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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郑州以西绿竹繁茂的嵩山北麓（今河南省巩义市竹林村），隐居着七个当时著名的大文人，他们相与友善，谈诗饮酒，赏月论文，赋曲抚琴，长啸高歌。他们愤世嫉俗，反对权贵，崇尚老庄，蔑视礼教。这七人就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和刘伶，世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以嵇康为首。嵇康（公元223-262），字叔夜，籍贯谯郡郅县（今安徽宿州）。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曾任魏国中散大夫，并被曹魏皇室招为驸马。他是魏晋时期颇有影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思想上，好老庄之学，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要在社会人伦之外的宇宙自然中寻找更高远，永久的精神寄托。哲学上肯定万物皆禀受元气而产生，主张回归自然。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里说，魏晋之际是文的自觉的时期。这个“文的自觉”首先是以人的自觉为先导。当然，这个“人”不是今天的历史的实践主体，也不是结构主义的静态化的结构要素之一的人，而是追求自我完善、在变幻莫测的生死循环的永不止息、人与人的福与祸、权力与毁灭、囚犯和权贵之间的无常的转化和变换过程中寻求灵魂净土的“人”。 他在《养生论》提出的养生的中心是：一要清心寡欲；二要不为名位利禄去伤德——自然生命之特性；三是不要贪美味佳馔；四是不为外物所累。由此而回到自我的心灵世界，达到生存的“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虚”的“至乐”境界。是我想往而又努力效仿的境界。他又认为，神仙禀之自然，非修炼所能致，然而如导养得法，常人也能够长寿，与流行的服食飞升神仙之说有所不同。他著有《养生论》，强调“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等精神上的自我修养功夫。 山涛向朝廷推荐嵇康代己为官，嵇康写‘公开信’与之绝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像嵇康以及屈原这样“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忧国忧民者的形象，向来是崇高的。 嵇康人缘极好，王戎说与他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山巨源即山涛。他在四十岁之前，很有器量，好读书，崇尚老庄，成为嵇康的好友。四十岁之后，因和大权独揽的司马氏集团打得火热，而平步青云，历任尚书吏部郎，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伺等职。当时大将军司马昭欲挟天子以令天下，急需网络天下人才为己用，因久闻嵇康博学奇才，清悟远识，则令山涛劝逼嵇康到司马氏政府中做官。嵇康就给山涛写了封信，宣布宁与老朋友绝交，也不向司马氏称臣。信中有七不堪二不可，表示决不热衷官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嵇康一案是钟会审理的，他认为嵇康该死的理由是：“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物，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才是要害所在。 嵇康被逮入狱时，三千多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许多人甚至愿意随他入狱。这些救援嵇康的行动，实则加速了嵇康的死亡。这样一个拒不合作而又广有影响的人物，不杀，司马昭睡得着吗？ 与嵇康同时的刘毅，也是颇有声望的人。司马昭请他做“相国掾”，他借病推辞，不肯就职。后来司马昭就要对他下手，刘毅害怕，只好答应上任。对于司马昭这样的枭雄， 用南朝宋代文学家颜延之（公元384-456）的一首诗来结束本文。 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该诗首句赞颂嵇康（中散大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风格，称他是以云霞为食的神仙。第二句先引晋书《嵇康传》中记载的传说：嵇康死后尸体化解成了仙人；后推测从他所著的《养生论》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已达到凝静神化的境界。第三句说：嵇康不仅入山做隐士，而且身在世俗社会还能独立于流俗之外。颜诗最后一句说，尽管嵇康遭受迫害，但他的愤世嫉俗的反抗性格却是不能驯服的。 2009.4.24 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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