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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心即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他自己于7年后对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悟道叙述说：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其一，人类秩序的起点和依据在哪里？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回答，都是天理。但是，朱子学的天理，要通过格物才能寻得；而阳明学的天理，就在人心。通过“致良知”这一“不二法门”，通过直指人心的“良知”开导，就可以“安天下之民”、“成天下之治”。换言之，治平天下、维护良善秩序的根本方法，应当求助于康德所谓的“道德律”；甚至只有这样的道德律令，才能安顿人心、人身与人世，才能最终满足人类社会对于公序良俗的内在需要。 其二，知识分子的使命与道路是什么？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回答，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朱子学提供的技术路径，是向上看，是面向君主，是“得君行道”；而阳明学提供的技术路径，则是向下看，是面向民众，是“觉民行道”———这就是王阳明历经艰辛之后找到的一条新路，它起源于1508年的龙场悟道，朱元璋的“廷杖”、刘瑾的“去衣行杖”都曾以反作用力的方式，催生了这条崭新的，既立己也立人的思想道路。 有打油诗曰： 长江滚滚诉朱熹， 阴阳两面愚后人。 枉法惩情千夫指， 勾尼为妾怒鬼神。 朱熹，宋朝人，所编撰的《四书集注》为后科举取士标准，其学说成为帝王巩固其统治的法宝。朱熹，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中进士，在官场上几经沉浮,二次被斥为伪师, 二次逐出朝廷，色胆包天，险被斩首。 朱熹是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还是口是心非的伪师？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历史。 捧打鸳鸯 宋淳熙7年（1181年），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提举任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前往浙江巡视，来到台州。 当时，台州有一位奇女，名严蕊，人品高尚，美貌惊人，才华过人，弹琴、下棋、歌舞、绘画无一不精。尤其是写作诗词，丝毫不在当时诸多著名文人之下。许多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只求目睹她的风采，领略她的才艺。 台州太守唐仲友文雅俊秀，善于诗词，也想见识一下严蕊才艺。春天到了，桃花芬芳，杨柳依依，彩蝶纷飞。唐太守在春意盎然的花园中摆下酒宴，邀请当地文人墨客和严蕊，观赏桃花，插柳闹春，并以“桃柳相依”为题，要各位宾客，写一首诗词。 唐太守是早有准备，很快挥笔写出： 唐太守毕竟是进士出身，凌云健笔意纵横，笔墨风骚多寄托，借物用典寓深情，此词刚出，来宾静思一番，后齐拍手叫好。严蕊落落大方走到唐太守身旁，静静默看一会儿，就一边潇洒挥笔，一边轻吟低唱，缓缓写出： 唐太守笔在动，严蕊心中之情也在涌动，脸上不由地发红起来。来宾看到唐太守与严蕊词中一对一和，和他俩眼色交流，也都心知肚明。大家趁机而说唐太守的琴弹得优美，严蕊的舞跳得绝妙，请唐太守弹琴，严蕊跳舞。唐太守终于遇见了一位真正的知音，当然欣喜答应，就在席间摆上琴，调好弦，内心的激情汹涌，为证实自己判断，并表达自己对严蕊的爱慕之情，他弹出汉代司马相如的《凤求凰》的曲子。严蕊一听曲子，就明白唐太守的心意，在大家催促下，严蕊一边翩翩起舞，一边随着琴声动情地吟唱起来： 朱熹此次一路巡视，一路大肆宣传他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在台州，朱熹对唐太守与严蕊的事极为不满，唐太守与严蕊自由交往，显然是违背朱熹的主张。朱熹指责唐太守和严蕊违反礼教，违背道德，是人欲的膨胀和作乱，禁止他俩交往。 唐太守和严蕊认为男女之间只要是一片真情，就没有必要把自己严严地关在屋子里。他俩一如既往，弹琴下棋，吟诗作画，享受着爱情的甜美。 朱熹为此十分恼怒，就一连向朝廷上交了六次奏章，诬告唐仲友太守败坏礼教，不守伦理，行为不检，伤风败俗。朝廷轻信了朱熹的话，撤销了唐仲友台州太守的职务。 朱熹仍不罢休，发誓要拆散唐、严二人，以警告他人，树立自己权威。朱熹就借口严蕊不守妇道，抛头露面，败坏道德，将严蕊抓进监狱，严刑拷打，要她招认和唐太守干了违犯礼教的事。 公堂之上，严蕊毫不屈服，勇敢地说：“我和唐太守相爱，出于一片真诚，没有哪一点是违犯礼教的事。唐朝诗人卢照邻都曾写下：‘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 朱熹吼叫道：“唐仲友是朝廷官员，你和他谈情说爱，就是破坏朝廷的名誉，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和朝廷官员来往，你若不断绝和唐仲友的来往，我就判你死刑。” 严蕊一听，大笑起来，嘲笑朱熹：“你说你饱读圣贤书，自称仁义道德之人，圣贤在哪里说过人与人相爱要判死刑。孔子、孟子、墨子都讲人与人之间要相爱，你不允许人们相爱，难道要互相仇恨，才符合礼教？你滥加罪名，无辜抓人、杀人，这就是你的‘仁义道德’？” 朱熹恼羞成怒，强词夺理地叫道：“你不尊伦理，不灭人欲，纵欲相爱，就当死罪！” 严蕊耻笑起朱熹：“那么，你母亲爱你父亲，你妻子爱你，你爱你妻子，也都是不灭人欲，纵欲相爱？莫非你也要判你母亲、妻子死罪？连你也当死罪？” 朱熹答不出话来，露出凶相，叫道：“来人，拖下去严刑拷打，一定要她在招供上写上罪状！” 朱熹在离开台州前，又编织唐仲友污蔑朝廷命官的罪名，将唐仲友发配边境。 新任台州太守岳霖，认真查阅了严蕊的案子，认为朱熹完全是小题大作，不按法律办事，为所欲为。岳霖也早就听说了唐仲友与严蕊真挚爱情的传闻，如今见严蕊不畏强权，至死忠情，深为感动。岳霖凭着正义，重新审理了这个案子，依据宋律，改判严蕊无罪释放，并赔偿她的一些损失。 勾引寡妇 朱熹在下面巡视期间，不遗余力地到处宣讲自己的理学和“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凡不合自己主张的，想尽办法给予排斥和攻击，甚至枉加罪名。朱熹的言行，惹起众怒，不少人上书批判朱熹的理学抹杀人性。同年，皇帝宋孝宗采纳众人意见，斥朱熹理学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朱熹被解职还乡后，在福建武夷山讲学。朱熹学堂之上,道貌岸然大讲“灭人欲，存天理”，暗中却迷上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胡丽娘。原来胡丽娘不幸丧夫后，族人以朱熹的理学为由，不准胡丽娘再嫁。正处青春妙龄的胡丽娘不甘当朱熹理学及主张的殉葬品，勇敢地到武夷山学堂找朱熹评理论道。朱熹在与胡丽娘论理中，倾慕起胡丽娘的美色和才艺。朱熹无法克制色欲，情欲之火愈燃愈烈，朱熹通过各种方式来不断接触和引诱胡丽娘。胡丽娘在与朱熹接触中也逐渐爱慕朱熹的文才，被朱熹的激情所感动，俩人由争议、论理转化为相爱相亲，俩人终于潜浴爱河。 朱熹与胡丽娘的情爱事情，终被人们所发现。朱熹一时难于向社会、家人、门生作交待。心硬似铁的朱熹决不因他与胡丽娘这段甜蜜的爱情，而葬送自己所极力倡导和维护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明明是梦牵魂绕的心上人，朱熹对外却违背良心地说：“胡丽娘是狐狸精的替身，他是被狐狸精所勾引，所迷惑，一切都是‘狐仙作祟’，是狐狸精想方设法让我朱夫子身败名裂。”原来前一天，朱熹偷偷从猎户手中买来一只死狐狸。天一亮，朱熹教门生召集乡亲前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朱熹慷慨激昂地对众人说：“昨晚，我请来仙道将附在胡丽娘身上的狐狸精捉下，打死，现当众焚烧。”接着朱熹又宣布：“附在胡丽娘身上的狐狸精已去、已死，胡丽娘已返回清白身。我现在就派门生护送胡丽娘回家。” 过了几年，朱熹还假戏真作，他亲笔书写：“妇德楷模”、“贞烈可风”二块匾，派几个门生给胡丽娘送去。可怜美貌年青的寡妇胡丽娘，被朱熹先戏之、耍之，后弃之，再拿所谓的道德匾压之、锁之，使胡丽娘终生守寡。 色诱尼姑 宋绍熙元年（1190年），宋光宗即位。3年后，朱熹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秘阁修撰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朱熹此时已年过六十，但身健体壮，精力充沛，风流倜傥不减当年，而妻子已年老珠黄，情欲无从发泄，逛妓院等色情场所，又碍于自己“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朱熹早年就学佛，能诵经讲佛，到京城后，也经常进出寺院，也参加佛教道场活动。朱熹进京城佛界后，就发现几个年轻尼姑，不但美貌，而且能书能画，儒佛融通。朱熹就以天子之师，佛门子弟，儒家大师的身份，组织法会，巧立“共译佛经”、“共研书画”等名目，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接近和勾引了两个年轻美貌尼姑。尼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在朱熹诱惑和勾引下，暗中投入朱熹怀抱。朱熹老来喜得如花似玉尼姑，先后悄悄把两个尼姑带入家中，纳为小妾。从此朱熹就与尼姑在家寻欢作乐，沉醉在他所描写的“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境界。 宋庆元元年（1195年），宋宁宗即位，朱熹又为宋宁宗进讲理学。 宋庆元二年（1196年），由于朱熹勾引两个尼姑当自己小老婆的事情被败露，监察御史沈继祖奏本，指控朱熹十罪，并奏请斩首。御史沈继祖在皇帝和众大臣面前，当面谴责朱熹：“朱熹在明处把自己打扮成无人欲的神。有权时，在台州惨忍地拆散唐仲友、严蕊一对情侣，枉法强权推行‘灭人欲’主张。可笑、可恶的是朱熹自己暗中色欲横行，在武夷山调戏寡妇，在京中勾引二位尼姑同为妾。明处却要天下人‘灭人欲’，口是心非，阴阳两面。同时攻陷忠臣，颠倒黑白，为所欲为，所作所为，天下人无不痛恨！无不耻笑！其学该斥为伪学，其人该斥为伪师，罪当斩首。” 最后，皇帝宁宗念朱熹当过自己老师之情，只将阴阳两面的朱熹斥为伪师，其学斥为伪学，将朱熹逐出朝廷，遣送回家。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朱熹理学威风扫地。 已66岁的朱熹, 第二次斥为伪师，第二次被逐出朝廷，赶回老家。此次因积怨甚多，恐被人所杀，有家难回，只得离家避走，凄凄遑遑奔赴闽赣边境的山区小县江西新城县（现黎川县，位武夷山脉西麓），在深山峻岭中的福山寺，拜佛讲学，隐匿不出。两个已怀身孕的尼姑也随后跟至，但福山寺处于四面高山环抱之中，十分偏僻，朱熹只好将两个尼姑安置在山下村庄居住。两个尼姑也不时进山给朱熹送粮送菜，朱熹很感动，朱熹拉着尼姑的手，面对着冷冷清清的大山深谷，悲戚伤感，想过去在京城何等风光显赫，望今朝蛰居深山，有家难归，站在山头，眺望福建老家，不由地写下《题福山寺》，诗云：“迢迢百里外，望望皆闽山。皎日中天揭，浮云也自闲。”朱熹此时虽是野鹤闲云，但也不失一段浪漫的黄昏恋。两个尼姑后来也分别给朱熹生下了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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