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工作十问总理
1问：您2010年1月31日到北京枣营北里社区视察时对在场律师说“律师在社会中要直接为民服务。”但实际上律师被视为“司法行政资源”，强调以“单位人”的身份循政府公共机制参与社会服务，不提倡律师以公民身份直接参与社会服务、以个人身份直接参与志愿服务。为什么？
2问：政治参与是大多数律师的愿望，也有利于律师业务拓展。社区参与也是政治。全国有8万多个居委会，业委会更多，不少存在工作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全国有20多万律师，为什么不引导、提倡、鼓励律师参与居委会、业委会工作和社区民主竞选呢？这不是对双方都有好处吗？
3问：您当时还说“在民法和民德的相互关系中，人民要懂法还要讲道德，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可是《律师法》把律师行为局限在国家“法制建设”和市场执业范围之内，没有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和引导。律师如何在社会立德？
4问：我国有“引德入法”传统，《教师法》、《医师法》有使命条款，外国《律师法》历来有“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条款，2004年《宪法》修正案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2007年的《律师法》没有使命条款，与上述立法传统、现实和我国现行《宪法》都不接轨？为什么？
5问：《律师法》有律师应当“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提法，但强调在“接受委托或者指定”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执业范围内，只是一种职业道德，并非“上德”。为什么要给律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设限？
6问：1980年文件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后虽修正但影响还在。2008年中央文件把“改革完善司法考试制度和律师制度等”列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工作，2010年中央文件定位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与法官、检察官一致。为什么律师的“国家”影子总是挥之不去？
7问：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定位虽然正确，但欠精确，其中还应有所区别：法官和检察官是公务员身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法律工作者”，律师是自食其力的社会人，为什么不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律工作者”？
8问：您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村委会《组织法》要20多年才能走进陆丰乌坎村，足见政府行法之难、监督之弱。律师在公民实施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有职业优势，为什么不鼓励律师在公民实施民主权利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9问：律师是法律服务市场经济主体，经济结构包含以法学为主的知识结构和以市场关系为主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市场营销方式推进。“十二五”期间是否也应该调结构（调扩政治、社会、文化知识和公民社会关系结构）、转方式（从单一市场参与转到与政治参与并举）？
10问：上世纪中期取消律师行业，改革开放后恢复，但干部中戒备心理仍很严重，这也是国情特点所至。律师“维护人权，实现社会正义”职责使命与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政治上律师与执政党是从属关系，在实现最终目标的进程中执政党为什么不把律师看作同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