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版本梳理，可以得出《王祯农书》的版本源流如下：
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王祯农书》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个是以嘉靖本为祖本的嘉靖本系统，另一个是以《永乐大典》本为祖本的四库本系统。[3]众所周知，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先后抄写过北四阁、南三阁七份，其中北四阁是依次先后抄成的，顺序为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南三阁基本上是同时抄写完成。[4]另外，编纂《四库全书》时，除了判定“应抄”而抄入全书的3000余种书外，还选择部分列为“应刊”，由武英殿组织刊印，即后世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130余种，前期4种采用雕版，以后各书皆用活字印刷。[5]由于“应刊”使用活字，每种书一般除印刷20部供皇家陈设外，仅印刷300部可供外界流通，再印即不方便，后来朝廷下令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五省进行翻刻，相对于清内府“内聚珍本”，五省官书局所印一般统称为“外聚珍本”[6]。以上北四阁、南三阁，再加上内外聚珍本即形成一个四库本系统，即本文题目“四库本系统”之意。《王祯农书》即为“应抄”“应刊”之书，现存版本包括文渊阁本（抄成于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文溯阁本（抄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津阁本（抄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文澜阁本（现存两卷，抄成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以及武英殿本（刊于嘉庆七年）和闽本（福建刊于光绪二十一年）、广雅本（广东刊于清光绪二十五年）两个外聚珍本，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用来考察四库本系统的抄校与刊印，即文本的形成和流变过程。另外，《四库全书》的底本有三种来源，分别是《永乐大典》辑本、内府藏本和各省采进本，[7]而《王祯农书》属于《永乐大典》辑本。
根据《四库总目提要》，《王祯农书》四库本系统的底本应为《永乐大典》本。《提要》还敏锐地指出，明初《文渊阁书目》著录有“《王祯农书》一部十册”，可能即是《永乐大典》本的来源。《提要》又称“《读书敏求记》曰'《农桑通诀》六，《榖谱》四，《农器图谱》十二，总名曰《农书》。’《永乐大典》所载并为八卷，割裂缀合，已非其旧。今依原序条目，以类区分，编为二十二卷。”这里说《永乐大典》所载《王祯农书》为八卷，查《永乐大典目录》，卷625至卷637，标示为“农书一”至“农书十三”，其后卷638至卷640，分别标示为“农书十四农桑辑要”“农书十五 农桑辑要”“农书十六农桑衣食撮要”。[8]《王祯农书》八卷当在卷625至卷637中，只是其他五卷未知何书。 《提要》说据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重编为二十二卷，是有问题的。孙星华在外聚珍闽本的跋中就指出四库本“卷数则又偶据误本《读书敏求记》分列故也。《读书敏求记》有赵、沈、阮、潘四刻，惟赵刻、沈刻均在四库未开馆以前。考其于《农书》条下，均称《农桑通诀》六、《农器图谱》二十、《谷谱》十，与此本合，而《提要》所引《敏求记》，《农桑通诀》讹“二十”为“十二”，《谷谱》讹“十”为“四”，且两类互易先后，则决非沈、赵两刻，盖别一误本也。”孙氏所言非常正确，故将《王祯农书》重编为二十二卷一说没有根据，并且四库本前保留的《农书原序》即称“为集三十有七”，其中《谷谱》第十一集亡佚，现存应为三十六集。注意到《读书敏求记》著录为“《王氏农书》十卷。”[9]应是装订为十册，正与《文渊阁书目》著录相同。
实际上，《王祯农书》的外聚珍本文本不属于四库本系统，而属于嘉靖本系统，这是外聚珍本的一个独特现象。由于外聚珍本是内聚珍本的一种延伸，这种更换底本的特殊现象正好一并讨论。所以这里分两部分进行讨论，首先讨论七阁四库本和武英殿本的抄校和刊印。《永乐大典》本无论是整部抄录还是分条辑出，都要抄录正、副两本，正本是抄入《四库全书》的第一份，即文渊阁本，副本作底本，用来刊刻武英殿本和抄写其他阁本。[10]《王祯农书》属于整部抄录的情况，抄出后还需要纂修官等进行初步校勘才能形成定本。按照这一流程，七阁本和武英殿本应该属于同一祖本的系统，但通过汇校发现，这些本子之间存在大量异文。下面就具体考察分析一下这些异文的情况，包括文渊阁本、文溯阁本（仅看到《自序》的异文情况）、文津阁本、文澜阁本（现存九、十两卷）、武英殿本。 第一，文渊阁本、武英殿本文字比较精审，错误不多。相比之下，文津阁本、文澜阁本抄写错误较多。举例说明如下： 此一大段200余字，文津阁本全部脱落。 文津阁本“山阳钜”三个字误抄为“广志曰”，是涉前文而误。 文澜阁本开篇此句全部脱落。 “法”，文澜阁本误抄成“洞”。 “芼”，文津阁本、文澜阁本误抄成“笔”。 此例很典型，此段话诸本皆同，惟文澜阁本“不即”“树下”“一尺”三处，分别误抄成“否即”“种下”“一寸”，可见抄写校对之粗疏。 另外，《谷谱》“百谷谱七”“百谷谱八”处，文澜阁本、武英殿本全无，“百谷谱九”“百谷谱十”“百谷谱十一”，文澜阁本分别误作“百谷谱七”“百谷谱八”“百谷谱九”。 第二，四库本系统各本都有其独特的异文，按照抄写和刊印流程，四库本和武英殿本都需要多次反复审校，审校的过程既校对底本又校改原本，即也改动底本的文字。[11]那么，这种各有独特异文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即每个本子在抄写刊印过程中都经历了各自不同的校改。初步统计文渊阁本（包括所有子本）与嘉靖本的异文有近2000条，而在此之外，文津阁本和武英殿本的异文有400余条，文澜阁本仅存两卷，也有70余条。举例说明如下： 7.《农桑通诀·地利篇第二》：“今去古已远，江野散闲”。 “江”，文津阁本同嘉靖本，文渊阁本作“田”，武英殿本作“疆”。嘉靖本“江野”不好理解，文渊阁本、武英殿本能看出都是校改，而文津阁本则未校改。 8.《农器图谱·耒耜门·犁》：“摼，苦耕切，憧也。” “憧”，文津阁本同嘉靖本，文渊阁本作“撞”，武英殿本作“牵”。实际上，《广韵》作“撞”，文渊阁本、武英殿本应是校改，而文津阁本则未校改。 “米”，诸本同，唯文渊阁本据《说文》校改为“水”。按，《说文》“黍，从禾，雨省声。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  ，荧省声。”“ “祖”，诸本同，唯文澜阁本校改为“帝”。 “园圃，毓草木”，诸本同，皆缺，唯武英殿本据《周礼·太宰》校补。 如上一段，文渊阁本同嘉靖本，文津阁本作“则孝弟力田之风，骎骎乎日进于古矣”，武英殿本作“则斯民幸甚”。 如上一段，文渊阁本同嘉靖本，文津阁本无，武英殿本作“蜂畏蒲虫，触其粉即死。验蜜法：烧红箸，插入蜜中，箸出烟者，杂饧也；粘者，杂粟粥也。白蜜成块为上。割蜜者，以薄荷细嚼，涂手面，自不蛰人。蜂盛之家，致富甚速。”按，武英殿本文字不知何据，又见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十一“养蜂”条正文及方中通、方中履注。 此句其他诸本皆同，唯文津阁本作“试考剃氏文，何忧田弗治。” 如上，例13-15出现大段文字的异文，文津阁本和武英殿本的异文不知何据。 第三，多有文津阁本、文澜阁本、武英殿本相同，而文渊阁本不同的情况，似乎文渊阁本是个特例的存在。举例如下： “须”，文津阁本、文澜阁本、武英殿本皆同嘉靖本，作“须”，文渊阁本独作“令”。实际上这里是引用《农桑辑要》之文，正作“须”。 “急”，文津阁本、文澜阁本、武英殿本皆同嘉靖本，作“急”，文渊阁本独作“即”。实际上这里是引用《农桑辑要》转引的《齐民要术》之文，两书皆作“急”。 “作”，文津阁本、武英殿本（此卷文澜阁本不存）皆同嘉靖本，文渊阁本作“教”。实际上这里引用周必大《曾氏农器谱题辞》转引《山海经》，两者皆作“作”。 “中”，文渊阁本同嘉靖本，文津阁本、武英殿本（此卷文澜阁本不存）皆作“种”。 “九月”，文渊阁本同嘉靖本，文津阁本、武英殿本（此卷文澜阁本不存）皆作“八月”，《永乐大典》引作“八月”。《诗经》作“九月”。 由于文渊阁本最先写定，初看起来它似乎反映了《永乐大典》底本的原貌，而其他四库本后又经校改，所以与文渊阁本不同。但是其他四库本有如此多的一致性异文，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据统计，文津阁本、文澜阁本、武英殿本一致且不同于文渊阁本有15处，在文澜阁本不存的卷里，文津阁本、武英殿本一致且不同于文渊阁本有65处。如果文渊阁本更接近底本，那么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这些校改都标注在底本上，所以此后根据底本抄写继承了这些异文。但实际上，还存在不少武英殿本与嘉靖本相同，却与其他四库本不同的情况，举例如下： “颖”，武英殿本同嘉靖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皆作“预”。 “制”，武英殿本同嘉靖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皆作“致”。 “辨”，武英殿本同嘉靖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皆作“办”。 由于武英殿本的刊印时间已经到了嘉庆七年（1802），是四库本系统中成书最晚的，此时四库馆早已关闭，似乎没有必要再做太多校勘，只需依据《永乐大典》底本刊印就是，所以这些异文最大可能本来就来源于底本。我们再回看例20，这里文津阁本、武英殿本的异文正与《永乐大典》现存片段的引用相同，也透露出文津阁本、文澜阁本、武英殿本出奇一致的地方，其实可能正是底本如此。再举一个例子： “转耕”，文津阁本同嘉靖本，文渊阁本、武英殿本（此卷文澜阁本不存）作“转地”，而《齐民要术》亦作“转地”。 如果文渊阁本近似底本，《齐民要术》正作“转地”，文津阁本所抄底本改成“转耕”，理据不足，而既已校改，武英殿本不该又改回“转地”。如果此处文津阁本更接近底本，而文渊阁本、武英殿本都是依据《齐民要术》校改，这种解释显然更合理。因此，我们倾向武英殿本其实最接近《永乐大典》底本，而其他四库本多有校改，文渊阁本校改最多。例7-15即显示出四库各本都有独特的异文，这些异文除抄写错误之外，应该是经过四库馆臣的有意校改。这些校改出自纂修官和分校官，纂修官校正原书，而分校官在校对誊录本的同时，也被鼓励校改原书，并且这种校改原书被审核通过后，是可以记功的。记功结果不但可以在校书任务完成后用来议叙，还可以与漏校过错相抵，做到预防惩罚的作用，所以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分校官更多地校改原书。馆臣中可能会形成一个关系网，复校官审核时更多地认可对原书的校改，而放松对底本校对的审核，最后皆大欢喜。[12]从例16-18，我们可以看出文渊阁本的校改实际上是完全没必要的。因此，为了获得奖励，四库各本的分校官往往就各显神通，虽然是据同一底本抄写，但还是出现了几百处的异文。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的誊录和分校官来看，也各自不同。文渊阁本署誊录监生郑启绪、尹大谦，誊录贡生汤逢泰，详校官窦汝翼，仓圣脉覆勘。而文津阁本署誊录监生黄馨性，校对官柴模，总校官程嘉谟，详校官王燕绪，纪昀覆勘。由此可见，虽说四库本系统以《永乐大典》本为底本，但已并非原貌，最晚成书的武英殿本可能还更接近些。四库本与《永乐大典》本的文字不同，还可举一例： “黍”，《永乐大典》引同嘉靖本，四库诸本作“麦”。 武英殿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汇校的过程中，发现两个清末民初的版本即农报本和农专本依据的底本都是武英殿本，但却又有不同。武英殿本由先印后印和贴纸覆盖形成文本小有差异的不同复本，我们考察了四个武英殿本的复本，分别是故宫藏本（《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影印本）、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02324，网上公开514-517册）、国家图书馆藏西谛藏本（索书号XD7777），哈佛大学藏本（《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网上公开），将它们分别简称为故殿、国殿、郑殿、哈殿。 “架”，哈殿、农报本同，故殿、国殿（两者贴纸覆盖）、郑殿、农专本作“耞”。 “解”，哈殿、郑殿、农报本同，故殿、国殿（两者贴纸覆盖）、农专本作“作”。 “蓟”，哈殿、国殿、农报本同，故殿（贴纸覆盖）、郑殿、农专本作“蒯”。 当然，异文不仅仅只有以上三例，我们发现这些异文，农报本与哈佛大学藏武英殿本完全相同，农专本与故宫藏武英殿本完全相同。所以故殿为农专本直接祖本，改动最多；哈殿为农报本直接祖本，全无改动；国殿、郑殿的文本形态介于两者之间。而从故殿、国殿有贴纸覆盖上来看，哈殿属于未经校改的武英殿本，国殿有些地方没有贴纸，但这三个复本应该属于同一个印次，并且稍早，只是用贴纸进行校改。而郑殿则不同，全无贴纸，部分故殿贴纸覆盖校改的地方已改动，其他则同哈殿无改动，反倒应该属于一个新的印次。 最后，介绍一下外聚珍本的闽本与广雅本的情况。闽本书后孙星华跋文称“谨案是书闽刻旧所未有，丰顺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暨《汇刻书目》亦均无此种，惟见于仁和朱修伯宗丞学勤所编《聚珍书目》。独山莫子偲大令友芝《旧本书经眼录》内亦有《四库》重编、以聚珍板印行之语。莫氏见闻宏富，宗丞又亲藏是书，自必皆非误举。惜宗丞之书已归丰润张氏，无从借致，因假杭郡丁松生大令所藏明嘉靖时山东刻本，据以增刻。”其中说“聚珍原印本”缺此种，而朱学勤、莫友芝所作书目却有著录，是因为《王祯农书》为内聚珍本单行本，并且刊印已在嘉庆年间。福建外聚珍本在无法获得内聚珍本的情况下，从丁丙处借嘉靖本据以增刻。闽本《农桑通诀·地利篇第二》自“农书云”至“州郡度数躔次云”一大段，替换内容为“《周礼·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今按，《淮南子》”云云一小段。这是因为此处丁丙藏嘉靖本缺一叶，校勘者依据《晋书·天文志》补齐的小字注部分中，“农书云”一段则用上述文字补充。丁氏藏本即今南京图书馆藏嘉靖本，有丁氏“善本书室”“八千卷楼藏书籍”印，“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据以影印。孙星华在跋文中又称“至此本虽不失王氏原纂面目，而刊校草率，其间夺文讹字及语句之颠倒误衍者，几于触目皆是，爰荟稡群经注疏、《史记》、前后《汉书》及子部中农家、杂家诸书，悉心雠对，凡正误字二千七百五十有四，补脱字九百四十，删衍文八十有九。必确有依据，方始窜易，不则虽灼知其舛错残脱，亦仍一循其旧。”在未见四库本的情况下，孙氏对嘉靖本独立做了大幅度校正，刊成闽本。据统计，闽本与嘉靖本有500余条异文。广雅本依据闽本刊印，据统计，与闽本有100余条异文。 校勘的目的，我们今天都有明确的认识，倪其心指出“校勘古籍的目的和任务是力求存真复原，努力恢复古籍的原来面貌，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13]这一点，清代学者段玉裁已有卓识，其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14]实际上区分二者很难，对文本异文的取舍，我们常常难于判断是立说之非还是版本之非，一般情况只能谨守底本家法，在没有确切的版本依据之前不轻易改动底本。应该说段氏这种卓识是超越其时代的，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往往对底本与立说之是非不加区分，比如大家熟知的本校和理校，其中不少应该属于“立说之是非”。引用原书断章取义甚或乖谬也很可能是“立说之是非”，当我们发现这些，往往习惯性地写入校勘记，这就使得校勘记严格意义上讲包括这部分本应该称为注释的文字。 虽然我们发现四库本系统有不少与嘉靖本相同的异文，尤其是武英殿本，但不能确定这些异文来自于与嘉靖本系统的校勘，而前面的分析已指出，更可能是《永乐大典》底本即如此。于是，四库本系统的校勘实践就基本上是在校“立说之是非”的理念下进行的，我们可以把这种校改称为“校正”。比如上文例8、9、20、24，就是文渊阁本利用《广韵》《说文》《诗经》《齐民要术》原文进行校正，例10为文津阁本利用《说文》进行校正，例11为文澜阁本据史传校正，例12为武英殿本据《周礼·太宰》校补，例21为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据史传校正。例7中，“江野”一词不常用，不好理解，武英殿本校改为“疆野”，文渊阁本校改为“田野”，唯文津阁本未改。再举一例： 此句下文渊阁本有按语“《捣练赋》此下尚有二联，此本节去。”武英殿本则将所说二联“属南昌旧幅，东鲁前丘。升黄绶之堂，论文谢贾；入素王之庙，捧瑟齐由”补入，并在赋后有按语“'属南昌旧幅’以下词意不相属，然魏璀赋本如此。”这就有趣了，武英殿本校者也认为今本《捣练赋》补入两联文意不连贯，那就可能为后世窜入，此处不必补入。文渊阁本即只做按语而不补入，但武英殿本的校者还是以今本《捣练赋》为正，校所谓“立说之是非”。例16-18，文渊阁的校改则是误改，例19句子里“中”字可当“适合”意思讲，文津阁本、武英殿本不必改为“种”，例22、23也都是武英殿本与嘉靖本更妥帖，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的校改反倒不合适。这些也都是使用理校的方法。 外聚珍本的校勘理念和实践也是基本相同的。举例如下： “胡”，四库本作“朝”。按，下文所记见《三国志·魏书·韩暨传》，应为“韩”，闽本校改为“韩”。 “镬”，诸本同。按《广雅·释器》作“鍑”，与“音富”相合，闽本校改为“鍑”。 “枝”，四库本作“岭”，均误。《证类本草》卷二三《荔枝子》引《图经》、《太平广记》卷四〇六《荔枝木》均作“扶”，广雅本校改为“扶”。 另外，由于《谷谱》乃据《农桑辑要》编成，诸本依据原书校改的例子很多，不烦列举。 在考察闽本异文的同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书的刊印有关。《王祯农书》嘉靖本与四库本包括外聚珍本恰巧都是行二十一字，所以闽本在校改嘉靖本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在同一行增一字就会删一字，似乎为了保持其后一行与嘉靖本一致，这么做的理由只能是为了方便校对无校改之处不增字漏字。但是这么做就是勉强改动原文，所持的校勘理念同样是保持“立说之是非”即可，对文本的态度则不够严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闽本在此叶做了三次增删，分别增补“到”“耙”“时”，删去临近的“则”“耙”“然”，当然，原则还是对文意影响不大。 综上，四库本系统文字的形成，无论七阁抄本和内聚珍本，还是外聚珍本，阴差阳错都没有进行版本校勘，其校勘实践皆在段玉裁所谓校“立说之是非”的理念下进行，并且这种理念还有些根深蒂固。 [1] 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王祯农书》汇校与传播史研究（20BZS015）”。 [2] 参考 孙显斌：《中国科技典籍整理的回顾与思考》，《科学史研究论丛（第4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09-211页。 [3] 各版本详细情况参考孙显斌、攸兴超整理：《王祯农书》导言，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 [4]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150页。 [5] 项旋：《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0-308页。 [6]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223页。 [7]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23页。 [8] 《永乐大典目录》卷二，《永乐大典》第10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页。 [9] 钱曾：《读书敏求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10]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86页。 [11]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82、99-108页。 [12]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188-189页。 [13]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 [14]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经韵楼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333页。 孙显斌，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典籍选刊”联合主编。著有《〈汉书〉颜师古注研究》《攻玉集》，整理古代科技典籍《王祯农书》《物理小识》等，参与开发“资治通鉴分析平台”“中国历代典籍目录数据集成与分析系统”等。 孙显斌丨略论美国汉籍收藏史——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塔东亚图书馆为中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