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张振利 || 试论方国瑜对中国目录学的贡献

滇史 2022-10-06 发布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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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瑜先生从事学术研究近60年，在西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云南地方文献、西南历史地理、传统语言学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他在治学当中，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对云南地方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和考辨，编撰出具有针对性的专科目录——《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近20年来，总结方国瑜对其治学领域所作贡献的专题研究论文多有刊布，然而，对其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的系统研究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本文拟从《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编纂过程、体例、著录、内容等方面审视方国瑜目录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而探讨其对中国目录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

方国瑜先生的目录学研究与他长期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实践紧密结合，根据他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活动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1934年，9～31岁。在这二十二年间，方国瑜积累的文字、音韵、训诂等知识为目录学的研究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九岁始发蒙，学习《三字经》《四书》及蒙养课本，同时跟从伯父、叔父读《左传句解》《东莱博易》《史记精华》等书。1923年后，方国瑜求学京师，受当时“整理国故”之风的影响，研习考据学，先跟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诸先生的指导。[2]后又师从陈垣、梁启超、杨树达等一代名家治史地之学。此外，他掌握了被认为是古典文献学的根底之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功底。

第二阶段：1934～1949年，31～46岁。这十五年是方国瑜的学术方向发生转换的时期，也是他的目录学理论初步形成的时期。1933年，方国瑜从北大毕业后，经历了从古代音韵研究转向民族语言研究，又从民族语言研究转向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两次学术方向的转换。[3] 同年，方国瑜从北京返乡学习纳西象形文字，在昆明与袁嘉谷先生会晤时，纵论滇人旧学，深得袁的赞许。“时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诸老辈纂修《云南通志》，鼓励瑜专心本省文献，意有所动”。[4] 1934年，方国瑜在南京寄居历史语言研究所，“专攻科目倾向云南史地之学，时所知云南史料甚少，在南京图书馆浏览所及，读一书或一篇，记其概要”。[5]他由此开始辑录云南地方史料。“先生后来成为云南史学巨擘，其根基于此奠定”。[6] 1936年，他执教云南大学文史系，开始致力于研究云南史地之学。1938年后，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订、续修等职，并负责编写《金石考》、《宗教考》及《地理考》中的疆域沿革部分，审订《族姓考》，为《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协助李根源编纂《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在他的学术方向转向云南史地研究的同时，对目录学的研究也走上正轨并日趋深入。

第三阶段：1949～1957年，46～54岁。方国瑜对边疆目录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其目录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形成并日渐成熟。新中国成立后，方国瑜“在政治和学术上都获新生，从潜心考据的学术生活中解脱出来”。[7]这一点在目录学研究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说：“瑜过去所作，不论文献资料或文物资料，只图搜集罗列，解说现象，追踪前人，以一得之见沾沾自喜，脱离历史实际而不自觉，反映个人在旧社会形成之观点立场。经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初步认识自己，力求改造旧稿，并通过具体工作，改造主观世界，认为史料目录是辅助学科，要揭示历史事实，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8] 1954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大时指示：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教学和科研都应当突出这个特点，出人才，出成果，才能加快边疆的建设。[9]这对方国瑜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为配合云南民族史课程的教学，他在1934年后搜集整理云南史料的基础上，于1957年写成《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该书历二十余年的剔抉爬梳，代表了他系统研究边疆目录学的初步成果。

第四阶段：1957～1983年，54～80岁。这一阶段长达二十六年，是方国瑜的目录学实践工作最有成就的时期，也是他的目录学理论最终成熟并升华的时期。他自1960年后开始对《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进行整理和改造，到1965年改补过半，资料较为充实，但“仍前人题跋之旧，有待改造”。[10] 1975年，他又对旧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作，增补文物资料部分，至1977年，最终完成百万余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是一部研究云南历史的专著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地方文献目录，也是探究云南历史问题很有参考价值的专题书目。自1934年搜罗资料，直至1977年《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定稿，前后历经近五十年。他的目录学理论在改造《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的实践中得以升华。

二

方国瑜将目录学研究与云南史地研究紧密结合，深入探讨了史料目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探索，他强调史料目录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并确立了编撰边疆民族地区史料目录要以阐明真实历史为目的的指导思想。

众所周知，文字记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如何认识、研究和应用这些资料，则有专门科目——史料学。方国瑜指出，史料学“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为历史科学辅助科目之一。做好这项基本工作，有利于历史研究作出成绩”。[11]然而需要的史料并非随手可得，“所以专门之学，要求有专门目录之书”。[12]他得出结论：“史料目录是史学研究的基础。”[13]云南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云南历史现象错综复杂，更有赖于这门类例科目的发展。他说，“因云南地处边陲，且少数民族杂居，长期遭受反动阶级统治；由于'异内外’、'夷夏大防’之说，施行所谓'内王外霸’的大民族主义政策，且各部族统治＿者之地方民族主义，时有争端。由于阶级关系与社会经济紧密联系，发展延缓，长期处于落后阶段。所得历史资料既奇缺，且大都诬蔑，必须严格批判，阐明真实历史，为史料工作之迫切任务”。[14]他将史料目录的任务比做开发矿业的地质调查工作，同时指出二者的不同，“因历史陈迹（文字记载与实物），存在甚少，其存者大都出自统治阶级之手，歪曲、捏造者逐处有之，考订鉴别非易事”。[15]这是他的亲身体验，“瑜从事云南史地之学，深感史料缺少且多不确，故勤于辑录名目，多作评论”[16]。

他反复强调：“研究历史科学要阐明本质，而要探索历史真像，必须狠抓基础，才能有所成就。云南是中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内外关系复杂，自来被反动统治者歧视，资料既少且不真实，更有待于深入分析批判。”[17]他反对“绣罢鸳鸯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的恶劣风气，认为应该“要多搞基础工作，为大家用”。[18]基于此，他编撰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为研究云南历史提出资料、提出问题、提出意见，以供参考。

对于这项复杂、繁重且要费气力的基础工作，他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为之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为他坚信：“为所从事的科目，做一些基本建设，是很有意义的。”[19]方国瑜选取被大多数目录学家所忽视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史料目录作为研究对象，并针对云南史料奇缺且真伪难辨的实际情况，进行艰苦的剔抉爬梳、提要勾玄，编撰《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为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史料目录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是一部“以读书要求为主，结合各家，求其完备”的史料目录。[20]它从理论上探讨了史料目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开创了“概说”的新体例，提出了“类例即目录”的目录学理论，综合运用版本学、校勘学、史源学、文字学、金石学、年代学等专门科目研究史料、考说史事，成为将目录学研究与历史研究有机结合的典范。

第一，方国瑜独创“概说”的新体例。自汉代刘向为揭示图书内容，撰写叙录，将叙录汇成《别录》，开创了我国解题式目录以来，解题式目录成为揭示图书内容最好的形式。《四库全书总目》成为解题式目录集大成者，把古代四部分类目录发展到了极致。然而，前人解题多局限于就书论书。方国瑜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独创“概说”的新形式。他对《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很不满意，“大都烦琐考据，流于形式主义，脱离历史实际，脱离现实要求，堆积一些资料，没有大用”[21]。因此，他不断对旧稿进行整理改造。他说：“旧作初名《解题》，后拟名《提要》，沿前人体例，考校书之来源，流传版本，征说诸端，以供读者稍得方便。惟仅就书论书，不涉及书之内容，犹未尽以事求书之任务。当评论史事，提出问题，说'书’且说'事’，故改名曰'《概说》’。”[22]又说：“著录文献、文物名目，略作说明，前人之作，有称叙录、解题、提要、题记、题跋、概论等，今称'概说’，意为大概说说，不计详略，不拘一格，结合史事，发抒意见。”[23]对于从“解题”到“概说”的转变，他说：“瑜留心云南地方史，先后异趣而实相承，其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囿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后乃解脱，稍习科学，略知奥秘：盖从累积现象进而探寻实质。”[24]这一转变正是他研究云南历史从累积现象进而探寻实质的结果。

“概说”的内容一般包括“书名的确定，伪书的识别，史事的年代及若干虚构史事的考校，史料的阶级内容、使用价值，甚至部分古籍字句的比勘等”。[25]对“概说”的创新性，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如有学者指出，方国瑜独创的“概说”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广泛搜集异本、积累丰富资料、互相补充、校定文句的基础上，注重论说史料的来源，考证作者身世、时代、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都分别加以论说，对史料来源、真伪进行认真考证，以确定史料的价值，力求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和社会性”。[26]方国瑜以“概说”的形式考说史料内容，多则数千言，少则几百言。他注重目录的研究与利用紧密结合，深入揭示史料内容及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概说”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也是在目录编纂实践方面的一项创新。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撰写目录学研究成果的形式，为我国书目提要的编纂工作开创了一条新路。

第二，方国瑜提出“类例即目录”的目录学理论。目录学的核心是类例。郑樵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27]方国瑜赞同郑樵的主张并指出：“所谓'书’即史料，'类例’即目录。”[28]他以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类例的沿革，提出“类例即目录”的独到见解，并将史料目录视为类例科目。他根据史料的多寡、轻重，或分或合，随实际情况适当变通，因书立目，按目分类，通过类例来反映当时的学术情况。如文献部分，汉晋、唐宋、元时期各仅立二级目录，明、清时期史料内容丰富，除各有二级目录外，又下设三级乃至四级目录。如“地理志之属”，明代设有“总志”、“省志”、“郡邑志”、“专志”四个三级目录。至清代，除保留四个三级目录不变外，在“省志”下细分“官修省志”、“私人修省志”两个四级目录。又在“专志”下设“赋役志”、“山川志”、“矿产志”、“民族志”、“武备志”、“学校志”六个四级目录。与明代相比，私人纂修省志的数量增多，影响也增大，尤其是专志方面，数量、种类都有较大的增加，反映了方志学在清代的迅速发展。如此条分缕析，将史料按不同层次有机地组织起来，不仅具有纲举目张、执简御繁的作用，而且能收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效果。

方国瑜“类例即目录”的理论将科学性与时代性密切结合，将类例的变迁与史料的发展、学术思想的变革及社会的发展和谐统一。由于明代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司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方国瑜在“明时期撰述”中特设“土司地区事迹之属”。[29]既凸显了边疆民族地区特色，又体现了时代特征，对指导后人的目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方国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打破传统的“纪载滇事之书”和“滇人著述之书”的区分，合并为“文献资料”。[30]又将“金石文字”改造为“文物资料”。二者各按时间先后分为汉晋、唐宋、元、明、清五段，而“各段文献资料分类，各以内容，不求一律，文物资料不分类，约以时序录之”。[31]他对类例的改造极具创新性，“将传统目录中的枝蔓芜杂一并删除，再以新发现的文物和文献充实之，使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不再仅是书名的胪列和零散的考证分析，而成为一部集中、全面、系统的研究云南历史和文化的专著”。[32]这一改造，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反映，也是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整理的需要。

第三，方国瑜拓展了目录学的研究领域。著录是目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论及著录，大部分目录学著作多是只著录一书的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情况，但“学术随时代而变迁，故著录之体例，不能一成而不变”。[33]《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在继承前人著录体例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将著录的范围由书目拓展到篇目、条目。“目录之作，有书目，有篇目，有条目，各有用途。此稿以书为主，兼及专篇、专条，选择史事较重要者”。[34]由文献著录扩大到文物资料著录。

除正式著录的条目外，《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还有“附说”。附说的内容一般除重要史料外，“有可供参证或次要者，作附说或附见”。[35]著录于“附说”的条目大多“不获知此书尚有传本否”；“不获详知其内容”，[36]但又具有一个共性，即“可供参考”、“足资考史”。[37]

“附记”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也有出现，但数量远不及“附说”。附记可视为概说正文的延伸，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或为读书治学提供方便，或提出意见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他反复说：“附记之以待访求”；“附记于此，以待考究”；“附记于此，以俟考求”；“可资参考，附记于此。”[38]

此外，还有“附载”。从《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附载的内容看，似乎有“转载”的意味。如方国瑜在附说王崧刻本《南诏野史》条说：“瑜所知见《南诏野史》传本，并非完备，前人考究，以袁树五所作最精审，可供参考，故摘录其文附之。”[39]随后便附载袁嘉谷《南诏野史书后》。

由此可见，方国瑜扩大著录的范围，目的是“通”和“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著录的文献资料与文物资料从时间跨度上讲，上起汉晋下讫清代，甚至部分文物资料吸收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及民族调查的科学成果，横亘两千余年，不可不谓“通”。所谓“全”，是指《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著录的不仅有书目，还有篇目、条目；不仅有重要的正式著录的条目，还有可资参考的附说、附记、附载。可谓囊括古今，网罗巨细。但是，方国瑜的“全”绝非“有闻必录”。在具体著录中，“或举例已足”；“仅举其重要，并说及其余”。[40]

四

新中国成立后，方国瑜经过学习唯物史观，不断改造在旧社会形成的观点、立场，克服脱离历史实际的弊病。在目录学研究中，他自觉掌握并运用科学的唯物史观，重视理论方法对学术研究的指导，在著录史料内容时注重深入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问题。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历史问题重要的理论方法。如在《旧唐书·地理志》“戎州”与《新唐书·地理志》“姚州”、“诸蛮州”的概说中，论述唐代在西南设立羁縻府、州、县制度时，方国瑜说：“制度之建立，适应社会基础；违反社会基础而强制执行，则不可通”。在《元史·赛典赤传》条也指出：“上层建筑适应社会基础，又起反作用于社会基础，路、府、州县之建立，推动社会基础向前发展，有重大作用。”[41]方先生对羁縻制度的辩证分析，无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历史的成功范例。指出由于羁縻制度的顽固性，其“阻碍社会基础之向前发展”是造成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处于落后阶段之主要原因”。

方国瑜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强调史料的来源与史料的阶级性。“其主要则有二事：一为史料之来源，一为史料之阶级性”。[42]他注重探寻史料来源。他说：“批判的研究史料，要从说明史料来源入手，明确史事之时间、空间、环境与撰人之活动，而后确定史料之历史意义，阐明历史实际。”[43]如他概说樊绰《云南志》时分析道：“大抵樊绰抄录前人成文，保存资料，而有错误者，当从资料来源考究，恢复原始资料之旧文，然后分析批判，始为有用。”[44]又如他从寻考史料来源入手，辨明董善庆《云龙记》与王凤文《云龙记往》的关系。他说：“凤文依善庆书而修润之，兹取二本相校，相差无几也。”[45]他经过考证认为章学诚又取王凤文稿本，自称节录将其收入自己的文集。他评论说：“王、章抄袭而冒名己作，其行可鄙。”[46]他灵活运用史源学的方法，不仅在史料的批判研究中得心应手，而且为目录学乃至史学的研究增色不少。对史料的著录，“不仅考究史料来源，亦当明其流传，在长时期中，辗转传抄、翻刻，以及注释、评论，见于各家著录（史志、收藏）之传本，知其大概。而各本文字有讹夺、点窜，解说有曲直、异同，当恢复其初文、初意，此亦繁重之任务”。[47]因此，他综合运用版本、校勘、金石、文字等专门科目，“考究史料的来源、流传，辨别抄袭、窜改、真伪，分析史料的社会性，以及史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48]

对史料的阶级性，方国瑜说：“更重要者，则为洞察史料之社会性即阶级性。盖所有资料，都有其意图，无不打上阶级烙印，须批判分析，予以深刻解释，揭露其政治倾向与实际目的，结合历史实际，作适当分析，提出问题，才有助于研究历史。”他在分析史料的阶级性时强调“其重要则有二事：一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一为中国整体不可分割之一部分”。[49]

方国瑜反复强调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目的是“阐明劳动人民为历史之主人，颂扬劳动人民创造历史之丰功伟绩，批判统治阶级偏见，揭示历史真相”。[50]这是有所为而发，即批判统治阶级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偏见和诬蔑，驳斥历代统治者“内王外霸”的大民族主义政策。他在沐英《奏议云南屯田》条称：“所有成就，为劳动人民之伟绩。”[51]又在林符《议广西府改土归流》条说：“此为人民创造历史之功，非统治者之人力也。”[52]在论及兴修农田水利、疏浚河道时，他说：“当时官府适时兴办工事固有其作用，而在事出力则为劳动群众也。”[53]在《修瀰苴河堤碑记》条中，他对劳动人民战胜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力发出由衷的赞叹。“为河堤工程，在长时投付人力，可以概见劳动人民战胜自然之伟业。至今目睹五十里瀰苴河堤及两岸农田，令人信服劳动人民战胜自然、利用自然之伟力。”[54]

方国瑜在目录学研究中，结合云南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理论。由于封建史家的大民族主义作祟，将唐宋时期云南历史上的南诏大理排除于中国之外，把西南之地视为可有可无。此外，近代以来别有用心的外国史学家，以研究云南历史为名，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中国制造舆论。对此，方国瑜进行了坚决抵制，他在附说《元和册南诏印》中，批判伯希和“以南诏为专用之地名，置于中国之外，意图割裂中国历史”。[55]并针锋相对，指出“中国历史发展，有整体的社会结构，虽然有几个政权同时存在，并没有破裂了整体的社会结构，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整体之内存在差别而歧视是错误的”；[56]“西南为祖国整体之一部分而向前发展，非统治者所能破坏也”。[57]这一理论贯穿方国瑜边疆目录学研究的始终，集中反映在著录史料内容的分析批判研究中。

如前所述，云南历史文献流传至今的很少，且被窜改，诬蔑、歪曲历史事实甚至捏造的史事比比皆是。方国瑜提出“批判地研究史料”，坚持以阶级分析法考说云南史料。他说：“新老帝国主义利用封建统治之反动观点，沆瀣一气，且别有用心，更加夸大，当严厉驳斥。应先严格批判封建统治反动观点，加以澄清，而后正确阐明真实历史事件，此为批判研究云南历史资料之首要任务。”同时，他强调“在反动封建思想统治时期，广泛流行之各种史料，批不胜批，惟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掌握历史科学武器，则在善于读书也”。[58]如《咸同滇变见闻录》条，他说：“当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分析研究，不为现象所迷惑，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处理复杂之资料。”[59]

方国瑜注重史料的搜访和评议。由于封建史家自身的种种局限，再加阶级偏见，任意删削窜改史料，造成搜集史料的困难。如他以在20世纪40年代纂修《新纂云南通志》时，是否将碑文所记之事与杜文秀有关的《澜沧江飞龙桥碑记》收入《金石考》过程中存在偏见之争，最终连同《新建赤城碑记》、《挖色城碑记》两条一起被删去为例，指出“前人因阶级偏见，不正确对待历史资料，任意窜改，以至意图销毁”。从而得出结论：“自来史家之阶级偏见，对待史料，其不惬意者，或加以窜改，或存而不论，或抽毁销毁，往往有之，《飞龙桥碑记》横遭此厄，乃其一例，搜访史料之不易，类多如此也。”[60]除史料搜访困难外，还有因史料来源、作者意图不同而造成对史料评议的困难。如《滇游日记》条记载马嘉理案，他指出：“此案虽多见诸档册，要为官样文章，不可尽信。”[61]除官样文章外，他认为当事人口述或执笔的历史资料也不能盲目信从。他以李鸿祥口述的昆明辛亥革命的资料为例。他说，在1943年护国纪念日，昆明报纸登载《护国元老回忆录》，其中有李鸿祥口述，自夸护国有功。当时就遭到张华澜的严厉批判：李鸿祥是护国运动中最凶恶之敌对分子，而今当自称护国元老，奇哉怪哉。数年后在李的年谱中，又大书辛亥革命护国起义的功绩。他认为“举此一事，足见评议史料之难”。进而总结道：“自古以来史料，今所得者，大都出自剥削阶级之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考校者，往往以当事人第一手资料为可信，安知私心自用，无中生有，犹言之成理，以自欺欺人，百无一是者，逐处皆然。考究史事之有无是非之间，只凭现象列论，无有不受欺骗者。”[62]

五

方国瑜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研究，丰富了中国目录学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巨大的一部官修目录，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目编纂的最高成就，因此成为目录著作的典范而备受学者推崇。方国瑜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利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及思想，阐明著书的原委和性质，厘清版本的流传，辨别书的真伪及史料来源。他如实地肯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成就，称赞它“考证亦不苟”，[63]但同时也结合对云南地方文献的研究，对其谬误和前人考订未当的地方，进行了细致的考辨。

首先，方国瑜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云南史料著录存在“疏于考证”、“未细审之误”。他在《滇游记》条说：“《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存目》著录此书，所说（陈）鼎书之《黄华老人石刻》一事，谓已载王士祯《居易录》，鼎疏于考证。而此事即转录《洱海丛谈》，《提要》作者之疏于考证，又可知也。”[64]他又在《土官底簿·云南土官》条指出：“《四库提要》谓'所载在正德以前事’。惟书中称嘉靖年号者数十见，盖未细审之误也。”[65]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疏于考证和未细审，从而下结论时不免过于武断，甚至臆断。如他在《洱海丛谈》条称：“《四库提要》谓'皆近荒诞’，又不尽然，亦有凭所见闻纪实者。”[66]又如他在《华阳国志·南中志》条说：“《四库提要》既著录《华阳国志》，复著录《南中志》，既已误矣，又未取此本与《华阳国志》相校以证异同，臆断为伪作，尤误。杨慎好作伪书，然此书实不伪。”[67]

其次，他结合对云南历史的研究，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谬误之处。他在《南夷书》条说：“《四库提要》'孟养宣慰使刀查’，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录《提要附注》曰：'旧志作刀木旦误’。惟《明史·土司传》作刀木旦，《南夷书》抄本原文及程晋芳跋并作刀木旦，则《提要》抄书误二字为一字耳。”[68]如《百夷传》条，他经考证认为钱古训、李思聪各有《百夷传》流传于世。他说：“《百夷传》有两种本子流传，四库馆《百夷传》提要及柳诒徵《百夷传跋》，并考辨《百夷传》作者，归钱古训一人，则未必也。”[69]在《西南夷风土记》条，他对《四库提要》“据传闻书之，恐亦未尽确实”的结论作按语说：“是书为亲历目睹者所记，多确实可信。盖孟震得之，录入《游宦余谈》，而削去作者之名耳。提要所说误矣。”[70]他从史料价值的角度出发，辨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论断。他在《滇程记》条称：“《四库提要·传记类存目·滇程记提要》谓'其记异闻及考证有可取，其余不过志山川表里俗采风谣而已’，则以为不足道，而此书所记山川里俗风谣可供考史。盖明代纪此路程之作，莫先于此书，且多翔实可信也。杨慎居滇三十余年，著作甚富，言西南史地多臆说。而此书记其经历，较为难得之作也。”[71]

最后，他严厉批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目的服务，极力宣扬封建的正统观。在《云南志》条，他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题曰《蛮书》，从其朔”的论调极为不满。他经过缜密的考证后指出：“《四库提要》所说，不可从，宜复《云南志》之旧名。”[72]又如《纪古滇说集》条，他引《四库提要》曰：“沐朝弼序称道宗为元人，卷末题咸淳元年滇民张道宗录，而书中又载元统（应作中统）二年，立段信苴日为大理宣慰司事，颠倒抵牾猝不可诘。”他对此评论说：“此因不考究云南历史，而草率议论，认为张道宗是宋时人，不应记元时事，即因正统之说而考史实也。”[73]这种以王朝论正统的观点，是“只知有王朝，不知有中国”。封建史家囿于正统观而不惜歪曲历史事实，不利于反映真实历史。

总的来说，方国瑜强调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基础，也是搜集史料的工具。他将目录学研究与利用紧密结合，把目录学作为工具和手段，以此掌握资料进行史学研究。可以说，方国瑜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其史学研究植根于目录之学。他从史学研究入手，把编撰目录与指导史学研究结合起来，编撰《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使目录学的学术性与实用性有机统一。他的目录学研究具有新、全、精的特点。所谓“新”，即他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革新与发展了目录学研究的体例和方法。所谓“全”，即他善于联系、发展地看问题，将目录学研究与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史源学等密切结合，强调目录学的综合性。所谓“精”，即他善于深化、细化前人的研究成果，使之精善，并将目录学的研究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充分发挥目录学对读书治学的指导作用。

纵观方国瑜的治学历程，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那就是实事求是、严谨谦虚、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他编撰《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以“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自勉。[74]“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是方国瑜毕生信守的学术格言，也贯穿于他的目录学研究的始终。因此，《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经受得起后人的推敲和历史的考验。对《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价值和影响，林超民说：“此书对于云南史料（包括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本书对于云南史料的著录、评说，是迄今最为完备的一部，是超迈前人的力作。”[75]这样的评价是精到而公允的。可见，《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对于云南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确实是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76]《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是方国瑜的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目录学研究与治史的结晶。他为丰富和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史料目录学所作的贡献，也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目录学。可以断言，在21世纪的目录学研究中，方国瑜对中国目录学的贡献仍然是一份值得继承的宝贵遗产。

注释：

[1] 郑志惠在《方国瑜对云南文献学的贡献》（载《史学论丛》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中最早涉及该论题，但未能展开。袁国友在《方国瑜史料目录学的学术方法论及其意义》（载《云南学术探索》1996年第4期）一文，仅限于对方国瑜史料目录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

[2] 林超民：《方国瑜先生传略》，载《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3] 陈友康、罗家湘：《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4] 方国瑜：《滇史论丛·自序——略述治学经历》，载《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2页。

[5]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页。

[6] 林超民：《方国瑜先生传略》，载《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9页。

[7] 林超民：《方国瑜先生传略》，载《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1页。

[8]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第一册，第4页。

[9] 转引自徐文德：《方国瑜传略》，载《云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

[10][21]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第一册，第3页。

[11][12][48]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第一册，第1页。

[13][28][74]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第一册，第5页。

[14][15][16][47][49][50]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第4页。

[17]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后记》，第三册，第1339页。

[18][19]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后记》，第三册，第1340页。

[20][34][40]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著录》，第一册，第1页。

[22]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第751页。

[23][42][43]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第2页。

[24] 方国瑜：《滇史论丛·自序——略述治学经历》，载《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4页。

[25] 徐文德：《方国瑜传略》，载《云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

[26] 郑志惠：《创新与开拓——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载《思想战线》1989年增刊。

[27] 郑樵：《通志·校雠略》，卷七十一，编次必谨类例。

[29] 郑志惠：《方国瑜对云南文献学的贡献》，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0] 传统云南史料目录，自明代万历《云南通志·艺文志》肇端，至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除辑录诗文为杂著外，又分纪载滇事之书、滇人著述之书、金石文字三类。光绪两本《云南通志·艺文志》在此基础上稍加增补。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小缘《云南书目》、方树梅《云南艺文考》（收入《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一至八十）及《明清滇人著述书目》将滇人著述之书搜罗殆尽，而纪载滇事之书未为完备。

[31]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分卷及分类》，第一册，第1页。

[32] 陈友康、罗家湘：《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第435页。

[33]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5月初版，第20页。

[35]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著录》，第一册，第2页。

[36] 分别参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第650、657页。

[37] 分别参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第174、410页。

[38] 分别参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第292页。第二册，第616、645、693页。

[39]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第380页。

[41]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第196页。

[44]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第162页。

[45]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第624页。

[46]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概说》，第一册，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