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1998年6月17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一千五百字不到的文史随笔《嵇康为何而死》。同年9月16日《中华读书报》为此发表了两篇不算短的争鸣文章，一篇是蔡仲德的《关于嵇康的死因及其他》，一篇是张峰屹的《也谈嵇康为何而死》。应该说，蔡、张的文章对我多有启发，也确实指出了我的文章中的不准确之处，比如，蔡先生说：“‘正始’（公元240－248年）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建立晋朝则是在265年，房文却有‘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朝后，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二十多年间，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司马氏得胜，曹氏集团中人几乎被杀绝’的说法，这是前后颠倒，把魏末的事当成晋初的事了。”我查了我所引用的史料，应是这样表达的：“咸熙二年（265）司马昭死，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朝。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二十多年间，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司马氏得胜，曹氏集团中人几乎被杀绝。”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二是认为司马氏与曹氏的斗争是从正始元年开始的。由于我的粗心，没有表达准确，特别是在“建立晋朝”后面加了一个“后”字，使意思大不一样了。这让我惭愧。 然而，有一些问题，我却是需要说明的，蔡、张二先生，特别是张先生有的见解，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 我以为，我的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文史类的杂文。这一类的短小文章，只能回答其所针对的具体问题，而不可能做详尽的考证工作。比如，关于嵇康的死，历史上有种种说法，我的文章不可能谈多种死因，只能选择一种我自以为是的结论。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针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那便是王蒙的这样一段话：“嵇康为什么被杀？罗氏认为是由于‘他太认真’‘性烈’‘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对立起来’，罗氏最精彩的论述是：‘以自己为高洁是可以的，以世俗为污浊则不可。’以致，他认为这是嵇康的‘性格弱点’。由于‘认真’‘性烈’‘与世俗对立’就要掉脑袋，这很可怕也很不好。另一方面，从嵇康本人方面探讨一下经验教训，并非没有话可说。” “与世俗对立”同“向黑暗势力抗争”，这大约不是一回事吧？嵇康是同“世俗对立”还是不满于司马氏集团、以致于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们抗争？这是一个问题。换一个角度说，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是一种“世俗”吗？如果司马氏集团的统治代表的是“世俗”，而这“世俗”又是那么残暴！那么，以为这种“世俗”是“污浊”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王蒙常常是这样的，他不去抨击“世俗”的污浊，而老是喋喋不休地要人们远离“以世俗为污浊”的“崇高”者，他要人们“躲避崇高”。如此“躲避”，是不是要和“污浊”者同流合污呢？ 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嵇康不是由于王蒙所说的“性格弱点”而掉“脑袋”，根本的，是由于他独立于司马氏集团之外，他应用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所以掉脑袋。《文选》李善注引《魏氏春秋》说：“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恶焉。”这说明，这件事是嵇康后来招致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之一。嵇康对自己为什么招杀身之祸当然是明白的，他明明白白地知道“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上就是站在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立场。 关于嵇康的被杀，有人说他恃才傲物，有人说是钟会挟嫌构害……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嵇康不肯站到司马氏这边来。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他“不愿为黑暗政权有所尽力”。蔡先生引用的鲁迅的话，我是赞同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
鲁迅在不同的文章中多次谈及嵇康的死，也谈了多条原因。《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关于嵇康的词条中，对于嵇康的死因，也一样谈了几条。一是“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二是“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三是“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 蔡文指出，我文章中关于嵇康的死，是由于他独立于司马氏集团之外，又引用了钟会的话“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有混乱之处。蔡文认为，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等，才是嵇康被杀的“根本原因”和“要害所在”。在我看来，这些都没有矛盾，至少没有大的矛盾。独立于司马氏集团之外，这是总的，是“纲”，其他是具体的。嵇康在司马氏集团眼里是一个罪人，其致死之罪就在于独立于司马氏集团之外，甚至反对司马氏集团，而他的“罪行”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非汤武而薄周孔”，鲁迅说得很明白，是有碍于他们的篡位；“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似乎也可说成是另一方面的表现；至于孝不孝的，固然有鲁迅所说，晋朝是要以孝治天下，所以吕安的不孝牵及了嵇康，但也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即：你独立于我之外，你反对我，但我却不以这些“政治”上的理由公开“摆平”了你，我要找一条“世俗”更容易接受的理由，这就是“孝”。这一类的政治游戏，是政治家们常用的伎俩，非洲的某些独裁者和东南亚的个别统治者们要排除异己时，就常说独立于他的反对派贪污或者腐化。 我要强调的是，最大的事实一是嵇康不站在司马氏一边；二是嵇康被司马氏集团杀害了。 其实，说穿了，嵇康以什么理由或什么名义被杀，都是不重要的了，重要的是他被司马氏集团所杀。司马氏集团所杀的自然是它的敌人，而不是它的朋友或是它的走狗——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司马氏集团的统治，是极具“残忍性腐朽性”的，“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嵇康与司马氏集团取不合作的态度，这有什么“经验教训”呢？我已说过的，“不去谴责统治者的残暴，却在怪罪嵇康自己找死，这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如果一定要在嵇康身上找什么教训的话，是不是面对司马氏的残暴，却要与其同流合污呢？或者，来一通“今天天气哈哈哈……”面对残暴却视若无睹呢？这又如鲁迅所说，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 因为以上理由，我还是认为王蒙对嵇康的死的看法是有悖常理的，他责怪嵇康，仿佛是嵇康的所谓“性格弱点”才招致杀身之祸。我不禁要问，嵇康是不是死得活该？我这里有一比，好比一个女子长得漂亮，她被强奸，被杀害了，有人不去谴责凶犯，却在责怪那女子：你也不是没有经验教训可吸取的，你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呢？这是你的长相弱点，你要不长得这么漂亮，又怎么会被先奸后杀呢？东施就没有你这样的下场嘛！ 张先生说：“对历史现象发表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是容许的，尤其是在史料和评价都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魏晋这段历史，不少事件和人物史料不惟匮乏，且正史与小说家言混杂不清，龃龋难辨，更应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是的，王蒙的观点是一种观点，我批驳他的观点是不是也应算一种观点呢？“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是不是这种观点存在了，就不允许别人批驳呢？其实，敝之无甚高见。我只不过是用鲁迅说法之一种来批驳王蒙。鲁迅认为嵇康之死与他是曹家女婿有关。这只是嵇康多条死因中的一条。这只是众多见解之中的一种见解。这算不算也应该允许存在的一种“观点”呢？这观点怎么就一定是“一知半解”呢？鲁迅研究嵇康十余年，我坚信，鲁迅的推论是有其内在逻辑根据的。况且，持这种见解的，也不只是鲁迅一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当时，在政治上，司马氏和曹氏正在争夺政权。司马氏发动政变，杀了曹爽，初步地夺了政权。王弼、何晏是属于曹爽这一集团的，何晏为司马懿所杀。嵇康是曹氏的亲戚，也为当时执掌政权的司马懿的儿子晋王司昭所杀。”余冠英主编的《汉魏六朝诗选》中，对嵇康的注释写道：“他是魏宗室的女婿，在政治上反对当时权臣、后来篡位的司马氏。年四十岁被司马昭所杀……”显然，他们都提到曹家女婿或曹家亲戚这一条。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推出鲁迅，既不是要借鲁迅以自重，为我自己开脱，也不是说鲁迅的观点就批评不得，这只是因为曹家女婿说确实系鲁迅所言，作为嵇康多条死因之一条，“女婿”这条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不过是以鲁迅为思想武器来反对王蒙的观点，如此而已。 张文以几个曹氏后人在司马氏治下不仅没有被杀，“还增加了封邑”为由，认为“司马氏不杀害曹氏后裔，反而去杀害一个并无实力的曹家女婿，于情理不合。”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范文澜认为，“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司马氏靠杀人而篡位，这与历朝历代的篡位者无大区别。在司马氏篡位的过程中，大批皇室和外戚成员，大批亲曹分子被杀戮、被夷族，这是不争的史实。嘉平三年，曹氏诸王公被集中于邺都，命有司监察，这实际无异于集体囚禁。司马氏杀曹氏，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张文以个别代替一般、代替基本事实，让人仿佛觉得司马氏集团也还是颇讲仁义道德的。其实，曹氏后裔若真是如张文所说“还增加了封邑”的话，这得有两个前提，一是这些曹氏后裔应是俯首贴耳、摇尾乞怜的；二是这种“增加”是对司马氏集团还有益处的，至少能给他们撑门面，可以起“宣传”他的“仁政”的作用。我从司马氏集团的一贯作为认定，他们的不杀个别曹氏后裔是一种“宣传”的需要，就是让某些人为其开脱罪责时用的。司马氏的这一招也还真灵，到了今天，也还有人为他的“不杀”摆好！ 鲁迅及别的一些人，不是说嵇康因为是曹家女婿，所以被杀，而是种种原因里面之一种。此外，鲁迅也还说了别的许多条原因，这在本文也都有引用。因此，张文证明“不是因为曹家女婿被杀”，会不会是白忙累一场呢？也未可知。张文还认为嵇康是“无力”的。嵇康是不是真的“无力”呢？司马氏与张先生的见解却有所不同，他认为嵇康的言论要影响他的篡位，所以非杀不可。什么是“有力”，什么是“无力”，人们的见解也是大相径庭的。 张文认为，“从嵇康的诗文和他最亲近的人对他的评论中，我们都找不到嵇康涉足政事或卷入当时政争的思想依据。”显然，嵇康是“摆脱世俗系累和礼法约束的”。 司马氏集团邀嵇康入伙，嵇康拒绝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政治态度？司马氏集团为了篡位，需要“汤武周孔”为其粉饰，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这算不算“涉足政事”？有的人以思想为武器涉足“政事”，有的人以切实的行动涉足政事，方式不同，都是“涉足”。如此看来，我们怎么能说嵇康不是一种“涉足”呢？蔡先生的一段话，也足以批驳张先生的观点。蔡说：“嵇康……始终与恶势力抗争，写《管蔡论》，为‘淮南三叛’辩护，写《太师箴》抨击司马氏‘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写《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反对司马氏名教之治，号召‘越名教而任自然’，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然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可谓尚气任性，慷慨激烈。”这一切，都不算“涉足政事”？还要特别一提的是，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将司马氏招徕的名士的利禄比作死鼠，称为膻腥，这“旗帜”难道还不够鲜明吗？ 其实，嵇康身处魏晋之际，表现狂放，倡导虚无，实有其不得已之苦衷。钱穆说：“以庄老为玄虚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皆别具苦心。”“他们自身亦多半是门第世族中人，依然不能脱身世外。”（《国史大纲》）在嵇康身上，入世与出世，愤激与超脱，有着深刻的矛盾。在他仿屈原《卜居》而写的《卜疑》中，这种种矛盾表现得很具体。如文中问道：
从这些问句看来，嵇康又何尝忘情于世事？揣摩句意也隐然若有所指。这里丝毫也看不出一个高蹈遁世者的形象。 在《答二郭三首》诗中，他写道：“朔戒贵尚容，渔父好扬波，虽逸亦以难，非余心所嘉，……”对于庄子保全自身的混世思想，他也是不赞成的。应该说，嵇康是有抱负的，他曾受过儒学的熏陶，只是因为身处乱世，又看到野心家们利用名教干出种种卑劣的勾当，出于愤激，才要以“真”来揭穿“伪”，以自然来对抗名教。嵇康的诗中，一再提到环境的险恶：“豫子匿梁侧，聂政变其形。顾此怀怛惕，虑在苟自宁。”“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他还常以鸾凤自比而悲叹：“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因此他才向往于“逍遥游太清”，幻想远远地离开险恶的环境，离开层层的罗网。可是嵇康又是一位感情激越的人，他不能不说，不能不写，所以在他的诗文中多的是对现实的批判，对伪善者的讽刺，这些地方和他“游心太玄”的愿望，可说是背道而驰。 对于嵇康，我以为，他不像张先生所言，是那样的超然。至少，如蔡先生所说，“屈原重在忧国，嵇康重在忧民（人）”。既是“忧民”，便不超然。这里的“忧国忧民”是并列的。 许多名垂史册的人物，都有其自身矛盾的地方。嵇康的矛盾也多，如他对教育儿子的态度，就是很入世的，以致鲁迅都觉得“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只用自己的理解而不顾史实地解释历史人物，这是对他们的“私有化”。 至于嵇康与屈原“同列”问题，似乎有其随意性，但若是细加探究，我以为，也无甚不可。屈原“忧国”，多有“忧君”的意思，所谓“专惟君而无他”；嵇康“忧民”，所谓“刚肠疾恶，遭事便发”，公然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原的境界还在嵇康之下，屈原由于时代使然，他的“忧国”似有愚忠的因素羼杂其间；而嵇康，他并非特别忠于曹魏政权，但对司马氏打着名教的幌子巧取豪夺感到深恶痛绝，则是确定无疑的。嵇康这样拒不与统治者合作而遭杀害的名士算不算“烈士”？屈原报国无门自杀、嵇康不与当道者合作被杀，屈原若不自杀是不是也要被杀呢？假若屈原被杀，是不是就没有自杀的屈原“忧国”以致于“爱国”呢？嵇康是不是也要像屈那样也去自杀，才可以成为“忧国”者或是“爱国”者呢？时代发展了，魏晋时代的嵇康在对“君”的问题上，甚至要比屈原高出一着，我以为。因而，二者在个别时候偶尔并列，也并不辱没了屈原。再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嵇康怎么就不比当时的“众人”清醒呢？“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几个文字符号，怎么就只配屈原独享呢？屈原什么时候享受了这个专利？ 我在文章中认为“王蒙对嵇康之死缺乏历史常识的胡扯”，通过以上进一步的分析，我并没有改变这一看法。是的，是胡扯。王蒙贬损嵇康，事实上是胡扯，我讲他是胡扯，只不过是以我的表达方式讲出了一种事实。也许，“胡扯”二字过于生活化，过于随便，甚至还有一点火气，以致在张先生看来，“这似乎就涉及到学风问题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行文方式，如果每个人的表达方式都要精确到不用“胡扯”之类的程度，那天下文章都成了“学术论文”了，这似乎就涉及到修炼问题了，所有文章若是都修炼到心无波纹的程度，那天下文章却要先于社会制度而趋于“大同”了。再者，王蒙对嵇康信口开河，妄自“粪土”，他说得嵇康，别人就说不得他？一说了，就有“学风问题”？莫非因为嵇康是死人，王蒙是活人，死人说得，活人说不得？倘真是这样，“这似乎就涉及到学风问题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