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采进本包括各省督抚购进、私家进呈、内府藏本。其中内府藏本主要指武英殿藏本，少量内府藏本指天禄琳琅善本。这些用于修《四库全书》的原本称为四库采进本。
四库采进本最初汇集于翰林院，统一加盖“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各省购进及私人呈本均在书衣钤木记，载明某年月某督抚送到某家藏某书若干部若干本，以便发还。
由于翰林院地方太小，所以选定各书送武英殿发钞，这些用于钞写收入《四库全书》的进呈本叫“四库底本”。后来这批底本移回翰林院列架贮存，供士子查阅，是七份《四库全书》的原本，合之则为八份《四库全书》。
其余无须钞写的书主要是存目之书、重本、禁毁书，起初当然留在翰林院。对于这批书后来的存放地点及下落一向有不同说法，本文主要谈这个问题。
这批存目、重本及禁毁书又分督抚购进、武英殿藏本、私人呈本。对私人呈本乾隆帝早有命令，俟全书修完，发还本家。督抚购进及武英殿藏本则于乾隆四十二年决定交武英殿贮藏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683页。下简称《档案》) 。
决定发还的私家呈本仅发还三百九十种，其余则与督抚购进本、武英殿旧藏本仍置一处。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刘墉等奉旨清查奏报：“至各省采进遗书并各家呈进书籍，自应分项清查，以稽全数。臣等行文翰林院详晰开送数目去后，旋据翰林院查明付覆：收过各省采进及各家进呈各种书籍，共计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除送武英殿缮写书籍三千九十八种，又重本二百七十二种，已经发还各家书三百九十种外，现在存库书九千四百十六种。内应遵旨交武英殿者六千四百八十一种，应发还各家者二千九百十八种，军机处及内庭三馆移取者十七种。” (《档案》1930页) 据此可知当时采进本分布之情形，底本在武英殿，其余主要在翰林院。6481种指督抚购进及武英殿旧藏本，2918种指私人进呈本，两项共9399种，皆为《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当时仍存翰林院。
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永王容奏将《四库全书》底本存贮翰林院，将“各省督抚购进诸书，谨遵旨令翰林院查点，交与武英殿另行藏贮。”奉旨：“依议。” (《档案》1953页)
估计在此后不久，存于翰林院的非四库底本即移贮武英殿，而发武英殿钞写的《四库全书》底本则移贮翰林院。
这样推测除以上永王容奏章及乾隆批准外，还有一个旁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朱赛虹女士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一部《武英殿东庑凝道殿贮存书目》十九卷，著录图书9001种，朱女士认为：“其数量与内容正与翰林院欲交之书相符，充分证明'应遵旨移交武英殿’一事已经实施。但是此目未注明抄录年代，所以从翰林院移交武英殿的时间无法断定。” (《武英殿修书处藏书考略——兼探四库“存目”等书的存放地点》，载《文献》2000年2期) 根据永王容上奏及乾隆帝批准时间 (均在十月二十六日) ，这批非四库底本移贮武英殿当在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以后不久，这部书目亦当编成于移贮过程中或移贮后不久。
仅仅隔了九个月，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三十日永王容等又上奏称：“其节次扣存本及重本，向存贮武英殿。此种书籍虽非正项底本，亦应饬令该提调全数移交翰林院，一体收贮，以归划一。”奉旨：“依议。” (档案2055页) 这里所说的“节次扣存本及重本”，是否即存目等非四库底本，并不明确，但从“虽非正项底本”一语推测，应即存目等书。如这一推测成立，那么《武英殿东庑凝道殿贮存书目》当编于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五十二年七月三十日之间。
乾隆以后，存目、重本及禁毁书即与《四库全书》底本同存于翰林院，直至清末散亡无存。其证据如下：
(一) 嘉庆二十年满族人福申从翰林院借钞《掌录》等四库采进本。《掌录》二卷，嘉庆二十年福申钞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福申手跋云：“辛未入词馆，闻有《四库书》蓝本，贮署之东西库。其未入《四库》而仅存目者，分藏讲读、编检二厅。心艳羡之，恨不获一见。乙亥受职后，办理院事。适曹俪笙、秀楚翘二夫子有查书之命，遂得遍阅奇书，觉满目琳琅，目不暇给。虽纷纭残蠹，不及细观，而无如爱不释手，欲罢不能。仅借卷帙之少者，赁书傭分写，如《诗故》、《禹贡图注》、《春秋地考》、《地名辨异》、《左传人名辨异》、《纯正蒙求》、《姬侍类偶》、《同姓名录》、《经籍异同》、《金鏊退食笔记》、《玉唾壶》皆是。间有友人祥云章代书者，如《新加九经字样》、《资暇集》、《礼记稽疑》三种。此书则余之三伏中挥汗而录者也。原本一卷，与《骊珠随录》相类，毫无次序。余析为二卷，暗以类从，为便翻阅耳。书竣，聊记数语，以见余之不怠，非敢夸多识云。嘉庆乙亥年立秋前一日志于茶半香初之室，长白福申。”下钤“福申之印”白文方印、“禹门”朱文方印。
按：《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四《官署·翰林院》：“堂五楹，堂西偏为读讲厅 (泽逊按：福申跋作讲读厅) ，东为编检厅。”据福申跋，嘉庆二十年他尝奉命查书，当时《四库全书》底本存翰林院后堂东西书库，存目诸书则存翰林院讲读、编检二厅。福申借钞之书既有《四库全书》底本，又有存目之书。
(二) 同治十年孙诒让从翰林院借抄四库存目书《黄文简公介庵集》。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二十五：“《黄文简介庵集》世间流传绝少，……同治辛未，余以应试入都，假得翰林院所储明刻小字本，验其册面印记，即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三宝所进汪启淑家藏本也。既移录其副，复精勘一过。”按：民国二十年永嘉黄氏排印《敬乡楼丛书》第三辑所收《黄文简公介庵集》十一卷，所据实即孙诒让从翰林院借抄之本。这部进呈本后流入民间，转归刘承干嘉业堂。《嘉业堂藏书志》所收董康为是本所撰提要云：“书经进呈，发交翰林院清门必阁储待领回。光绪初，钱桂林直清门必阁时携出者。”董康认为是钱桂林从翰林院偷出来的，因为书上有“钱桂森辛白甫”等印章。后来刘承干把明版书售归中央图书馆，这部进呈本即其一，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
(三) 同治初年周星誉曾在翰林院目睹四库进呈书。周星诒《窳木广黄日记钞》卷中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四日记：“予兄叔田匀言：奏办院事 (原注：俗称清门必堂翰林) 日必至衙门办事，聚集于敬善亭之左右室中，堆积书籍如山。明朝历代实录及修史日采进备用各事，洎各省进呈四库馆书原本奉旨发还而未领者，经百余年抵换盗窃之余，犹连屋充栋也。中有两室，垣宇倒塌，书籍档案遍地皆是，砖瓦所压，幸北地干燥，不致霉烂。阅今二十余年，不知何如矣。”据周星诒“阅今二十余年”推之，其兄周星誉 (叔田匀) 目睹翰林院图书惨状，当在同治初元，上去嘉庆二十年福申查书已四十余年。
(四) 光绪十年王懿荣从翰林院借抄四库存目书戚继光《止止堂集》。光绪十四年山东官书局据王氏抄本刊行，有光绪十五年三月王懿荣序云：“光绪己卯、庚辰间，登州志局方纂艺文志，求戚武毅公此集不得。……后三四年，懿荣乃从翰林院署借得此集明刻五卷本，即乾隆间四库馆收录之底本也。……于是募工对临一通，悉如原刻，谨以官本还署。”
(五) 光绪间李文田从翰林院借抄四库存目书《哈密事迹》，其书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余尝寓目，末有李文田手跋云：“在翰林院清秘堂据原本抄出。原本即乾隆中馆臣据以序录者也。光绪丁亥腊月除夕前三日五千卷室主人记。”丁亥为光绪十三年。
(六) 光绪间杨晨从翰林院携出四库存目书《叶海峰文》，系天一阁进呈抄本。光绪二十七年叶绍蘧刻《叶海峰文集》二卷，其前一卷即据杨晨携出之本。叶绍蘧序称“家小鲁茂才秀藻从给谏杨先生晨得遗文一卷，为四明范氏天一阁原抄本，即《四库存目》所列者。”杨晨亦为这个叶氏刻本作序，自云：“曰乡郎在史馆读中秘书，于院署瀛洲亭得《海峰先生文》一册，盖乾隆中纂修《四库全书》，浙江巡抚所采进者，为四明范氏天一阁旧抄本。辛卯奉讳里居，江洋叶小鲁……录副以归。”《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四：“瀛洲亭在翰林院内堂之右。”可见此书是光绪十七年杨晨返回浙江黄岩老家时带回去的。而其来源是翰林院瀛洲亭。
(七) 光绪十八年翰林院尝编书目，内多存目之书。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六第六十一页：“《翰林院书目》四册，清陈侃编，抄本，分四部，但记书名册数，不载撰人，不注明钞本、刊本，分类亦淆乱。光绪十八年编。内多四库存目之书。”
(八) 光绪中翁同龢尝目睹翰林院藏书情况。上海图书馆藏翁万戈旧藏两淮进呈四库馆清钞本《均藻》卷末翁同龢手跋云：“四库开时，四方献书者，经采录后，以原书发还其家。其发而未领者皆储于翰林院。院有瀛洲亭五楹，列架比栉。余于咸丰己未院长命与清秘堂诸公同检书时，插架尚十得六七。后于厂肆往往见散出之本，盖管钥不慎，为隶人所窃也。迨光绪中再至，则一空如洗，可胜叹哉。松禅记。”翁同龢谓“一空如洗”，其至翰林院当在光绪十八年之后，因十八年陈侃编目尚多载存目之书。所谓“一空如洗”大抵属夸大之辞。
(九) 光绪二十九年桂芬在北京街市购得吴玉墀、范懋柱进呈本数种，谓从翰林院出。清华大学藏清康熙抄《周易阐理》四卷，系存目书，封面有乾隆三十八年吴玉墀进书木记，卷内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末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桂芬跋，谓“光绪癸卯 (二十九年) 岁来京师，偶于街市以钱五百购得是书及《遗忠录》、《礼贤录》、《忠献别录》、《龙川别志》等书，皆完善无缺，都为范氏懋柱家藏本，浙江巡抚所进者也。盖因庚子之岁，拳匪酿祸，联军入京，以致神京陆沉，两宫西狩，内府图书，率多散失。是书储翰林院中，翰林院为德人所据，所贮典籍尽投诸溷，而是书不知何时流落人间，宁非幸哉。”此事去1900年庚子事变仅三年，当可信从。依桂芬所述，庚子事变时仍有四库采进本存翰林院，并非如翁同龢所云“一空如洗”。
从以上九条资料看，乾隆以后，至1900年庚子事变，四库采进本，包括《四库全书》底本和存目、重本、禁毁书，一直存于翰林院，其间流失现象严重，但未见有移交武英殿的记载。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282至283页主张四库存目书及重本等乾隆以来存武英殿，同治八年毁于武英殿大火。朱赛虹《武英殿修书处藏书考略》一文赞成黄爱平的观点。根据以上的史实，四库存目书毁于武英殿说显然不能成立。
至于庚子事变中翰林院书籍被毁情形，当时英国使馆的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有一段记载，可供参考：1900年6月24日：“英使馆所以不受直接之攻击，成为疲睡之状者，恃其地位之佳也。咋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入翰林院，只一点钟间，众公使居住之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众公使大惊。……予前已述过，英使馆之东、南二面为别使馆所掩护，不能直接受攻，除非外线之人失守而退，敌始能至耳。西边因有上驷院之保护，亦不必十分设防，故敌人之能直接来攻者唯余二处，一为窄狭之北方，一为西南角，其间有中国矮小房子接于使馆之墙，彼中国人奇异之攻击，只能于此二处发展。初自西南角来攻，今则转其锋于北面，放火烧翰林院。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 (Oxford) 、剑桥 (Cambridge) 、海德堡 (Heiaelberg) 、巴黎 (Sorbonne) 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受有严令，逼其作事，此辈今亦舍其和平之董事会及军需局而来此矣。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扑灭一处之火，又有一处发生，因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藉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面抛弃浇油之火具。”又6月25日夜：“英馆之北，今已有人驻守，置有沙袋等防御之物，阻隔敌人。此处毁坏荒凉之状，俨如坟院。” (2000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社重排冷汰、陈诒先译本第59、60、68页)
经过庚子事变，翰林院中残存之四库采进本与《永乐大典》残卷等珍贵图书文献才最后散亡无存。四库采进本之传世者，有少量发还之本，也有不少被官员窃出之本或者借出未还之本，烬余之物亦当有之，终是一鳞半爪，回顾乾隆间文物之盛，不免今昔沧桑之感。
二零零一年元月三十日于槐影楼。
原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