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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源头活水(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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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淅川之前，我匆匆驱车考察了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陶岔渠首，引水渠里的水清彻见底，绿得可人。一位着白色工作服的年轻技术员笑着对我说：“这里的水，用手捧起来即可直接饮用，口感很好的……”我真的捧了捧水尝了一口，真的是清凉可口，并有一丝微微的甘甜—— 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为哲学家们津津乐道而又纠缠不清。对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摩来里《自然法则》中的一些论述，我也总是不得要领；比如“自然界提醒我们有时要放弃这些权利以让给他人，并促使我们要毫不勉强地做到这一点”；又如“自然界正是借这个稳固的基础来支持那些本来就是易变的和运动的事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直到不久前，我去河南淅川县采访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之后，才对这些论述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借”与“调”：两个含意深远的哲学命题
最早提出“南水北调”这一命题的人是毛泽东。1952年10月30日，天气晴和而明丽，毛泽东立于邙山之颠，遥指滚滚东去的大河水，以一个哲学家的幽默，问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吧？”3个多月后毛泽东视察长江。这回是在轮船上，他用余光看着地图，若有所思地向水利专家林一山发问：“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调一部分到北方？”一“借”一“调”，开始了以南水北调为主旨的全国水利规划。当然，其过程漫长而不无辛酸。
当我们从北京飞抵南阳机场又转车继续南行，到达淅川县城时，已是子夜时分。坦率地说，淅川的灯火比一路上见到的任何一个县城的灯火都要黯淡。包括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脸色也是黯淡的，满布了疲惫和倦怠。
次日早起，我询问送早点的服务员。服务员说：“这些天移民大搬迁，全县的干部没日没夜地忙在移民点，回来接待你们的也连续两天一宿没合眼了……”
问起灯火黯淡之事，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告诉我：“调水工程实施后，我们失去了丹江电厂直供优惠电量电价，电费紧张，但目前情况正在改善，县里已投资1.4个亿，实施电网改造，而城里灯火的明灭，则与关停并转了大批产生污染源的工厂有关……”
我们去看了几个关停掉的工厂。最先去的是淅川泰龙造纸厂。一进厂门，真可以用“满目凄凉”来形容。偌大个厂区空荡荡的，四处荒草离离，一些能用的设备都拆除掉了，墙壁露出搬迁时留下的巨大豁口……陪同来的县工业局长告诉我，该厂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是为实现龙须草种植产业化、安置丹江口水库一、二期工程移民而立项的。曾为带动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立下过汗马功劳；但为了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确保调水水质，2004年12月31日彻底关闭了全部草浆生产线。
县委袁耀生书记告诉我：泰龙造纸厂关闭六年来，县委、县政府为企业做了大量的安抚助困工作。“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一方平安的大局呀！”袁书记说这话时，声音沉沉的，让我感觉到了他肩头的责任和压力之重。特别是当我看了其他几个为保障南水北调源头水质而关停的水泥厂、化肥厂之后，更是为他捏一把汗。因为我知道，像这样关停并转迁的企业，全县有100多家。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的县委书记，仅仅为确保北京人民吃上放心水这一条，他就要承担很大的环保压力。他曾私下对我说，他最近得了失眠症，又不敢吃安眠药，淅川虽属小县，工作却千头万绪，哪敢睡安稳觉呀！
对此，我寄予深深的同情，但却爱莫能助。只是担心没有了工业这支柱产业，县里的GDP如何上得去？
“工业是有的，我们把重点放在抓生态工业上！”袁书记看出了我的担忧，向我解释道。为验证此话，我决定去看看他的“生态工业”。先去金河工业区看了福森药厂。该厂目前已拥有通过GMP认证的小容量注射剂、化学合成原料药、中药提取等7条现代化生产线，而厂区就设在灌河西岸，这里也是南水北调的源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该企业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定会有他的绝招。果然，在参观了其现代化污水处理站之后，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
处在一片浓荫里的污水处理站比我想象的要“小巧而玲珑”，实际上，它的集水池、耗氧曝气池和沉滤池都是很大很壮观的。因是“突然袭击”，站里的工程师匆匆赶来给我介绍了整个污水处理的工艺流程。在化验检测室，我发现陪同的县环保局长在仔细翻看水质监测记录，并不时向技术员提出质询，其态度之严肃让我吃惊。环保局长告诉我：县环保局经常对污水站进行突袭式检查，绝对不允许未达排放标准的水流入库区。对此，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把政绩融在清水里，把丰碑铸在青山上”的口号，集全县之力，先后投资3.7亿元，实施水污染的防治和水土保持工程。
结束污水处理站的采访，在返回县城的路上，我还看到一处像是被炸毁的炉式建筑物，一问局长，才知道是一家非法冶钒企业，就在不久前县里实施的一次环保专项行动中被强行炸掉的。这次由环保部门牵头，有国土资源、工商、安监、公安等执法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行动，取缔了一批非法冶钒、提炼皂素、选铁等排污企业，关闭了多家小金属镁、地条钢等小化工、小皂素厂，并淘汰了数十座容量在3600千伏安以下的小冶炼炉，还关闭了8家大理石厂。
我们决定去马磴乡移民点看看移民现场。车颠簸着拐过一个小山嘴，发现进入我们视野的所有房屋，几乎都是破败的。这里的移民办主任向我解释：这无关乎村民家境的好坏，既便是拿得出钱，他们也不想修缮，只要不倒，就凑合着住。连本该联网进村的水泥路也都停止了修建，农电网改造也无法安排，因为随着丹江口水位的上升，村子迟早要埋入水底。
作为主要淹没区和移民区，淅川总需动迁20多万人，占全库区的一半。乡镇干部们每每看到这些干熬了几年、等着搬迁的村民艰辛度日的情景，心痛但却无奈。然而，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景，可以说是欢快甚至洋溢着喜庆气氛的。几乎每一个整装待发的村民，脸上都挂着笑意。我离开村庄之前，无意中遇到的一件小事。当时，搬迁的车队已鱼贯而至，人们迅速装完了车，在等着启程。车快开时，我看见一位戴着草帽、赤膊着上身的中年汉子突然从车上跳下来，急步往自家屋场奔去。我以为他是落下了什么重要东西，见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两个已经破了的塑料桶，便问他“拣回来做什么用？”这汉子冲我笑笑，用手指指桶盖上印着的“骷髅”，轻声说：“桶子装过农药，我把它拣回来，免得以后弄脏了库里的水……”
这话，着实让我心头一颤。一个农民，一个放弃了家园、即将远迁外地的农民，此时此刻，居然还想着要保护水库水的洁净，这是一种何等的襟怀！其实，对他们而言，水是大自然赋予的“天赋人权”，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他们“毫不勉强地”“放弃这些权利以让给他人”，在我看来，这并非“自然界的提醒”，而是一种带有社会契约式的大公无私的奉献！
“放弃”与“舍得”：哲学追求的“真实”
淅川的山水，闻名古今。其东南有八百里伏牛山迤逦而来，在丹河、淅河交汇处拔地而起的是岵山。上好的山川孕育了上好的土地，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一脚能踩出油”的淅川三大平川被淹掉两个半。于是，成千上万的淅川农民，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肥田美地，开始了堪称艰难卓绝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大迁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积极响应支边的号召，远去青海；另一部分人则揖别择水而居的祖先，移民他乡，告别浪漫逍遥的渔樵生活，面朝黄土背负青天，开始了扶犁荷锄的农耕生涯。
直到今天，笔者在丹江与鹳河交汇处的曹湾村仍能看到这样的现实画面：那些逐水而居、靠水生存的村民们，含着眼泪，舍弃了那些曾给他们带来丰厚收益的渔船和游艇，扶老携幼、举家北迁。村长告诉我，这些渔船和游艇，每年能带给每户村民几万到十几万元的收益。这再次论证了摩莱里《自然法则》的观点：“自然界正是借这个稳固的基础来支持那些本来就是易变的和运动的事物……”
曹湾的村民就是这个“稳固的基础”，他们用自己朴实的行动，来“支持”南水北调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创举。
曹湾人靠水吃水，多以渔业为主，全村200多户人家，共有大小渔船300多只。村里有个叫桂清顺的老头，开着一艘十几吨的大船，一年下来，仅捕捞一项，就达四五万元。然而随着水位的上涨，曹湾却要泡进水里了。家住村子头里、已年过六旬的桂朝法，这回是第三次搬迁了。1968年水漫马蹬，他举家后迁；十年后，水位上升，他又搬迁了一次；这回还得搬。他真舍不得丹江口这一泓绿水呀，过惯了水乡生活的曹湾人，要迁往远离水岸的社旗晋庄，从生理、心理上都有些接受不了呀！但他们说：该舍弃的就得舍弃！搬迁那天，大雨倾盆，桂朝法悄悄地走到水边，用瓶子灌了一瓶子丹江水，放到被窝里，他要把它带到新的定居点供起来。
姬家营现在属滔河乡，我去采访时，全村有71户253人已迁走。据说在临走前夜，当时在此蹲点的县委书记老袁推开几户人家的门，发现竟没一个睡觉的，都在“留念想”——有的用蓝底印花头巾包灶土，有的忙着绑扎刚刚挖出来的枣树、梨树苗；还有的干脆点上一炷香，面朝祖坟长揖不已……当问到起出的树苗是否随车一起搬迁时，村民摇摇头，说：“移载到水线以上的岗子上，好让后人乘凉呀！”
姚营村的移民，在离开故乡热土时，采取了另一种告别方式：他们在村子中心搭了个大台子，请来了豫剧班子唱大戏。村长姚国玺说：“村里有一半人家在搬迁线172米之下，要搬到平顶山和舞钢去安家，离开山沟上平原了，换一种活法也很新鲜，有什么感伤的，唱台大戏乐呵乐呵，喜庆又吉利……”
岵山铺村也紧邻丹江，村子头就面对着浩如烟海的丹江水库。因车子迷路，进村时太阳都落山了，使我有幸看到了这里在移民前“渔舟唱晚”的一幕。
这渔歌有很浓的豫剧味儿，高亢而又挟带一丝悲凉。在江边放牛的庞大华才三十多岁，就是个有着三次搬迁经历的“老移民”了。
“小时候搬家都记不得了。”他指着岸边的瓦房笑着对我说，“这三间瓦房还是十多年前搬过来时盖的，破得和牛棚差不多了，好在江边水草肥实，适合养牛。骑牛放牧的日子很悠闲……”
“那你还要搬迁吗？”
“要搬的，一个村子三百来户人家，生活垃圾也不少的，会弄脏了丹江水……”
对面驶过来一艘渔船，船上的人冲着我问：“要鱼吗？”我说想要但没法带回去。他指指村头，说：“我家里有晒干的鱼，方便带回北京的。”闲聊中，我得知他叫庞京奇，以打鱼为生，村里有人劝他搞网箱养鱼，收入高，他不干，仍常年漂泊于丹江口外，捕鱼捞虾。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收入也不少，光打的鱼一年也能卖出两三万！”他说这话时，很有点怡然自得的模样。我问他是否在搬迁之列，他点头说是。问他舍得吗？他亦点头说“舍得！”这使我突然间又想起佛学大师泓一说的“舍得”，与摩莱里在《自然法则》里说的“放弃”，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东桑西移”：一个移民干部的哲学观
“桑”是一种古老的植物品种，在《诗经》和《古诗源》里，就多有描述。从幼时起，古诗《陌上桑》中那个美丽的采桑女子罗敷，就栩栩如生地存进了我的心里。作为楚文化发祥地的淅川，与“东桑西移”有何干系？这就务必要讲到“东桑西移”的始作俑者马有志。
马有志生前是淅川县委机关党委副书记，“东桑西移”是他在担任县农业局副局长期间提出来并得以实施的。在“桑”之前，他最先提出来的是另一种植物——“花椒”。当时，马有志走遍库区的河沟水汊搞调研，在曹湾歇脚时，他熬了一个通宵，写了篇调研报告《应把花椒作为我县新的支柱产业来着力培育》，较早地从环保的角度提出了“生态富县”的观点。他在报告里面的一句话：“每户栽上50棵，全家多出一头猪”成为库区推广花椒种植的“广告词”。
如今，库区周围，花椒作为经济绿化带已经形成规模，达数十万亩之多，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进一步改善了丹江口水库周边的生态环境。8年之后,马有志向县里再次提出“建立丹江湖桑产业带”的建议。那些日子，马有志逢人就讲生态农业建设的重要，讲库区山地栽种湖桑的好处……湖桑叶大枝粗、生长期短，出芽快且再生力强；湖桑根系发达，对水土保持十分有利，且枝叶疏密有间、光合作用强，这对净化库区的空气有极大的好处，适合在库区山地大量繁殖。然而，生长于东北地区的湖桑，能否在豫西的淅川大面积繁殖呢？马有志也来了个“实验的体验”，率先在他蹲点的山村，发动村民引苗试种。结果头一年栽下去，次年便根深叶茂，形成了绿油油的湖桑林带。
望着那一棵棵生气勃勃的湖桑树，马有志双眼发湿：在“实验”的成百上千个日子里，他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夜里每每有点风吹草动，他都要从床上爬起来，打着手电去山上看个究竟。雨水多时，他发动村民开沟排水；风雪来临，他亲自上山打支架；就这样没日没夜、风雨无阻地“体验”了一两年，马有志活脱脱瘦了一大圈，但总算拿出了湖桑的样板田。1999年至2002年，在马有志担任县农业局副局长期间，库区的湖桑和各类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到近百万亩，移民年增收数亿元。在他主持特产办工作的6年里，淅川成为了全省桑蚕产业大县，被国家确定为“东桑西移”项目基地。
马有志是突然死在去向阳村的路途中的。就在那个四月养花天，作为县委办驻马蹬镇向阳村移民工作队长，听说移民点新居即将落成，他很是兴奋……可谁也没料到，他会在赶往向阳村的途中，突然发病倒下，而且再也没有醒过来……
“一生无意求功名，惟尽百年赤子情……”马有志在生前留下的文稿中，这样透露自己的心曲。他说：“我对大地母亲是有着一片赤子之情的……”
我从哲学的层面，可以将马有志这句话理解为他对大地、对大自然，怀有一腔“真实”的爱。这爱是博大而壮阔的，它超越了宇宙万物所涵盖的一切。
在离开淅川之前，我匆匆驱车考察了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陶岔渠首，引水渠里的水清彻见底，绿得可人。一位着白色工作服的年轻技术员笑着对我说：“这里的水，用手捧起来即可直接饮用，口感很好的……”我真的捧了捧水尝了一口，真的是清凉可口，并有一丝微微的甘甜。
“作为北京人，能喝上这样高品质的水，是我们的福气，真的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淅川的老百姓……”我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技术员指指远处雄伟大堤上的标语，颇有意味地说：“所有的意思都含在那幅标语里了……”我抬眼望去，大堤上的标语历历在目：“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龚富华） 相关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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