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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桂森（1827—1902），原名桂枝，字辛白，一作辛伯，号犀庵、鄦盦，江苏泰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先后典试贵州、广东、浙江等地，督学安徽，晚年历主江宁钟山书院、扬州安定书院、泰州胡公书院。富藏书，室名教经堂、学有用斋、小天目山馆。 钱桂森最为“知名”的事迹就是被认为曾大量窃取翰林院藏四库进呈本。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广征天下书籍，此后各省督抚送呈购进、借抄之书以及转呈私家献书总计达一万三千余种，每种书首叶钤有“翰林院印”或“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印，首册书衣加盖“乾隆×年×月×督抚×送到×家藏×书壹部计书×本”戳记，这些书称作“四库进呈本”。《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未经发还的进呈本一直存于翰林院，庚子之变时惨遭兵燹损失殆尽。有学者估计，目前存世的四库进呈本近九百部。吴格从《藏园群书经眼录》《嘉业堂藏书志》《中国善本书提要》等辑录整理而成的《钱桂森教经堂藏书知见录》，共收书五十九部，其中四库进呈本达四十部，数量可谓十分惊人，难怪有前辈学者言之凿凿地称钱桂森“窃书”了。 被认为曾大量窃取翰林院藏四库进呈本是钱桂森最为“知名”的事迹。所谓“四库进呈本”，即乾隆时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广征的天下书籍，包括各省督抚送呈购进、借抄之书以及转呈私家献书，总计达一万三千余种。这些书每种首叶均钤有“翰林院印”或“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印，首册书衣加盖“乾隆×年×月×督抚×送到×家藏×书壹部计书×本”戳记。据查，吴格从《藏园群书经眼录》《嘉业堂藏书志》《中国善本书提要》等辑录整理而成的《钱桂森教经堂藏书知见录》，共收书59部，其中四库进呈本达40部，数量可谓十分惊人，难怪有前辈学者言之凿凿地称钱桂森“窃书”了。 钱桂森“窃书”之说最早源于1916年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昔时翰林前辈充清秘堂差者得观藏书，然往往似携官书出。泰州钱辛盦在馆最久，精于鉴别，故所携多善本。宣统庚戌（1910）津估张兰亭至泰州，在钱氏家中捆载十余笈以还，其中钤院印者十有九。”十余年后编撰的《嘉业堂藏书志》中，吴昌绶撰《雪窗集》提要云：“钱桂森值清秘时，储存之书多被携出，此其一也。”董康撰四库存目底本《黄文简公介庵集》提要亦云：“书经进呈，发交翰林院清秘阁储待领回，光绪初钱桂森直清秘时携出者。” 1934年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称留存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转辗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上世纪40年代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则说四库底本《乐府杂记》为钱氏从翰林院窃出者。 这些近代藏书大家、版本目录学家一致认为钱桂森监守自盗，窃取大量翰林院藏四库进呈本。而他在翰林院任职十多年，确实具备“窃书”的客观条件，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妨看看钱桂森的前辈与同僚的说法。 “前有法梧门”之法式善，仕途经历与钱桂森颇为相似，被认为是“不告而取的健者”。梧门自著《陶庐杂录》载：“十年前，余正月游厂，于庙市书摊，……得宋元人各集，皆《永乐大典》中散篇采入《四库》书者，宋集三十二种，元集二十三种，统计八百二十三卷。……书写不工，似未及校对之本。余维物少见珍，什袭藏之。”法式善声称其四库底本多是购自厂肆。 除了法式善、钱桂森之外，曾任职翰林院，也藏有四库进呈本者，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有黄宗汉、路慎庄、朱学勤、龚显曾、周星誉、沈家本、袁芳瑛、许乃普、缪荃孙等人，其中路慎庄被认为“藏书多出翰林院及宫内”，袁芳瑛也被认为在清秘堂时窃携书以出。但无一例外，这些人都自称家里的翰林院旧藏得自厂肆书摊。 新疆大学藏明万历刻本《蒲阳黄御史集》，为四库进呈本。从书内朱彭寿题跋可知，此书约是在光绪中从翰林院流出而售卖于京城书肆，光绪戊戌（1898）被朱彭寿购藏。又如清华大学藏清康熙抄本《周易阐理》，末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桂芬跋：“光绪癸卯岁来京师，偶于街市以钱五百购得是书及《遗忠录》《礼贤录》《忠献别录》《龙川别志》等书，皆完善五缺，为范氏懋柱家藏本，浙江巡抚所进者也。” 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均藻》卷末翁同龢手跋云：“《四库》开时，四方献书者，经采录后，以原书发还其家。其发而未领者皆储于翰林院。院有瀛洲亭五楹，列架比栉。余于咸丰己未（1859）院长命与清秘堂诸公同检书时，插架尚十得六七。后于厂肆往往见散出之本，盖管钥不慎，为隶人所窃也。迨光绪中再至，则一空如洗，可胜叹哉。”咸丰己未，钱桂森已“以言事回翰林”，应该也参与了检书，得以上手、经眼大量的四库底本，成为钱桂森精于版本鉴别的重要经历。 钱桂森自己对书的来历也有说明。浙江大学藏明正德刻本《止斋先生文集》卷首有桂森题识：“此翰林院佚出本，辛酉正月朱修伯员外得于琉璃厂火神庙，归以见赠。犀庵识。”朱修伯即结一庐主人朱学勤，咸丰三年（1853）进士，藏书甚富，有《结一庐书目》。 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无钱桂森之名，称桂森藏书鲜为人知，其实不确。《藏书纪事诗》“不录生存”，成稿时钱桂森尚在世，故而不录。咸丰八年（1858）钱桂森的同年、藏书家孙衣言即称桂森“富藏书”，赋诗称犀庵耽于闭门读异书而识见过人，诗云：“玉貌先生尚自如，清骢无事闭门居。尊前花石围高馆，账里烟煤得异书。同辈声名谁早达，后人富贵只才疏。秋风更切将离感，昨日论文最启予。”同治七年（1868）孙衣言尝以普通乾隆刻本《水心文集》与钱桂森换来珍稀的明正统刻本《黎刻水心先生文集》。孙氏在两部书上作跋详记此事，盛赞桂森嘉惠书林之举，跋曰：“同年钱樨庵侍御，乃有黎本，予以此为我乡先生书，请以今本易黎本，侍御不予靳也。”孙衣言于杭州、京师遍访《杜清献集》而不能得，同治九年（1870）借钱桂森藏明抄本为底本翻刻。光绪丙子（1876）川东道姚觐元致信京中缪荃孙，提到听说钱桂森藏有《类篇》全帙，请缪转借影抄。这些事例足以证明钱桂森藏书并非秘而不宣，而是与当时藏书界多有来往和交流。很难想象，如果钱氏藏书中多有来历不明者，他怎敢坦荡示人？而一个因爱书而“窃书”，监守自盗的人，会大方地同意以贱易贵，舍得将秘藏化身千百吗？ 因此不能根据钱氏在馆最久，又精鉴别喜聚书，藏书中有不少翰林院旧藏，就简单地归结为钱桂森“窃书”。自咸丰年间翰林院藏书的大量外流，实际上是厂肆书贾与院内“隶人”互相勾结的结果，如光绪年间执琉璃厂书业之牛耳的正文斋谭锡庆，就以内监盗卖内府藏书起家。这些书的经历并非“钱桂森自翰林院窃为己有——散入厂肆——公私购藏”，而应该是“翰林院流出——厂肆收购——钱桂森购藏——散出再入厂肆——公私购藏”的过程。法式善、钱桂森、朱学勤等文人因知道这些善本的价值，不忍其流落而购之藏之，书贾则在两进两出中间赚取了高额利润。所谓钱桂森“窃书”之说，亦当正本清源，还他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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