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苍穹（华中师范大学） 明清之际，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这一次传入产生了较大影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的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相比于同时期其他来华外国人，耶稣会士不仅能出入宫廷，与上层人士打交道，参与政治决策，还仔细地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编写文章书籍，吸引了西方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民俗和文化，同时又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技和发展状况，直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但到了康熙时期，由于著名的“礼仪之争”，康熙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只准有天文、数学技艺的传教士留居京城，其余则遣返，雍正、乾隆、嘉庆等帝采取同样策略。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国公开传教的环境。所有传教活动只得转入地下。  到了十九世纪初，通过宗教改革而形成的新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督教）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主要是受17——18世纪西方被称为“福音复兴运动”的宗教热潮影响。传教士是抱着相当执着的传教信念来到中国的，当时两个较大的派遣差会是英国伦敦传道会和美部会。 他们在中国面临怎样的环境及有着怎样的生活呢？ 首先，就是清政府的不允许传教的禁令。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外国人严加防范和管控，将他们限定在广州城外珠江沿岸的一片住区，由广州的十三个商人组成的商行负责管理与外国人的贸易事务并监督外国人的行为。传教士达到后是向自己国家的商务管理人员递交介绍信，得到住宿安排，然后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居留中国，由中国商行头子为其向官方担保其身份。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是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他初到广州时，独自一人经历过一段相当艰难的岁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汉语，以达到沟通上的理解与信任。从1807年进入广州，到1834年在广州去世，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掌握了中文，期间他完成了《圣经》的翻译并编撰了《华英词典》和其他语言作品，还向西方世界介绍了大量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文化与政治，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他是重要人物。而他所完成的编撰词典和语法书以及翻译《圣经》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工作。  当时引起传教士震惊的是中国的拜神现象。马礼逊进入中国首先在广州穿行于珠江上的上千民船上看到船民用燃香祭拜神明的现象，他在日记中感叹到“这许许多多无知的，但是精明的、堂堂的中国人，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对只有一位充满智慧、独一完全的上帝，乃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这样的信仰，竟毫无概念。然而他们却敬拜许多神明，并对许多偶像献上祭品” 美国裨治文在参观中国寺庙后“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既好奇又反感、既喜欢又厌恶、既钦佩又轻蔑的复杂感情”。对内住僧人他在日记中记述:“他显得既不关心今生，也不关心来世……只觉得他是一位可怜而又可悲的迷信者。” 医药传教士卫三畏写道：“在潮水平缓的时候在这些街上走走，你会看到触犯上帝尊严的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一个热情的基督徒不可能不被这个智慧民族的堕落程度而深深触动。每个商店、每个角落、每个门柱实际上只要有房子的每个地方都烧着香，线香的数量是如此多，以至于在城市上空形成了一片云烟，这时候在外面行走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基督新教反对偶像崇拜，对烧香燃纸燃烛、供果祭酒、叩头求告等拜神求神的做法，新教传教士们觉的触目惊心、不可接受。卫三畏写道：“我到这儿已经一周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看到了无数偶像崇拜的情形，它们足以焕发我所有的工作热情。这座城市……一个需要基督徒努力的城市……我们难道不应该深深同情这群人，共同努力帮助他们吗”。 然而效果却不如人愿，中国人对福音普遍漠然。传教士接触了许多下层百姓，他们日日为家庭生计操劳，精于计算，对传教士和其讲述的基督，几乎不大关心。  卫三畏曾在日记中表述他与中国水手的交涉。“你向他们讲解小册子上和《圣经》上的内容，但是他们充耳不闻。他们只是默默听着，当你停下来等他们回答你的问题时，他们会问你多大了以及你从什么地方来。如果你解释书中的文字，他们看上去会同意你说的一切，但那主要是出于礼貌，话题是陌生的，说话的人是陌生的，使用的语言从总的方面来说也与他们习惯的风格与语调不一样。但当你询问有利可图的水上运输，告诉他们你衣服布料的价钱，或询问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亲时，你便触动了他们的心弦，并且找到了真正的听众。” 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体现出一种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传教士在并未获得其认可时便介绍自己的信仰，一般是得不到积极的回应的。卫三畏以失望的口气写道：“异教徒的迟钝和麻木是一直生活在基督教土地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我愿意和他们辩论一整天，但是你找不到有足够思维能力的人和你辩论，一个为他的信仰和习俗辩论的人”。 彼时西方大多国家处于工业革命大浪潮的尾声，纷纷崛起为资本主义大国，社会生产和思想都在飞速的进展，在国家力量增强的同时，在思想上，逐渐确立基督教文明高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感，故在有些传教士的日记和书信中不时可见带有优越感的语气。然而许多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亦有欣赏和喜爱的一面，在他们的传记中，时常有表达对中国传统生活的怀恋，传教士也受人文主义和平等思想影响，相信在上帝面前，无论国别和种族，获救的罪人是平等的。 总之，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以秘密身份在华活动了几十年，直到鸦片战争后，才通过《南京条约》正式确立了在通商口岸传教的权利。之后，大量的传教士来华，在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
|
|
