究并非不能继续推进。我们应该回归四库学的核心议题，从整个《四库全书》的编纂和现存《四库全书》的价值角度分析，避免简单的“清朝文化工程”或者“篡改典籍”等既有观点。在此基础上，跳出四库学之外，重点考察在整个历史研究中，《四库全书》究竟存在什么意义，深入到具体的文献学领域及各断代史领域，做出恰当的分析。 四、结语 针对“四库学”发展的材料掣肘问题，尝试通过各种路径搜寻史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但不是最终的良药。最重要的仍然是如何利用旧有史料，完善现有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并拓宽研究层面，推进研究深度。“四库学”若要成为独立、专门的学问，不仅要有稳定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研究范围与领域、独特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更重要的是有源源不断的新材料的涌现和新议题的阐发。就目前情况来看，“四库学”还只能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其材料的累积程度和研究议题的深度，尚不足以支撑作为独立学问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 周积明：《四库学：历史与思考》，《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 由于论著太多，这里不做具体介绍，可参看单磊《百余年来四库学研究述评》（《中国四库学》第三辑）及甘肃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联合编辑《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等。 [3]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5]如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四库未收书辑刊编辑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张升著《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等。 [6] 王重民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北平图书馆，1934年。 [7] 李国庆编：《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大象出版社，2016年。 [8] （清）永瑢等撰：《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9] 对《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研究，较为丰富，此处列举如下：王菡：《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黄燕生：《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再发现》，《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1991年；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1992年：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刘浦江：《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文史》2014年第4辑；夏长朴：《重论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湖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文献》2016年第1期；张玄：《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小说家类考》，《文献》2019年第4期；陈恒舒：《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发覆—以清代别集为例》，《文献》2019年第4期。限于篇幅，尚有多篇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论著没有列出。 [10] 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 [11] 江庆柏：《天津图书馆藏内府写本四库提要为文源阁提要考说》，《历史文献研究》第41辑。 [12] 附注：文章发表后，经罗毅峰兄提示，辽宁图书馆尚有《总目》残稿及文溯阁抄本《总目》，文中未及关注，附于此。 [13] 杜泽逊；《读新见郑际唐一篇四库提要分纂稿》，《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3期。 [14] 琚小飞、王昱淇：《嘉庆朝〈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考》，《历史档案》2017年第3期。唐宸、黄汉：《台湾藏〈文汇阁四库全书书目〉抄本考》，《文献》2019年第4期。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 [16] 《内阁大库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藏，登录号：117951-001。 [17] 《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79593-001。 [18] 《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15863-001。 [19] 《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02358-001。 [20] （清）翁方纲撰：《复初斋文集》卷14《蕺园程君墓志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568页。 [21] （清）程晋芳撰：《勉行堂诗文集》附《蕺园程君墓志铭》，魏世民点校，黄山书社，2012年，第846页。 [22] 王菡：《〈四库全书总目〉之稿本及文溯阁本述略》，载《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23] 刘浦江：《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文史》2014年第4辑。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25] 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第30卷第2期，2012年，第165-198页。 [26] 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收入氏著《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239-268页，中华书局，2017年。 [27] 赵永磊：《〈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编纂性质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 [28] 傅增湘撰：《藏园群书经眼录》卷5，中华书局，2009年，第449页。 [29] 琚小飞：《〈四库全书考证〉与四库底本考索》，《历史文献研究》第41辑，2017年。 原刊《清史研究》2020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 编辑：大智 排版：大隐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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