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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摘录 席林 著 顾明仁 译 p3 按照包含在基督教世界观中的原则和戒律，基督教伦理学对国家、社会和经济的状况进行评判；它以这样的信念为基准：对天堂的信仰构成尘世的力量。 P6 基督教的经济伦理学必须阐明：在哪些前提下，经济和经济活动同在信仰中辨认出的上帝意志相适应。 P13 基督教全部伦理学的最终目的和原则是，使人类和上帝──内心永远幸福的对象──相像。 （把人从世界引向天界，把人从可见的丛林带向不可见的森林） P21 启蒙运动的代表认为，就内容而言，经济是自律的；路德认为，由于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是推动力，经济活动总是和罪恶联系在一起，因此不适用基督教的标准。 P65 萨尔马西乌斯(Salmasius)和格老秀斯最终实现了对整个货币经济领域的“解放”，并为早期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他们对赢利的绝对化和对合理转向“事实”的解释，完成了这一事业。 P66-67 “天主教和新教信仰的相互区别”，冯施认为，“只存在于世界观中。”天主教徒转向世界，穿越世界，到达上帝那儿；新教首先在信仰中直接到达上帝那儿，然后从那儿转回到世界，由此：“强烈地使世界变得无关紧要，但同时极其强调在其中的行动。”（Wünsch：《新教经济伦理学》，357页）在这方面是否真的能够找到主要的区别，肯定非常没有把握。事实上，天主教徒根本无意于否认或者低估第二条路的意义。他只是拒绝这种意见，好像第二条路是唯一合理的。根据天主教的观点，看不见的上帝从看得见的万物中辨认出来。所以天主教很容易转向世界，为了穿越它到达上帝那儿。而且，天主教也在信仰中直接辨认出上帝，为了从那儿转回到世界中。但天主教徒最高的指路星是由圣灵注入心中的仁爱，无论他是否从世界转向上帝或者从上帝转回世界。 P107 促使和迫使人们劳动的自然原因是匮乏。 利奥十三世推断出两种与劳动不可分割的特点：劳动是个人的、劳动者的个人财富；劳动是必要的，如果它必须为搞到生活必需品服务。（《新事物》，34页） p111 劳动不仅应该生产出生活必需品，而且必须同时尽可能有助于个性的完善。 P116 英美人的观点是：工人应该学会把作为生活形式的劳动看做人类的使命。 但是，现在不能期望人们像过去某个时期一样，在广泛的范围内宿命论地接受劳动。因此，人们将不得不寻找一种关于劳动的更合理的观点。 这可以在基督教的劳动观中找到。 P117 天主教的观点……认为：每一种诚实的工作，每一种诚实的职业，都能被看做是实现人类目的的自然基础。 这样一种劳动信念，它最终把职业和工作作为对上帝的崇拜，仅凭它就能使人承受最单调的工作。 p117-118 当然，劳动总是和辛苦联系在一起。在此，作为惩罚和赔偿的劳动辛苦的观点获得了现实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好像劳动直到现在还只是罪孽的惩罚和结果，好像劳动还只是负担和痛苦。 P121-122 教会总是坚持这种思想：福音的“内心召唤”，为上帝服务的呼唤，和来自事物本身的自然呼声，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十分明显，这一思想是圣托马斯观点的基础，并同样适合于圣奥古斯丁的理论。事实上，如果新教强调这种职业思想的话，她没有宣告什么新东西。只有这一点是她特有的：即长期片面强调这种职业思想，好像经济伦理学的本质仅限于此。 P239-240 毫无疑问，民族活力的更新，绝对不是通过大城市的工业人口，而是通过农业人口。农业人口是健康的民族性和民族力量的源泉。因此，使农民保持健康、勤劳和劳动能力，用一切力量抵制也越来越传染给农业人口的现代道德败坏，对社会和国家利益是十分有利的。 P265 促进向工业化发展，是不恰当的。这样一种发展令人遗憾的结果是这样明显，以至于再次详细地列举它们成为多余。争取实现的不应是工业化，而应是相应地裁减工业，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工业的困境不只是由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而且同时与此有关：国外现在发展起来的工业，使原来向那儿的出口成为多余，或者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以及外国一再封锁德国的进口。对此，撇开向外移民──现在由于外国的措施同样变得很困难，由于德国殖民地被抢走而更加受到限制──不谈，只剩下这种可能性：通过在农村扩大移民事务并雇用大量的工人。 P267 一定要坚持：这样一种思想必须优先于生产，即最终就是合理满足需求的思想，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的思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和作为目的本身的利润追求。只有这样，才会考虑质量的要求；只有这样，正常的生意原则才会掌握生产者；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成为有机体。 P268 国家权力应该支持一切以一种合理的、有计划的经济为目的的努力，应该为对付来自贪得无厌、不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威胁性的混乱。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国家权力不应该采用在经济领域进行过分干涉的方式，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相反，国家权力应该将自己集中在自己真正的任务身上，也就是使公共利益和正义发挥作用。（《四十年》，n.109）为了争取达到一种理性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主要的手段是建立和实行职业阶层的划分。 P271 商业的社会意义首先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它将各民族联系在一起，它平衡剩余和不足。商业命中注定的任务就在于此。 P313 宗教改革以损害基督教权威的方式为个人主义思想铺平了道路；尤其是加尔文派，尽管它在自己的上帝信仰中设置了栅栏，还是强有力地推动了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穷人的贫困，在某些加尔文派的范围内，被作为懒散和没有能耐的结果，财富被作为上帝的恩赐和经受考验的象征。 （宗教是一种栅栏） p314 经济本身固有规律性的学说，“和路德的政治观点有个共同点：天国和政府权力世界相分离”。 对启蒙运动而言，可以理智地理解的人，作为从上帝那儿脱离出来的、依靠自己的、以纯粹的尘世为方向的个体，有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还有自己的自私自利，是唯一的目的和唯一的准则。整个生活应据此塑造独立自主的个体，他们通过协议建立按原子论和机械论设想的社会。和个体相同，文化领域也是完全独立的。因此，人们将它们首先从教会那儿，然后从国家那儿“解放”出来。经济领域也是彻底独立的，它由自己的规律统治，因此必须不受伦理的影响。需要的只是清楚地认识这些规律并按照它们行动，以保障成功。 P316 国家应没有偏见，摆脱所有人的利害冲突，它只应该关心公共利益和公正，应该作为法官凌驾于党派之上，但在现实中却常常成为自私自利的奴隶。 （经济活动并不是中立的，它会吞没、挟持国家。） p317 社会主义是那种方向，它在限制个体经济和强调共同体经济方面走得太远。 P326 道德意义上的有机体，它的特点是：社会组织体现了一个内在的、由上帝预先确定的目的。 有机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同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原子化相对立。 P331 “人的年龄比国家大”。（《新事物》，n.6。《四十年》，n.49）人们决不能忘记：“家庭比国家更令人崇敬，人首先不是为了世俗和尘世，而是为了上天和永恒而出生的。”（《圣洁婚姻》，n.69） p332-333 利奥十三世伟大的社会通谕《新事物》和《有关公众的要事》（1901年1月18日）以及《四十年》通谕──教皇庇护十一世在其中继续前任的事业──强调了进行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 P335 社会有机体制意义上的社会改革，它的核心是实行职业阶层划分。 P345 教会不能放弃应用经济伦理的原则，放弃走进新教方面多次断然拒绝和回避的决疑论的领域。 还有哪些手段能用用以完成教会在经济领域内的任务。对此可以将所有这些手段和方法都概括为社会基督教运动这个概念。 P347 可是，正是那些最迫切需要劝导的人，没有听布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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