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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永徽四年的时候，年轻的新皇李治为了震慑宗室中那群辈分高而又蠢蠢欲动的皇叔皇兄，特地挑了两个大头出来杀鸡儆猴。而这两个不幸撞上枪口的，一个是唐高祖李渊的庶长子李元景，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庶长子李恪。 李元景是死有余辜，因为高阳公主等人试图谋反就是为了拥立他登基；而李恪可以算得上是被无辜牵连的，因为李恪既不是被拥立的对象，也没有参与谋反。只不过因为李恪身为唐太宗的庶长子，这样的辈分在宗室中仅次于皇叔李元景，再加上唐太宗临终前只顾着担忧长孙无忌等人的安危，而没有记得为李恪作安排，李恪这才悲剧了。 李治登基后，曾将宗室中辈分最高的李元景和李恪二人同时加封为三公——李元景为司徒，李恪为司空，然后为了永绝后患，在高阳公主、房遗爱等人谋反事泄后趁机借题发挥，将这叔侄二人一网打尽。当然，也有人认为想要除掉李元景、李恪的是长孙无忌，而不是李治，但事实上通观整件事的始末，就可以知道李治才是真正的主使者。 《册府元龟》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李治曾召见房遗爱，并问他：“你身为皇亲国戚，为什么要谋反？”房遗爱则回答道：“我的行为罪该万死，但请陛下看在我告发了吴王李恪的份上饶恕我一命。”李治闻言便直接回了一句：“你现在才告发李恪，不是太晚了吗？” 甚至就在李恪等人被赐死后没过几天，李治就在观德殿里将这帮谋逆之人的财物分成五垛陈列出来，令诸位亲王大臣们举行射礼，然后又将刚空出来的司徒、司空的头衔分别封给了徐王李元礼（李元景、李恪死后宗室中辈分最高者）与功臣李绩，以此给宗室立威。 不过李恪虽然是冤死，史官也称其是“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但实际上所谓的“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比如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比如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比如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再比如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又比如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而且当时的人真的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吗？我们可以来看看唐人在提及此事时是怎样的态度。 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而且虽然有后世的史官拼命地为李恪挣同情分，又是说他“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又是说他的死“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但就史实而言却并非如此。 李恪曾在安州一地担任了十多年的最高行政长官，结果就在李恪被诬陷谋反后，且不说同样出身安州的许圉师与郝处俊这两位朝中重臣对此是未发一言；也不说安州境内著名的富商彭志筠，明明富有到都能够为朝廷的军队捐助大量的绢布了，却没想到要为自己“海内冤之”的父母官上表求情或出资减罪；单说事过境迁多少年后，朝中根本没有一人想过要请求皇帝将李恪被流放的儿子和幽禁的女儿给赦免了。 从民间地方到朝廷中央，都不见有人为这位“中外所向”“海内冤之”的吴王求过什么情，更没有人打着李恪的名号揭竿而起——就在李恪被杀的这一年，民间有位陈硕贞起义，却压根提都没提要为冤死的吴王李恪复仇；而章怀太子李贤死后，徐敬业举兵时就特地打出了李贤的旗号。 李恪死后过了7年，显庆五年时，李治想要显示一下皇恩浩荡，于是追封了当年谋反案的几个主谋，其中就包括李恪。虽然追封的只是从一品的郁林郡王，比原先正一品亲王降了整整两个档次，但好歹也算是有个爵位可以留给儿孙了。只不过李恪死后，他的4个儿子被流放岭南，女儿被幽禁献陵，所以继承李恪香火和郁林县侯一爵的，是与之毫无关系的河间郡王李孝恭的孙子李荣。直到又过了24年，光宅元年的时候，李恪的长子李千里遇到武则天的大赦终于能够重返京城，正好这时李荣因罪被贬，李千里作为李恪的长子，这才捞到了机会继承回这个从三品的郁林县侯。 等到李唐王室复辟后，唐中宗在神龙年间大肆追封这些宗室时，只赠了一个司空的头衔给李恪，然后改葬一下就完事了，并没有将他陪葬昭陵。至于李恪是否恢复了正一品亲王爵位，《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同样没有记载，而且因为李元景等人均有“复官爵”的明确记载，唯独李恪却完全无此一提，所以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提到李恪时，只称其为“郁林王恪”，而不是“吴王恪”。 再说回李恪的亲生儿女们。由于幼年即被流放或幽禁的经历，从其诸子诸女的经历及事迹来看，李恪的这些后代在心理上被父亲沦为政治炮灰的阴影所深深影响着，甚至4个儿子竟然没有一个是长寿之人。李恪的长子李千里更是堪称是宗室中的奇葩，武后时，李唐宗室中有气节的都选择反抗武后了，唯独李千里是一次又一次巴结讨好武后。 不过这也怪不得李千里，毕竟李千里流放岭南的时候不过7岁，整整31年的人生大好时光却不得不待在瘴气盛行的岭南不得回京，这漫长的大半生看尽人世冷暖，尝尽人间酸苦。所以好不容易光宅元年得到大赦后，李千里回京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进献吉祥的物品给武则天，再加上自身的确是“褊躁无才”，这才在宗室有才有德望者皆被诛杀的时候，捡回了一条命。不过也正因为在武后面前要各种卑躬屈膝强颜欢笑地讨好，所以内心压抑太久的李千里在面对下属时完全是另外一副残暴的模样。 根据史书的记载，李千里曾经从岭南带回一条大蛇，他用绳子绑住蛇嘴将它横放在门坎下边，下级官员前来拜访，因为只能向前看而不能上下乱瞅，所以往往会踏到蛇身上，然后摔倒在地上被大蛇紧紧地缠绕数圈，良久才松开。被惊吓的人失魂落魄，至死都不能恢复正常，李千里却借机取笑为乐。甚至有时李千里还会拿来龟和鳖，命人脱去衣服，然后怂恿龟鳖去咬对方的身体，而龟鳖一旦咬住人就一直不松口，直到自己死去，被咬的人疼得狂呼乱叫，而李千里就和姬妾们在一旁观看，以此来取乐开心。 后来李千里与节愍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结果却是不鸣则已，一鸣就身先死，失败被杀。虽然唐睿宗即位后称其“保国安人，克成忠义，愿除凶丑，翻陷诛夷”，又表示“永言沦没，良深痛悼”，结果也只是将李千里官复原职，既无追赠亦无改葬。 李恪的次子李玮早卒。唐中宗初年追封为朗陵王，他的儿子李袨过继给了李恪的胞弟蜀王李愔，官至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唐玄宗的时候爵位降为了郡王，不过从礼法上来说，这支已经与李恪无关了。 李恪的第三子李琨，《旧唐书》上说的很清楚，唐玄宗的时候因为占了儿子李祎的光，被追赠了个正三品的工部尚书，并被追封为了吴王。所以显然李琨能够被追封为吴王，与自己的父亲郁林郡王李恪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自己儿子的功劳。而且李琨被追封后没有改葬，也没有因为追赠而补发俸禄。对照一下同辈李治的嫡子们，不是皇帝就被追封皇帝，不能追封为皇帝的即使被废后仍追封为太子；再比较开元同期，李隆基兄弟除早夭的为亲王，其余的不是被追封为皇帝就是太子。再想想李琨的幼子李祗早在唐中宗的时候就继承了吴王这个封号，就知道李琨追封的这个“吴王”究竟能有什么分量与荣誉了。 后来李琨的幼子李祗继承了这一脉，李祗是经过几次升迁才做到了陈留太守，而他的儿子李巘先是凭借门荫补了个五品官，后来继承了嗣吴王的爵位。《新唐书》中说李巘死的时候被追赠了太子少保，但因其“历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风雨。收恤甥侄，慈爱过人，家无留储”，所以最后还是“公卿合赙乃克葬”。这点就不太能理解了，为什么李巘本身是从一品的爵位，死后又被追赠了从二品的官职，然而朝廷却没赏赐任何丧葬钱物，甚至需要同事们凑份子才能顺利安葬呢？ 李恪的第四子李璄，唐中宗的时候被封为归政郡王，因为其兄李千里参与了节愍太子起兵一事，所以连坐被贬为南州司马。最后卒于任上。 至于李琨的长子李祎，因为过继给了江王李嚣，所以从礼法上也排除在了李恪这一脉之外。不过既然《旧唐书》中郑重其事地声称李琨得以追封吴王是因为李祎的“显贵”，还说李祎的三个儿子“皆至达官，别有传”，那我们就来看看李祎这一脉究竟显贵到何种程度。 李祎本来是继承了江王的爵位，但最后还是被降了一等爵变成了信安郡王。不过李祎在唐玄宗的时候可谓是官运亨通，虽然他立下第二次军功的时候，算起来已是60多岁的年逾花甲年近古稀之龄了。但史书上对吴王李恪这一脉特别的有好感，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固然是因为他的军功得以封官，他自己也加封了从一品的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又兼任了支度使、营田使等官职，但史官仍要为其感慨一句“其赏不厚，甚为当时所叹。” 李祎本人也十分贪得无厌，经常强迫部下送黄金珠宝给自己，夏州都督府别驾苑玄亮因为不肯贿赂他，就被怀恨在心的李祎奏请朝廷，贬为了锦州别驾。 天宝元年李祎成为太子少师后没多久，旋即就退休了；等到第二年升为太子太师时，委任书刚下，李祎就病死了。根据《旧唐书》的记录来看，虽然史官记载唐玄宗听说李祎死后痛惜了很久，但李祎作为朝廷的从一品大官却连个谥号都没上，丧葬规模如何更是不得而知，而太子李亨对他的老师更是一点表示也没有。由此可以参考一下唐高宗李治是如何对待李绩的，加封李绩为太子太师时还特地增加他的实封共一千一百户；李绩生病的时候，李治和太子送药给他服用；李绩死后，李治为他辍朝七日，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最后风光陪葬昭陵的时候，李治更是“登楼临送，望柳车恸哭，并为设祭。皇太子亦从驾临送，哀恸悲感左右。” 再来看看史官专门为之单独成传的李祎三子：李峘、李岘、李峄。 《旧唐书》说李峘是以郡王之子的身份，按例封为国公的，唐玄宗在成都的时候郭千仞趁夜谋乱，李峘等人带兵平定，却只加授了正三品的文散官金紫光禄大夫。而李岘以门荫入仕，经过“累”迁才做到正六品下的畿县令，不过按照“一品子正七品上”的规定来看，可以反证其父李祎的“显贵”了——虽然就在长孙无忌被黜自尽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的嫡孙长孙延就已经捞到了正五品以上的京官。李岘后来因为“匡翊肃宗”有功，得封国公。李峄则是最后官至蜀州刺史，史官称这一门显贵的三兄弟为“荣耀冠时”（不知道同祖同辈的李巘被同僚凑份子下葬时这三位在哪里）。 这三兄弟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李岘，史官称其“少有吏干”“为政得人心”。然而正是在李岘身为京兆府尹的时候，杨贵妃的族人横行长安，李岘不仅对此束手无策，还被杨国忠找了个借口贬出京城。直到唐肃宗上台后，才重新重用了他，最后“与吕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担任的不过是中书侍郎一职，不仅有两名中书令做顶头上司，更要与另外三人分享所谓的相权），而李岘“位望稍高，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皆独决于岘”——结果“专权”的李岘“为中官所挤”，遭到李辅国的排挤，成为唐朝首位屈辱于宦官之下的知名宰辅。 就史书中的记录而言，李恪的子孙后代看上去都是相当的显贵，不是嗣吴王就是官至正五品以上。然而无论是李恪的嫡系李祗一脉，还是出继江王的李祎一脉，历仕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乃至以后的各代唐朝皇帝，却都不曾将本就葬在长安的李恪之墓陪葬昭陵，这又是何因？反观李承乾的嫡孙李适之出仕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就亲自下诏追赠李承乾为恆山愍王，以及褒赠了李适之的父亲伯父哥哥等好几个人。《旧唐书》中甚至有言：“数丧同至京师，葬礼甚盛，仍刊石于坟所。” 而且相当令人玩味的一点是，李恪的儿子李璄，孙子李祗，曾孙李岘、李峄、李巘等人都曾做过宗正卿一职，而宗正卿职责何在？ 简单点说，宗正卿就是掌管皇族资料的。所以聪明的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史书中说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而我们后人读起来只觉得相当的空虚，因为根本找不到相关的史料可以证明李恪究竟有什么文才和武才的，原来原因就在于此。 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有关李恪的资料被人篡改过了，如今看来的确是非常之有可能是被人篡改过了。不过这可不是什么“胜利者的史书”，而是身为掌管皇族资料的宗正卿可比所谓的“胜利者”们更有实质的权力——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他们要是将这些皇族的资料不动声色地修改一下，就算是皇帝也发现不了。 所以别的皇子亲王有名望有才能有吏干，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事迹作支撑的，唯独李恪这里就只有非常浮夸的赞美之辞而已。而李恪的后人们之所以只敢添些溢美之辞却没有增加更多的事迹让李恪的生平看上去更完善一些，想来一是因为李恪真的没什么事迹可以大书特书的，二来也是不敢随意乱编事迹添上去，因为多方一印证，就有可能出现纰漏。所以最多也只是夸上几句，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反正读者也不可能穿越回去，就算是有所猜测也无法证明了。 而且李恪的后代历任宗正卿的时候已是中晚唐，联想一下五代十国因为战乱，李唐嫡系的资料散佚不少，唯独李恪这一脉的信息却能保存得如此“详实”。其中究竟有多少猫腻，呵呵，自己思索去吧。 再说说李恪的女儿，李恪的第三女信安县主与第四女宣城县主也都是深受其害的可怜人，尤其是宣城县主李华，66岁至死都没能获得武则天和李唐皇室的恩准出嫁。而信安县主的墓志铭上虽然称其是“今上之姑母也”，然而自唐高宗永徽四年起，年仅5岁的信安便一直“桂苑幽居，陪奉献陵，多历年所”，名义上是看守唐高祖的帝陵实际上就是幽禁。结果这一幽禁就是整整37年，直到42岁，信安才得以受封县主，嫁给灵昌县令元思忠做续弦。 这样的遭遇反衬这句“今上之姑母也”，就可知这篇墓志的贴金贴得有多令人心酸了。倘若信安当真是以唐玄宗姑母这样的荣宠身份，又何至于被幽禁30多年后，42岁才得到允许受封嫁人，而且嫁的还是一个没落贵族的续弦？更甚至信安死后，唐玄宗对这个姑母也是完全毫无表示，连对其他唐朝宗室成员最常见的布帛米粟的赏赐都没有。 或许也正因为自幼年起就过着这样漫长而暗无天日的禁闭生活，所以即便是后来能够如同普通妇人一般嫁人，信安心中的怨恨与执念仍无法诉说，无处可诉，更不能消散，只能在墓志上一再强调自己的父亲是“为权臣所疾，谗言罔极，非命而薨”的。想来必是李恪死于非命的模样在年幼的女儿心中留下了难以淡化的阴影，再加上将近40年的幽禁生涯导致信安的性格出现了无可避免的偏差，否则信安又何至于事隔60多年后，仍要带着如此深重的怨恨之情沉眠于地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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