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天写地写平生——孙伯翔的书法艺术 但如果只是一味地朝临摹写,则不免落入前人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对此,孙伯翔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曾经说过:“熟固然可以生巧,但也可以生俗,也可以生死。”他没有像前人那样,对所有的魏碑作品一味地持肯定态度。他既看到了魏碑的优点,也看到了魏碑的短处,他认为古人也不是笔笔都好,字字均佳。他多次告诫学生们,写方笔魏碑的时候,要注意到它圆浑的一面,惟有圆,方能厚,惟有圆,方能活,惟有圆,方能内蕴丰富。写圆笔魏碑的时候,要注意到它方雄的一面,要靠方雄体现出魏碑的力度和神采。其实,孙伯翔所谓的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并不一定是原碑刻的点画特点,也不一定是北魏书家笔下的本来面目,更不一定是刻工有意的修饰,而大多是孙伯翔对魏碑的进一步体味的创造性的理解,是对传统魏碑笔法的丰富和发展。他临写的魏碑书法作品,不是对原碑的刻意模仿和简单复制,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体现着自己的创造。同原碑相比,他的作品点画更峻厚,内涵更丰富,变化更多样,风格更鲜明,可以说,这是孙伯翔对古人的超越,是对传统的开拓和发展。 对于功力与性情,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孙伯翔有过精辟而深刻的概括:“没有形质,何谈性情。”“形质为躯壳,性情是灵魂。无形质莫论性情。形质由古取,性情就时生。”“没有厚积,难有妙得,没有常年,难有瞬间。”“颜真卿若没有《颜家庙》、《麻姑仙坛》等楷书精作,他再有国恨家仇也写不出《祭侄文稿》这样的千古绝唱之作。”“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继承绝不是泥古,继承更不是寄生。继承是提取经典的精华为我所用,需要的是对艺术的领悟。我至今仍不相信没有形质之功(包括临、读、悟),就能获得遗貌取神的能力,得不到遗貌取神的妙机又如何确立自我,没有自我也就谈不到创新。” 书法的第一要素是笔法。孙伯翔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他对传统的认识与把握,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方笔魏碑笔法的创造。 清代以降,碑学大兴,包世臣、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李瑞清等饱学之士或著书立说,或躬身临池,推动了碑学的发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长期受《馆阁体》的影响和帖学的束缚,使得他们对北碑缺乏把握的能力。由于遵循笔笔中锋和藏头护尾等“正统”笔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用写唐楷或写帖甚至行书的笔法去写北碑。我们无意贬低前人,而意在说明魏碑为方笔,特别是魏碑奇崛、雄强、刚健的风格,成为了前人无法跨越的障碍,往往使他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致有人认为魏碑只能用刀刻出来的,是无法用笔来表现的。 对于魏碑的笔画究竟是写出来的还是刻出来的,孙伯翔从长期的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他在一则临《始平公造像记》的跋语中写道:“北朝著世碑刻乃先贤书家性情与功力交融之结晶,非刻工所独能为也。”他又说:“著世的方笔魏碑有其明显的镌刀斫起成分,不可泯除,但其形神主要的当是书家所能,欲得方,必得厚,方能积雄。形态易得,质感难求,刻工(是)只能得其表,无法得其厚,无法得其神的。”孙伯翔经过长时间的摸索,解决了魏碑方笔这一难题。 孙伯翔完全是在没有前人可资借鉴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反复实践,反复探索,独立创造出来的。他用常人所难以驾驭的长锋羊毫,真正表现了魏碑书法钢打铁铸般的的艺术特征,真正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真正再现了魏碑大气磅礴、奇崛方雄的艺术风格。孙伯翔敢于大胆地侧锋起笔,绞锋行笔,可以说,他的方笔魏碑是对笔法的一大创造。孙伯翔方笔魏碑笔法的创立,解决了上百年来人们没有解决的难题,澄清了长时间困扰人们的一个模糊认识,将魏碑书法推向了新高峰。正是由于有了孙伯翔的创造,使得后来者可以很方便地享受到他的成果,从而深入魏碑的殿堂,去探索魏碑的奥秘。 孙伯翔不仅在魏碑的笔法上超越了前人,而且对魏碑的见解也超越了前人。请看他对《始平公造像记》书法风格的概括:“《始平公》是魏碑方笔正体之源。它外貌博大雄强,内涵灵秀,严正之中多变化,方朴之中多飘逸,缜密之中见空灵,细腻之中有雄气。”在谈到《始平公》的笔法时,孙伯翔的见解也是独到的。他说:“《始平公》方笔堪称是龙门书体之首,它的每一个笔画都注重力度,都注重厚实,所以它的特点是方雄的,常给人以气冲力沛,钢筋铁骨的感受。但我们在临摹时要注意,《始平公》也有圆笔,如‘则'字立刀儿以点代竖,‘公'字左点、‘濯'字三点水的中点等等,几乎每个字的笔画,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圆成分。此外,在方笔笔画中,棱角的切露、大小也不一样。《始平公》的方笔使转,特别是由横变竖,有的刚折,有的柔转(如‘乌'字、‘为'字)。刚折要果断,如鹰隼折翅转飞;柔转应稳健,似长舸转向行驶。刚折与柔转皆须笔实力送。”在谈到魏碑的结构时,孙伯翔认为:“魏碑字用以保持均衡的方法与唐楷不同。唐楷的均衡往往靠横、竖、捺笔主笔来支撑,而魏碑字的均衡则根据对字的动态部位的处理来保持,以动取胜,变化多姿,字字不呆滞。”这些见解都是他苦学、深思、顿悟的结果,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